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017年第20期《世界教育信息》杂志 。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该倡议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致力于实现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引发世界热议，在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回应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为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情况，本刊对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讲席”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王义桅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王义桅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开创新型全球化的重要途径。该倡议将实现中国从追随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同时，中国在推行该倡议的过程中面临国内外的双重质疑和诸多挑战。

新的角色：从追随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

《世界教育信息》：2017年7月，您出版了新著《再造中国——领导型国家的文明担当》，提到“中国通过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正在塑造和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首先请您谈谈“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义。

王义桅：实际上，谈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最初并非用“参与”这个词来说明。这种关系是从原先的“追随”变为“参与”，再从“参与”走向“引领”。

由于我们国家的近代文明较为落后，处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因此人们总是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要圆，外国就代表着现代化，代表着先进，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近代文明。因此，对照欧美的发展，我们一直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加速发展自身，以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我们在飞速发展、视他人为参照系并不停进行追赶时，容易在过程中迷失自我，而仅仅成为别人的复制品。

十八大以后，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过分追随的局面，倡导平等地、横向地看待世界。我认为，具体如何做，应涵盖以下三点。其一，我们要自信，原因是中国寻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基于此，中国提出了“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前面三个最终是要落实到文化自信当中去的。如果没有文化自信，其他如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思想观念等的自信就没有了根基。其二，我们需要鼓励他人自信，即鼓励别的国家也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倡导每一个国家的命运都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后才能形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三，我们要相信我们能够解决西方国家所不能解决的难题。这一点与原先的角色相比，已经实现了一定的超越。原来的中国觉得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已经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了；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为人类提供一种器物、制度、精神层面的公共产品，我们要担当起自己作为世界重要成员的角色。

因此，当我们有了以上三点主要认识之后，境界已经高于原来。这一说法并不是不谦虚的表现，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学习、继续开放，但我们也需要对自身所具备的、中国式的统筹协调和标本兼治思维在全球治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识。正如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所预测的，将来解决西方文明、世界文明的问题，可能还要从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方面寻找答案。因此，我们要自信，要相信我们国家有能力去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今的中国正在逐步实现新角色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引领者”。此处的“引领”主要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引领方向。“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化不能再是美国原先的那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上的“热钱”多达50万亿美元，“热钱”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经济繁荣；一旦撤走，这个地方就一片萧条。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的。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锁牢”的是对冲基金（hedge fund）①。但是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这种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散泡沫，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项目，名目繁多得让老百姓不知所以。

而中国所倡导的金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聚焦于实体经济，其中，最有代表的实体经济就是基础设施。就目前来看，人类在未来40年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将可能超过过去的4000年。现在所说的基础设施升级换代，不是简单的修路造桥，还有数字化、智能化等。以前的基础设施是“铁公基”，今天是天电网、陆海空、人机交互、万物互联。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电线到处都是，不仅影响美观，还容易造成安全事故。这些问题在将来都要通过数字化、电子化、智能化的技术加以解决。这条路任重道远。

如今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化的一个新的方向，即全球化要向均衡、普惠、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我曾在题为《“一带一路”开创新型全球化》这篇文章中用“中式全球化”来代表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所推崇的全球化，尽管这一说法尚有需斟酌之处，但我想表达的是：我们推崇“中式”，并非否定“西式”，“中式全球化”并不是表示要以中国为主导，我们所倡导的是在以前那种不可持续的、有问题的、虚拟化、泡沫化的全球化方向基础之上，去引领一个崭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是要均衡、普惠、包容、可持续。

第二，引领路径。“一带一路”倡议下所引领的路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先的全球治理，很少有国家愿意和他国互相商量、共同建设。如今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就表示对于“需不需要建设？”“需要建设什么项目？”等问题，国家之间可以一起商量，建设的过程中一起分担责任，建设成果由各国老百姓分享，而不是仅在国家层面上共享。如果能够做到并且坚持这一点，那就真正地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将会无往不胜；也只有知行合一，才能保证国家的长远发展。

第三，引领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下所引领的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即中国要通过一些“中国创意”来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引领世界上的新型合作与创新。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为例，亚投行一开始就以“机构精简、廉洁、绿色”（Lean，Clean，Green）的高标准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可以说，亚投行正在引领国际金融机构在制度观念、运营模式方面的创新。需要注意的是，亚投行并没有推翻原来美国建立的体系，它以美元作为基本货币单位，在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扮演着桥梁的角色。

总的说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意义在于：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在实现从“追随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大大提升。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正致力于打造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模式，开创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这个“新”在于国家间的发展与合作不再是单方面说了算，而是一个国家可以提出一些创意、一些设想，其他国家可以一起共商、共建、共享，一起琢磨如何更好地顺应世界发展，如何更可持续地进步。实际上，这一倡议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超越了原来的普世价值，引领人类未来合作的新方向。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世界多样性和国际社会的发展需求。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全球治理中，其表现为各国应首要着眼于本国国内的发展，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强调了国家自身应好好发展，国家应将本国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下中国国内的脱贫致富、基础设施建设、区域试点开发及推广等问题，经过摸索和实践之后，发现其适合走“先试点后推广，以点带线，以线带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国格局”这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比较适合走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障发展，进而通过国内的改革推动国际层面的改革，最终形成全球层面上的改革，而不是直接“一刀切”。

新的方案：智能电网、特高压、清洁能源三位一体

《世界教育信息》：“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全方位发展、繁荣富强的历史机遇，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良好契机。请您和我们谈谈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的体现。

王义桅：“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能源合作的问题。当下，很多国家都面临能源短缺问题，目前仍有近13亿的人民没有用上电。但若用传统的方式（即煤和油）来发电，则会增加碳排放量，不利于环境治理。针对这一现状，2015年，我国提出了“三位一体”的解决办法——即智能电网（Smart Grid，SG）、特高压（Ultra High Voltage，UHV）、清洁能源（Clean Energy，CE）的三位一体。

具体来说，第一是智能电网。智能电网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改造的电网系统。原来电网系统中的电容易流失，利用率很低，也不智能。但是结合当下整个世界都在升级换代的大趋势，电网系统也在逐步实现电子化、智能化。

第二是特高压远程输电。以阿富汗为例，当我们在阿富汗讲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阿富汗的相关领导人表示他们要成为中国的“能源走廊”。由于阿富汗北部国家的能源十分充足，但南边的巴基斯坦等国家则严重缺电，该国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是能将这南北国家中的能源通道打开，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此，中国现在正在阿富汗的相关地区建设相应的工程，以此将北部的油、气等能源变成电、特高压，而后输送到南边。正如中国将青海的光伏通过2000多公里输送到上海一样，特高压可以大大提升我国电网的输送能力，保障电力能源不流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对环境、人类安全的诸多益处。目前，中国的特高压远程输电技术非常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阿富汗能够借助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的能源走廊，这不仅解决了阿富汗自身的发电问题，而且解决了南部国家的电力短缺问题。

第三是清洁能源。我们有西电东送、风光互补、跨国互联等等说法。比如，“水火互济”即为，中国目前的能源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没有电，但有的地方电力充足；有的地方水量充足，但它没有发电的能力。以尼泊尔为例，该国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是世界上水资源第二大丰富的国家，但其电力能源十分短缺。尼泊尔的电力能源仍然依靠印度等国供油来获得，这样容易导致别国干涉尼泊尔的内政。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能够应用像当年葛洲坝一样的技术工程帮助尼泊尔解决其电力能源问题，甚至还有可能促进其能源出口。尽管尼泊尔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它能利用本国的优势能源进行水力发电，从而解决电力能源问题。再如，在撒哈拉以南光照丰富的非洲可以开发光伏，进而缓解5亿非洲人的用电难题；也可以在有风的地方利用相关技术进行风力发电。这些水力、风力等，就是“清洁能源”。

因此，上述“三位一体”的新方案或许能够彻底解决人类的能源短缺问题。这一点也说明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解决人类的能源短缺等问题上不仅提供了新的方案，也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手段、技术资金、人才资源。这就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全球治理首先涉及联合国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这17个大的目标里面，如果能源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无法良好地解决教育等其他问题。中国人常说，“要致富先修路，要快速修高速”。那么在今天这个大环境下，我认为可以再加上一句“要闪富，通网络”。但若我们电都没有，如何开通网络？

由此可见，中国正在通过中国创意、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塑造和引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以及全球治理。原来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主要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中国只是一个参与者的角色。例如，原先的中国，加入的是美国主导的货币体系和国际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引进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公共产品了，他们自己都逐渐地从体系中退出，因此我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更应该不断发展自身，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案来应对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挑战。

新的概念：中国特色的“共同体”

《世界教育信息》：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您如何理解“共同体”这个概念？这一共同体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义桅：共同体”这一概念，最初源于西方的“community”一词，在国际关系中表示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中国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了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思想，最终形成“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含义不同于原先西方世界所倡导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西方的“共同体”概念。

从实质上来看，原先西方世界打造的“共同体”实际上是在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体系下提出来的，他们明显区分了“核心圈”“外围圈”等概念，体现了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但现在中国提出的“共同体”是要做到最大层面上的包容，最大层面上的和而不同，最大层面上的平等与公正。这就代表了它绝不是回到以中国为中心或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当中去。因此，结合教育这一百年大计来说，“教育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在国际社会弘扬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表明了我们必须要用一种前瞻式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教育，教育在做好当下的同时也应当面向未来，教育事业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建设好的。

从意义上来看，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教育共同体”的打造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核心事业。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也是中国打造“教育共同体”的途径之一。只有首先将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好了，才能更好地发展教育；只有教育事业发展好了，才能解决人的观念及人才培养问题；只有人才培养好了，才能不让贫困延续，终止代际贫困，才能求得国家更加长远、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共同体”的打造也是实现民心相通的一个重要手段。例如，孔子学院的建立和推广大大拉近了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沟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双向沟通还远远不够。我们往往只是输出汉语，但对对方文化的学习却不甚理想。我曾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碰到在当地孔子学院生活了好几年的老师，但他仍未学会当地语言，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

因此，教育一定要强调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强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只有相互学习，才能共同进步，以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局面。例如，在人才的选用上，我们不应拘泥于本国，而应该在世界范围内选用人才。正如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所言，美国是在世界70亿人民中用人才，中国是在当时的13亿人民中用人才，因此总是竞争不过美国。因此，现在的中国应该从44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甚至从世界70亿人民中去寻找并选用优质人才。在人才的培养上，我们应该在“双元驱动”的发展模式及开放性金融的理念下与他国开展合作，建设更多的诸如非洲领导力学院（African Leadership Academy）、埃塞俄比亚梅莱斯领导力学院（Federal Meles Zenawi Leadership Academy）等学院，以此与他国共同培养优秀人才。此外，我们要把华人华侨的资源用好，要重视华人华侨的作用，提高华人华侨的身份地位，促进他们发挥自身优势的积极性。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下所推行的“共同体”，一定要首先服务于一个共同的事业，建立一个共同的身份，强调一种共同的合作。“共同体”所强调的就是一种共同的理念，这种“共同”，不是你的或我的，而是我们的。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教育模式、教育项目、教育方法的创新，例如，国家间语言的相互学习，文明的交流互鉴等。另外，在“共同体”的打造过程中，媒体也很重要。媒体对舆论的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通过“教育共同体”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应该正确认识并有效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新的挑战：国内外质疑的双重困境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中国在全球治理“议程重设”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或困难是什么？应该如何去应对？

王义桅：的确，在“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实行的过程中，使命很光荣，挑战也很大。总体来说，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中国国内，国内诸多国人的思想没有转变。目前，部分国人仍认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即可，没有必要帮着别人做一些修路造桥工作。他们甚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施行就是在对外“撒钱”，认为当下中国国内的法律制度、金融改革、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等尚未完善，在中国国内的梦想还未达成之前，对外的国际合作等只会后劲不足。上述这些国内的对“一带一路”的质疑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议程重设”中所面临第一大制约。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一带一路”倡议也在倒逼中国国内改革。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外部世界，国外甚至是整个世界尚未习惯中国角色的转变。以前的中国是求着西方发达国家带领其发展，现在是中国带领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这种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此，国外不免有诸多的不习惯或不认可。例如，作为中国周边国家之一的菲律宾，它习惯于仰望美国，习惯于以前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现在不免有些不习惯。总之，由于原来的全球治理的架构、观念、模式是西方几百年来就一直塑造的，而如今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才站稳脚跟多少年？中国在这方面的“稚嫩”容易让其他国家产生质疑。

针对上述两方面的质疑，我认为应从以下两个角度应对。第一，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我们不仅要在原来的体系内进行改革，而且要创立一些新的体系。以人民币为例，我们提倡人民币也要国际化，因此，在现今世界范围普遍使用美元的情况下，需要进行一定的创新。我们既要在原来的体系中深化改革，还要具备跳出体系继续改革的勇气和智慧，以此促进国家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的发展。第二，树立适当的敌我意识。尽管我们一直呼吁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在建立的过程中，既有中国自身的能力建设和不断学习，也有来自世界本身的其他风险，后者并非中国所能左右。例如，我们现在面临的金融风险、安全风险（朝鲜核武器立场等）等并非中国一国所能改变。因此，在关键时期的关键事项当中，我们需要分清敌友，在不断开展合作的同时，也要树立适当的敌我意识。

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多领域、突发式、内外联动、传统和非传统交织着的，我们需要以超前的意识来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等到中国发展好了再去解决，因为等我们发展好了，世界或许早已变成另外一番模样。我们需要抓住窗口、抓住机遇、合理均衡，既要奋发有为、又要统筹兼顾，在受到各方质疑时稳妥应对。

新的外交：博而能专，综合发展

《世界教育信息》：您曾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请您谈一谈我国在外交人员的培养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王义桅：就当前中国外交人员的能力来讲，还需要大力加强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其一，相对于中国正大规模地走向世界来讲，外交人员不仅是要把中国的利益维护好，还要给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例如，在与老挝的领导人进行对话的时候，老挝领导人表示希望中国协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便提升他们的法律素养，在加入WTO之后能够看懂法律条文。这就说明，在当下的中国，外交人员需要具备其他专业方面的基本素养，如法律方面的外交人才，以便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适应“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家发展进程。

其二，相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来讲，外交人员不仅要发挥自身的语言表达专长，还要对“一带一路”领域有相关的了解与研究。所谓“外交”，意在对外交流，外交人员的专长之一就是语言表达，在和他人或他国谈合作的过程中，外交人员不仅要说服对方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来，更重要的是告知对方“一带一路”的具体模式。这就要求外交人员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到相应的了解和研究。因此，可以建议让更多的地方干部去海外挂职。对于地方干部而言，良好的挂职经历不仅能够拓展他们的视野，而且能促进他们重新学习世界，在拥有了一定的学习和积累之后，他们才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重新探索中国国情。

其三，相对于国家安全来讲，外交人员中非常缺乏国家的安全守护者。“一带一路”倡议下有很多的安全风险，我们原来的外交体系中对于安全方面的人力派遣十分不够。应当与别国共同培养安全人才，将大大小小的安全隐患防范于未然。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出现了恐怖分子等安全风险，我们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去应对。这一方面需要从各种细节做起，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世界教育信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加强合作、共同行动，应重点培养哪些人才，以服务“五通”？

王义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纪工程，百年大计，人才短板一定要尽早补齐，还要与时俱进培育各类各式人才。其一是通才，即通晓外国、熟悉中国模式的综合性人才，能写出类似伏尔泰《风俗论》的作者，能为外国搞建设的官员、企业家。其二是专才，尤其是国际组织的专业人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组织者、实践家。其三是共才，即中外共同认可，了解中外国情、世情的人才。培养综合安全与发展、本土化又全球化的人才，是“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努力目标。“一带一路”大学、“一带一路”培训学院、“一带一路”智库将来会雨后春笋般地诞生。（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