发布时间:2016-03-30 作者: 赵明昊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白皮书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迈入实施阶段。一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在顶层设计、政策沟通、机制建设、项目推进等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和认同也在增加。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
作者赵明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28日澎湃新闻。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白皮书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迈入实施阶段。
一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在顶层设计、政策沟通、机制建设、项目推进等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和认同也在增加。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
从历史的眼光看,无论是哪个大国提出的哪个国际合作倡议,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这一倡议的生命力,不断地为其注入能量,最终使其能够“可持续、自生长”。而“一带一路”的生命力之源可以说正是在于“通”与“共”。
核心是“通”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期间,专门去了两江新区的果园港,那里是“渝新欧”班列的起点。而在两年之前,他在访问德国期间曾经专程去了位于该国西部北威州的杜伊斯堡港,那里则是“渝新欧”班列的终点。杜伊斯堡港是世界最大内河港和欧洲重要交通物流枢纽,而果园港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水运、铁路、公路联运内河枢纽港,被称为长江上游“第一大港”。从国家最高领导人颇具深意的行程安排中,我们可以直观地体会到,“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一种由内而外、内外兼顾、内外融通的基本属性。
在21世纪,一个大国的成长不仅需要精确地把握“地缘政治”,更需要深入地琢磨、灵巧地经营“联通政治”。当今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多层次的“权力网络”,这些网络并不完全是由国家所构成的,也许是跨国公司,也许是超大城市,也许是为环保事业奔走的社会组织。总之,今日之世界已经是高度联通,一个国家的权力不仅来自于它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软实力,还来自于它能否在相关“权力网络”中占据一种“连接点”(hub)的位置。这是中国在本世纪真正实现崛起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中国人对中国在世界中的“坐标”变化,需要有一种全新的认识。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超过吸引的外资总额,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投资大国,这种状况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见。类似的一系列数据不过在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资源在外、市场在外、投资在外“三头在外”的格局日益清晰,中国与世界之间联系是何其紧密!
在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能不能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能不能从更深远的全球视角规划中国未来发展之路,成为一大严峻考验。很大程度上,“一带一路”正是应对这一考验的关键一招。
如果把“一带一路”放在中国外交的大背景下进行再审视,可以说,近年来中国正在践行一种“以联通为导向”(connectivity-oriented)的总体战略,而“一带一路”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要看我们能否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机遇,能否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背后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和世界发展机遇的“相互转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自然可以获取并强化自身在“权力网络”中的“连接点”地位。
过去一年来,“一带一路”在促进互联互通方面实现了诸多进展,既包括有形的联通,也包括政策、机制、规则等层面的“软联通”。以中欧之间的运输通道为例,目前中欧已经开通多趟货运班列,包括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湖南到杜伊斯堡的“湘欧快线”,郑州到德国汉堡的“郑新欧”;成都到波兰罗兹的“蓉欧快线”,苏州到波兰华沙的“苏满欧”;义乌到西班牙马德里的“义新欧”;武汉到捷克布拉格的“汉新欧”。截至2015年底,共开行中欧班列815列,同比增长165%。中欧双方正努力完善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等协调机制,构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通道网络和服务体系。
关键在“共”
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逐步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目前看,核心挑战在于如何真正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如何使“共赢”变得更加可触摸、可感知、可获得。“共赢”并不意味着所有“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从中获得均等的、同质的好处,而是创造条件,让大家都能感到自己是“受益者”。
首先是中国国内的各方面力量能否建立一种共赢关系。过去一年,基本上各省区市以及不少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案,但不得不说,存在同质竞争的可能性。比如,国内很多省份和地区都提出要建成“一带一路”的国际物流枢纽,都提出要建立“丝路文化交流中心”。这会不会造成“内耗”和同质竞争的问题呢?
中欧班列不少存在返程载货量较低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些省市可能想多要一些优惠政策,这就需要中央政府通盘考虑、统筹应对。
地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能沿用过去从中央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的老路子,而是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悟透和贯彻“一带一路”背后的新理念,多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融入“一带一路”。
其次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外布局如何更好地处理“点”和“面”的关系。近年,通过“16+1”机制,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走得比较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从中欧关系的整体发展角度进行谋划,既要向“新欧洲”增加投入,也要回应好“老欧洲”和欧盟层面的一些疑虑和不满。匈牙利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合作伙伴,但欧盟和匈牙利欧尔班政府之间的嫌隙却在扩大,这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困扰。
从“面”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还需要不断完善与欧洲对接的渠道,虽然“容克计划”的远期目标是撬动3000多亿欧元的投资,但它的初始资金也就210亿欧元,不少欧洲智库和欧洲的企业界人士都不是太看好“容克计划”。中欧之间的对接还需要继续优化,从而真正调动欧洲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实现更大层面的“共赢”。
三是注重项目安全风险的管理,“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协调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共赢”不仅意味着共享利益,也必然要求共担风险。风险难以消除,但却是可以被分散、被管理的。“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很多基础设施工程,都属于“重资产”项目。这些项目普遍都会涉及安全风险的管理,包括如何保障人员的安全。总体而言,中国还没有很强的“海外安全能力”,中国政府、企业都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准备。在尊重他国维护经济发展自主性以及主权的情况下,对接越深越安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力培育各主体的“风险共担”意识,这是实现共赢的基本保证。
最后是要讲好“一带一路”的“共赢”故事。美国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日刊文称,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国与美欧西方国家之间上演。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对“一带一路”的类似误读、误解、误判在国际舆论中并不鲜见。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而言,加强政策沟通、促进民心相通本是“五通”题中之义。现如今,传播力也是生产力,“酒香也怕巷子深”。未来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如何真正围绕共商、共建、共享,把“共”字的文章做足,把“通”字的文章做好,值得付出更多努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