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晨晨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本文刊于3月17日国际在线。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五次提及“一带一路”，词频不低于2017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线“深化供给侧改革”。报告还特别提及高质量办好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可以预见，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讨论，尤其是中国借“一带一路”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中担当何种角色、以何种方式处理与既有区域秩序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将持续成为今年的国际舆论热点。

　　自2013年底中国正式向世界提出“一带一路”概念，并随即高效筹建亚投行以来，地区经贸架构会因“一带一路”产生何种变化、中国在此过程中的角色是什么，部分国家对此有些疑虑。国内对此问题也有讨论，但当前有一项基本共识，即“一带一路”的规则化、制度化程序相对较低，“挑战现有区域制度与国际体系”目前实际上还无从谈起。

　　理由很简单。学界通常认为，衡量任何一项合作倡议或合作框架的机制化程度有三项标准。第一，倡议发起的正式化，如是否由各国政府正式陈述、公开批准。第二，稳定化，如是否有永久办公室或稳定的行政设施。第三，授权化，如是否授权第三方执行规则、解决争端。

　　以这三项标准衡量，当前“一带一路”的低制度化一目了然。首先，合作通常由中方领导人出访或在国际会议场合以建议方式提出，并无正式、统一的官方合作机制。第二，尚无永久办公室，或稳定的机制安排。第三，在执行与争端处理方面，目前并没有明确指导原则阐明各方权力义务、利益如何分配。在争端处理方面，仍倾向于以私下谈判方式、而非通过稳定机制来解决。

　　可以说，如果我们将“一带一路”看作一种新型区域合作安排，迄今为止其贡献并不在区域经济与贸易的制度化、规则化建设方面。“一带一路”代表的更多是一种灵活的“政策治理”模式，强调的是在重新审视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现实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地区既有正式与非正式机制与协定，努力为之提供新动力。

　　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合作的可持续程度需要制度化作保障。但我们不能高估地区国家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规则的认同度还不均衡，就规则先行谈判的成本较大。另一方面，这一地区已经有较多合作机制，包括上合、亚太经合组织、东盟10+1等，对中国而言，简单新建又一项合作机制毫无意义，因为整合既有规则和机制已经难度很大。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案例积累来探索路径的试验哲学仍在持续。就“一带一路”而言，为使沿线国家真正投入主要资源，让合作项目尽快启动，中国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合作方式，包括正式与非正式机制，双边与多边机制，这已成为一种效率优势。尤其由于“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并且沿线国家在基建融资上存在巨大缺口，目前合作动力得到实质性调动。

　　中国须借“一带一路”证明，中国国内的“发展与稳定”的良性互动可以复制。试想，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直危机重重，社会动荡，“一带一路”以刺激经济来释放区域活力，建立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自然没有说服力。但如果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不断积累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良性互动的成功经验，历史的大势无疑会站在中国这一边。

　　欧美既有的基于规则的成熟合作模式无法照搬到亚洲。长期来看，中国应与相关国家一道，在地区经济治理过程中学习创造性的规则整合方式，并逐步在此基础上形成凝聚最大公约数的规则制定方式。例如，如何将亚投行等新型机构融入到国际与地区发展议程中，如何加强跨境协作与监管，如何将各国投资规则与市场规则结合起来，形成契合各方利益的最优标准。

　　总体而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推动区域经济治理由市场自由至上，向更加开放与平等的方向演进。但这需以稳定的政策为支撑，而非中国单方提议。地区经济治理需要适合地区现实并与时俱进的规则作保障，这一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实实在在的探索，对中国而言，这也是向地区经济合作的规则治理贡献智慧的契机。（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