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甬军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一带一路”战略经济研究专家。本文根据陈甬军教授2017年4月2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EMBA深圳校友会创新论坛和6月8日在中国名校EMBA高尔夫华北区预选赛开球仪式上的两次同名演讲记录稿整理，刊于 6月20日“经济大厦”微信公众号。

陈甬军教授

　　大家好！

　　十年前，人大主办了“北清人”EMBA高尔夫邀请赛，当时我代表人大商学院来致辞，十年以后又来到这里很高兴。记得当时我讲了两条：

　　第一，我说高尔夫球赛就是个运动，当时很多年轻企业家背着球包晃来晃去，好像很有身价，虽然不至于引起社会公愤，但是应该回归到运动的本质上。当时我举了个例子，我说当时我五十多岁，不像你们二十多岁，我不会“新三球”：高尔夫球、保龄球、网球，但是我会传统五项类球，文革前的中小学生都会玩的：篮、排、羽、足、乒。我可以和你们在座的比传统五类球类的平均水平，当时没有人敢应战。现在十年过去了，我在人大教授群里面也发出这个号召。别说你羽毛球或者乒乓球打得很好，单项拿90分，我五项平均每项拿75-80分，总共将近400分，你只有二、三百分。到可惜现在也没有人响应。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我的意思呢，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我们和你们差了三十年，都热爱运动就行了，不必赋予它很多社会功能。

　　第二，当时有个笑谈：五十年代，北京市的大学是“人北清师”，人民大学是排在第一位的。你们叫“北清人”EMBA高尔夫邀请赛，人民大学排在第三位，太谦虚了，应该放在第二。十年以后，已经是华北区的联赛了，不仅仅是三家了，所以这个名称也不成问题。

　　虽然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发言的这两个要点。其背后的内涵是：战略创新、特别是思维的创新非常重要。为什么五项球类我可跟人家挑战，我其实是换了一个思考方式，和人家单项比不过，但是我五项球类平均水平高，就比综合。所以，思维创新很重要。这就涉及到破常规的思维考虑。常规的思维、规定很多，但是在关键时候，你需要跳跃式、跨越式思维，雄安新区、“一带一路”这两个案例就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讲的一个观点是战略创新是最重要的创新。在美国商学院教授对美国创新战略的SWOT研究上，美国的强项包括创新和资本，现在要进一步推进的是创新引领。去年世界经济恢复到3.1%的增长，创新的势头逐渐体现，但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中国就提出了两个创新战略，一个是“一带一路”，一个是雄安新区。今天我们把它当做战略创新的案例来分析。

　　什么是“一带一路”

　　根据我的研究，它有三重属性。第一，对外是和平合作发展倡议；第二，对内部来说，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新战略。过去我们搞沿海开放战略、国际大循环战略，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在微笑曲线下方这一段走了二十多年，攒下了三万多亿美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但在2010年以后，情况变了。外需萎缩，商务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增加，需要新的战略。有的同学可能听过“不要提一带一路是战略”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战略和倡议是可以并列使用的，对外讲战略可能会引起误会，但是注意内外有别即可。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时候都讲倡议，而内部布置工作，到各省市、各企业开会，就是战略。第三，是国际合作项目——Project。这是最近学者们研究、企业家们反映要落地而提出的，不仅仅是个口号。所以中央在去年给了新的定位——国际合作项目。所以，大家在回答“什么是一带一路”的时候，需要从这三个角度把握。

　　两年前，我开始接触到“一带一路”，很感兴趣，听了几场报告之后觉得讲的还不到位，国际关系、外交，这个口号太大。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搞企业要讲究落地，所以我就自己研究，后来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带一路”是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中央好像没有提出这样的说法。我说中央这个创新理念提出来，需要理论研究和推进实践，不断丰富它的政策体系。讲了一年多之后，我的这个理念逐渐被大家接受。习主席在去年七一讲话提出，“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显然，“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项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我们企业家来说，这个就可以成为一个方向，一个准则。

    “一带一路”的内在经济回路是什么

　　三十年前，中国主要依靠两亿多的农村劳动力，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占有优势，所以我们通过微笑曲线下面制造业这一端，嵌入到全球的分工体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现在有什么优势呢？可以做一个经济学供需分析。

　　中国的供给优势有三样。第一，丰沛的产能，现在有的还富余，特别是钢铁、建材、水泥。第二，在中高端的制造业，有性价比最好的技术。高铁、动车、核电技术、港口、机场、高速公路整体的基建能力。性价比最好指的是达到相同的质量，我们的价格最低。有的发达国家做得很精，但是很贵。而且我们这个中高端技术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承受能力。第三，我们有三万亿的外汇存款，曾经最高到四万亿。大家知道，过去搞国际大循环战略，但是外汇一直是管制的，一个集装箱货物卖出去以后，来了两百万美元汇票，要到外管局去兑付人民币。过去两百万汇票换人民币一千多万，用来付水电付工资进原材料，进行再生产。需要外汇了，要到外管局去买。但是由于总是顺差，所以外汇越攒越多，人民币被迫投放。所以现在由外汇占款带来的人民币投放使得本就很大的M2继续增大，这也是去年房价高涨的一个原因。今年春天习主席和特朗普会谈的时候，特朗普要求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习主席说我们本来就要解决外汇占款过多的问题。现在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左右。去年流失得比较多，后来央行采取了措施。9月1号以后，你在外边刷银联卡，超过1000元，银行的人需要跟外管局报备，太多的话，可能会有人查你。我们攒下来的这些钱实际上就是打工妹这三十年在国际市场上挣的血汗钱。

　　对方的需求是什么？看“一带一路”图上面，中国到欧洲，两端——东亚、西欧经济圈，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高。中间这一段，就相当于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发展水平。包括：中亚五国——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西亚各国和中东欧十六国。他们现在急需要基础设施，每年有5000多亿美元的需求。一个有供给，一个有需求，这件事就可以做了。现在社会上对一带一路有不少议论，但是我说我们要讲事实。先不讲政治观点、不讲党派、不讲宗教信仰，就看这个供给和需求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我们再继续讨论下去，如果这个事实都不成立，那“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就没办法做。

　　从抽象到本质：“一带一路”共赢逻辑

　　既然大家都点头了，认为这是个事实，我们就继续往下走。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会用抽象法，去掉非本质的东西，研究本质的内容。怎么获得双赢？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举个例子，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组织发放100亿美元的软贷款给某个国家，就比如说是哈萨克斯坦。软贷款是和硬贷款相比较而言的，软贷款利率比较优惠，无息或者低息，但有某些附加条件。哈萨克斯坦收到这笔软贷款之后，条件是与中国的企业签订合同，比如中铁建、中电建、中交建，来建设他们需要的基础设施项目。

　　中国得到什么好处？第一，比如中铁建、中电建拿到订单之后，国内的很多配套订单就下去了，投资乘数就出来了，原来国内的闲置产能就可以用起来了。第二，企业是有利润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好处？第一，靠自己的财政收入积累进行建设，二十年估计都不够，和中国合作来做，三、五年帮你建成了。第二，提高了自己的管理和技术水平，以后运营就可以由你们国家自己来做。建成了以后，这些项目永远留在哈萨克斯坦，为它的经济发展服务。

　　就像我们国家一样，90年代后期，为了“保8”，朱镕基总理批准投资了一批基础设施，后来就发挥了作用。第一拉动了当年的GDP增长，第二，长期而言，为企业节省了运输、交易成本，形成正的外部效应。所以基础设施有外溢效应，能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100亿贷款以后怎么还？包括两方面途径。一个是项目本身的收益。高速公路收费，火电厂收的电费。第二个，有些社会性基础设施本身不挣钱，比如办个高校，但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类的基础设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GDP上升了，税基就扩大了，可以从增加的税收收入里提出一部分来偿还贷款。这样，通过项目的收益和增加的税收两个渠道，把一百亿贷款和几亿的利息还掉。最后实现双赢。　　

　　这就是“一带一路”最基本的经济逻辑，是使这个战略得以成立的经济回路。有什么案例？中印尼铁路，上个礼拜刚刚签约，谈判了两年。国家开发银行贷款43亿美元，由中铁建全部承建。这43亿就是广义上的软贷款。

　　可以再扩展一下。还有两个洲的国家要来，非洲和欧洲。非洲国家说我也缺乏基础设施，跟你合作好不好？我们当然欢迎。把哈萨克斯坦换成埃及、肯尼亚就行了。所以这次习主席在峰会上讲“一带一路”不限于沿线国家，只要按照这个模式，和中国一起合作，就是参与国。可以通过互利共赢，共享这个发展的红利。欧洲国家，老牌的工业强国，英国、德国、法国，有技术、知识产权、市场营销等优势、研发能力很强，但苦于没有需求。现在一带一路出来，出现这么一个投资洼地，欧洲国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说我能不能来啊，当然好啊。所以现在大家听到一个词国际产能合作的“第三方计划”。第三方就是欧洲。第一方就是中国，第二方就是合作建设基础设施的非洲或者亚洲国家。欧洲国家带着技术优势、知识产权，和我们组成一个联合公司，共同做项目，最后按照股份分红。所以，双边共赢变成了多边共赢。我们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合作过程中向欧洲国家的企业学习，提高我们的研发技术和管理水平。这几年，中国和欧洲国家的互动证明了我上面讲的理论模式。

　　访英趣闻印证研究结论

　　习主席前年秋天访问英国，特意会见了曼城的足球队员，给我很大启发。去年我去访问英国的时候，首先去了曼彻斯特，事先叫我一个同学买了一张英超联赛的票。正好是周末，事先他买好了，127英镑，票就寄到旅馆的前台，去登记的时候前台接待人员就给你了。曼联老特拉福特球场现场七万多人，感觉就是不一样。过了两天，我到了伦敦。有个中国企业俱乐部知道有个中国人大的教授来了，就让我发表了“一带一路”的演讲。

　　这个俱乐部很有意思，是个英国人开的俱乐部，每月办一两次关于中国投资活动的论坛和项目洽谈。你要加入进来，要交年费。那天我就讲了半小时解释“一带一路”的红利是怎么来的。他们马上明白了。趁机我也调侃了英国人一下，我说你们英国是最精的商业帝国。九三大阅兵请你们来，你们不来，政治上要和美国站在一起。但是亚投行一成立，你们是西方国家里第一个报名的。你们政治经济是分离的，他们企业家听了就笑了，说这是政府的事情。我说海上丝绸之路你们早就利用过了，两百多年前，你们信奉重商主义，就强调对华贸易的顺差。一开始，你们是顺差的。我们的瓷器、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过去，拿了白银之后买你们的鸦片，你们赚了。后来林则徐虎门销烟，不允许鸦片进来，结果白银留在我们中国，就成了逆差。你们一看，利用当时有个事件，在国会表决要不要对华动武，结果赞成票比反对票就多两票。所以，有的历史事件就是非常偶然的。如果当时有个议员不同意，就是平对平，国会通不过，财政不拨款，英国的舰队就开不过来，这样中国的历史就会重写。去年英国脱欧也是这样，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决定的。我那个在英国的同学那天给我发微信说，投票结果出来，他在牛津上大三的女儿和他们班的同学痛哭流涕，因为他们很气愤，说自己的命运凭什么由那帮老头子决定。那些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子感觉到在全球化里，自己的利益受损了，所以他们投票要脱欧。而英国的年轻人，他们去欧洲大陆就业、上学本来很便利的，一脱欧之后就增加了很多限制，他们的前途掌握在了那部分人手里。我听了之后很感慨。

　　这些都是调侃，他们英国人听了以后也没有恼怒，散会后和我喝红酒，给我讲了好多要到中国投资的想法。有一个人说要搞个“一带一路”拉力赛，从欧洲拉到亚洲。我说这个主意很好，但你最起码要先有个2000万的投资啊。所以，英国对这个很感兴趣的。再说，德国，默克尔访华次数最多，每次来干什么？带了一大堆合同。法国也是。所以欧洲国家对我们的一带一路总体上是抱正面、友善的态度。但是也不是高度支持，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他们会怀疑，也有矛盾。比如，美的收购德国机器人巨头库卡。去年我在德国开会讨论“一带一路”，几个德国高管发言时对这件事很恼火，说中国是钻了德国法律的空子。这件事之后他们立马修改了法律。这都可以理解，毕竟涉及到他们的利益。

　　“一带一路”提出来，本身是个战略创新、思维创新。抓住我们中国现有的优势和世界的需求推出这个战略。三十年前，我们只有劳动力，只能靠沿海城市，搞两头在外的战略，现在我们可以搞“一带一路”。

　　美国参与行不行

　　一年前，我的一个博士生说陈老师这一张PPT就不用做了，美国不会加入的。我说你先做吧，结果，半年之后情况变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去年9月访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加入亚投行。加拿大很老实，加入之前要先跟美国通气。英国人比较精，先加入然后再征求美国人的意见，美国也就没办法了。

　　两个月之后，又出来一个黑天鹅事件，特朗普当选。我马上想到一年前我做的理论模型可以用上了。第一个，特朗普商人出身，他看到了红利。大家昨天晚上应该看到消息：日本首相安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首次给予正面反映。提出日本要加入的话，有三个条件，第一，要透明；第二，资金回路要保证；第三，与TPP要对接。大家是否会觉得中日关系缓和了呢？是谁去做工作了吗？应该是他们认识到了“一带一路”里面有商机和红利。当然，日本加入是有条件的。中日要走向真正的合作，要克服许多政治障碍，时间还很长。5月14号峰会，美国派出了代表参加了，我说他们不是参加，真正的参加是要和我们搞项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回去再评估。现在特朗普看到了里面的商机。所以不排除三、五年内美国企业和我们中国企业共建一个公司，到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第二，美国自己也有5千到1万亿基础设施建造需求。试想，如果排除政治障碍，中美贸易趋于平衡，中国的公司到美国帮他们翻建高速公路、机场，有没有可能呢？按经济学道理完全可能，因为我们性价比高。所以，我们预计美国今后加入有很大的可能性。

　　大家想想，在上面这个模式里面，为什么西方国家自己不去做呢？原因就是需要建设的国家没有钱。欧洲国家金融危机，自己财政都很困难，也不可能有这笔钱。美国也不可能。中国有三万亿存款，起到先导作用。但是，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援建，不是撒钱，这个钱是要回来的。在5月14号的峰会上，习主席说给丝路基金增加1000万资本金，很多老百姓不明白，说中国又在撒钱。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们解释，增加资本金，是扩大基金的作用范围，并不是说钱是无偿出去的。现在宣传上要注意这个问题。

　　“一带一路”在微观上，存在互利共赢的红利，可以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获得。两国政府商量一起做这件事，企业定合同、齐心合力来建，建成了大家共同享受红利。这就是三共原则。

　　习主席高瞻远瞩，还提出宏观上为世界再平衡创造条件。这个很重要。世界经济现在总需求不足，萎靡不振，没有回到金融危机之前。去年全球79万亿美元的GDP，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18万亿，中国11万亿，全球经济增长了3.1%。要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就有8千-1万亿美元总需求的缺口。大家清楚，没有订单，设备就开不了，供给能力就闲置了。现在一带一路创造了需求。假设以后每年能够投资到400亿美元，投资乘数1：5，那就是2000亿美元。这样，“一带一路”就弥补了世界总需求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助推了世界经济再平衡。当然，这是个长期的过程。当然，中国也不能全扛，美国、欧洲、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也要起来。

　　所以，我提炼了“一带一路”的经济本质，两句话：微观合作共赢，宏观助推平衡。这样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这是个重要的战略，为什么5月14号吸引了这么多人来。关键就是“一带一路”本身有这个内涵。

　　“一带一路”有富矿：企业怎么干

　　峰会之后，搜狐财经来采访我，我花了一个小时把这两年研究的内容告诉他们。他们那个编辑很厉害，取标题为“一带一路有富矿”，但又说明这个富矿企业家要挖出来还是有风险的。这个采访录放到网上，36小时点击50万，我看了之后也傻掉了，我才知道“网红”是怎么来的。这说明基层干部、企业家、老百姓和党政官员都关心这个事。上层官员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具体内容需要我们搞研究的来解释。现在大家知道了，国家搭建这个平台，推出这么个战略，原来叫“国际产能合作计划”，但是名字太普通了，后来就借鉴历史内容，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就成了“一带一路”。当然，它还有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上面说的这个经济回路。这个经济回路，如果走不通，就是个忽悠。这个能走通，就能激励我们要去努力。现在国家搭建了这个平台，企业家要上台唱主角，把“一带一路”的红利挖掘出来。

　　对国内发展来讲，“一带一路”起到很多作用。最重要是解决东西平衡问题。我们沿海地区因为区位优势，总是走在发展前列。虽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这三大战略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仍然是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现在“一带一路”在新疆、西藏那里拉一个通道出去，让油气管道进来，就可以打造东西平衡的新格局。具体的我就不展开了。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战略问题。

　　战略创新、思维创新，是解决创新的根本问题。那企业应该怎么做？两句话，在当今的中国，你不懂“一带一路”，那就白活了。连昨天的高考作文题都涉及到了，如果你还不懂，那就是个不合格的企业家。第二，盲目出动，那你的EMBA也就白读了。要审时度势。首先，企业要挣钱，要有经济回报。外部考虑因素有五个，第一，政治环境，第二，资金来源，第三，在商务部那里要合法合规。为什么现在外汇控制得这么紧，去年有些老板转移资产，收购的时候被国家发现了，项目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日后国家要追究责任的。以后1000元都要报备，我们国家的政府还是很厉害的。为什么那些唱衰中国的话没有应验，关键在于那些人不了解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看看指标，很多都恶化了，比如有债务危机。但是中国经济还是这么活着。第四，可持续发展。三、五年内投资强度很大，当然会影响环境。去年我在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上发表演讲，在演讲后的互动上，有的非洲国家的代表就提出，“一带一路”会不会影响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我说这个问题确实要重视。后来，习主席就提出要建设“绿色一带一路”，这次峰会上也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过去，南亚有些水电站项目很好，但是因为环境问题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反对党趁机做文章，结果项目就黄了。类似案例有很多。第五，企业团队能不能执行走出去的任务。不行的话，先招聘人才，出去做个小项目，或者做做考察。

　　有前面的案例作支撑，我们看到，这个最早是用来解决富余产能和外汇占款问题提出的创新思维和设想，在实际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真正提高了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话语权。恰好，最近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导致了那么多黑天鹅事件，结果把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当然，中国不必要当头。

　　关于雄安新区，其他的就不细讲了，我就说几点。这是千年大计，要解决的是南北平衡问题。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北方、在北京，但是这几年，经济总量不断地向南方偏离。主要是长三角、珠三角发展很快。海南岛都是东北人买房子，这个还好理解，毕竟是老年人。但大量的人才南下，这几天我在深圳，那个创新氛围真的感觉不一样，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过来。以淮河为界，现在南北方的GDP大体是60：40，再过二、三十年，来个三七开会怎么样？那样的话共和国就会震荡了。南方经济总量一大，地方就很可能和中央叫板，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在北方，必须要把京津冀的经济搞好。　

　　疏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要把雄安打造成一个新城。“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生态城市”等新概念在很多现有的城市做不成，我们就可以在雄安新区搞。所以，我认为大家不要限于具体的东西，要站在更高的高度解决南北平衡问题。我是南方人，高考之前在一个流动发电站工作，这个发电站在保定有一个维修基地，这样我就比较了解保定周围的情况。雄安消息发布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正好有个证券公司要开全国形势分析会，我就去给他们讲了这个观点。我认为这才是千年大计。北京有政治权威，同时下面还有起码一半的经济体量，这个国家才能稳住。这和其他人讲的不一样，他们谈到的是更具体的方面，我是从本质分析。现在北京的四大功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把原来的“经济中心”去掉了。所以，在一带一路上，北京要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开峰会。不是说，“一带”是西安，“一路”是泉州，华北地区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还可以举个例子，深圳现在提出湾区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旧金山早就提出来了，我十几年前在斯坦福大学访问，就有这个概念了。回来后还把湾区大学这个概念写入了厦门大学发展战略，但是能否列入地方发展战略，并适时地提出就要看主管的领导。深圳两年前提出来的，现在被中央采纳了。为什么早没有提出来呢？这个概念早就有了，比如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主要是需要解决内部分割和一体化问题。澳门和香港，一国两制，通关的问题。再者，比如珠港澳大桥，深圳有些人就反对，因为深圳没有得到便宜啊。但是站在湾区的角度，珠港澳大桥就很重要。这座大桥连接珠海、澳门、香港，有的人认为深圳吃亏了，花了上百个亿，结果和深圳不沾边。但是换个角度，问湾区发展要不要大桥，就没有人反对了。具体我们就不展开了。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在深圳有投资。我认为在创新方面，深圳是后来者居上，是最有优势的样板城市。在干部任用上，现在许勤调到河北，朝阳出去的陈刚又刚到河北任职，并兼任雄安的书记，这也是一种创新思维。贵阳很落后，贵州的GDP总是垫底，后来陈刚去了搞了大数据，利用他原来在中关村的资源，利用当地天气凉爽，电便宜的特点发展大数据产业。服务器耗电量很大，这样就可以降低成本。把总部设在那里，通过网络，上千里服务半径也不成问题。这就是创新思维。本来贵阳也是要发展制造业，引进人才，但可能不行。结果大数据一弄，总部设在这里，人才不去也得去，这就发挥了当地的优势。现在中央把陈刚调到雄安，就是想变成第二个贵阳，用创新的思维。

　　今天在场的基本上是人大校友，就讲一个与人大有关的用人故事。人民大学去年搞了一个活动，校报登了一篇通讯，说：为什么78岁的朱镕基为97岁的袁宝华站台。袁宝华是人民大学的老校长，他当时出了《袁宝华文集》。文集出版时搞了个活动，在开幕式上，白发苍苍的朱镕基推着袁宝华老先生的轮椅出场，全场掌声雷动。

　　人大宣传部的副部长颜老师连夜和凤凰卫视写了一份稿子，中心思想是：为什么朱镕基要为袁宝华先生站台。说原因是袁宝华先生过去是他的老领导。当时朱镕基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去东北计委工作。袁宝华是当时东北计委的一个处长，朱镕基是他引进的一个年轻的后生。1979年右派平反之后，朱镕基做了社科院一个研究室主任，相当于正处级。袁宝华当时是国家经委的副主任，知道朱镕基很有才干，力主把朱镕基从社科院调到国家经委。所以现在朱镕基要为袁宝华站台。

　　我看见这份稿子，我就对颜老师说，这两个故事都很好，但是还不足以让将近80岁的朱镕基出来站台。最重要的故事是，1983年，1928年出生的朱镕基55岁了，按照当时的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规定，不能提副部级，只能在经委正局长位子上退休。但是袁宝华老先生和国家经委的主要领导都知道这个人的才干，几次找中组部，反复说明，朱镕基非常有才干，被打成右派耽误了时间，应当破例提拔。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关键时候要突破常规思维。中组部听了国家经委的介绍，后来看了材料，还是被经委党组这些老干部打动了，当年提了朱镕基为经委副主任。

　　颜老师就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当时从厦大毕业，就在国家计委那座大楼里面工作，搞宁波开发，朱镕基就是我工作的联系对象，所以知道这个故事。

　　没有这个故事，就没有朱镕基后来的传奇人生，共和国就没有这个总理了。为什么？1987年，上海市政府给中央打报告，要求以108亿基数财政包干。当时，上海、浙江、江苏这些南方地区需要向中央上缴财政，中央靠上缴的财政收入来贴补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后十几年，上海每年都需要上缴一定的数目。但是当时城市建设欠债太多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于是上海市政府向中央打报告，说明年以今年为基数上交108亿，多出的部分交由上海解决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带领一个由七、八个国家经济部门的人组成的调查组去上海调研。其中，国家经贸委就派朱镕基去了。调研之后发现上海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准备同意包干计划，同时向中央建议内定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市长。按照我们国家的干部体制，上海市长是正部级、正省级，必须从副部里面挑。所以没有1983年的提拔为副主任、副部级，就不会有1987年的上海市市长。这关键的一步就是靠包括袁宝华先生在内的国家经委党组领导。邓小平上世纪90年代前后连续几年到上海过春节，当时江泽民已经调到中央任总书记，朱镕基作为上海市领导，都要陪同。结果邓小平就对这个当年国家计委的干部印象很深，后来1992年邓小平就向中央建议，朱镕基是个人才，要进入常委。如果没有这个上海市市长，就没有机会陪同邓小平，也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正因为袁宝华对朱镕基有知遇之恩，才有78岁的朱镕基为97岁的袁宝华站台这动人一幕。

　　上面内容的根据就是《朱镕基上海讲话》的第一篇文章。这一篇记录的是1987年，上海桑塔纳项目落成时他的讲话。当时他还没当市长，为什么这篇也收录在里面呢，就是因为当时已经内定了他要留在上海当市长。所以，有时候思维、战略的创新还表现在用人上面，历史上某个偶然事件的发生推动了历史的潮流。

　　总结一下，我刚刚提出的两个大例子：“一带一路”和雄安新区，两个小例子：广东的大湾区和贵阳的大数据，都体现了破除常规的一种创新思维，这才是创新引领的最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打通了，后面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就按照定下来的路子走。如果这个环节不通，后面即使做了很多，你这个产业、企业也不会有大的改变。所以十八大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为主，最主要的是战略创新。我们学EMBA，管理学里面提到细节决定成败。我对这个观点很不以为然。当然从管理学的角度，在其他情况都确定的情况下，细节不到位自然不可以。但是如果你战略错了，整个方向都错了，那细节再好有什么用。

　　因此，战略创新是创新里最重要的环节。里面最重要的是思维创新。因为战略是集中现有的条件，对某个事物、某个领域提出一个综合的整体规划、发展方向。它是粗线条的，但是又是影响全局的，覆盖长周期的。战略的形成要做很多前期工作，做很多判断，很多数据搜集工作，更重要的要有它的内在逻辑。一旦成立，它会对全局发挥长远、重大影响，比如我们的一带一路、雄安新区。军事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我们经济上的战略也是这样。下面我还放了很多，比如技术创新50例，比如现在的优步等等，我就不展开了。关键的还是思维的创新，这是引领整个创新的源头。

　　正好50分钟一节课，谢谢大家！（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