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2019年第3期《中亚丝路》，为“带路回应专栏”系列文章。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国际上一些新版的“一带一路”输出论杂音也随之而来，比如借“一带一路”进行军事扩张、输出意识形态以及腐败等。如何深入对此进行有力反驳，对“一带一路” 下一步建设非常重要。笔者试着将个人的经验分享如下，以供参考：

中国想通过“一带一路”进行军事扩张吗？

当遇到这个问题时，应该斩钉截铁地回答“不！”

“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的中国军力作用，是一些欧美学者讨论的重点。他们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中通过军力部署进行军事扩张。比如，美国学者莫甘•克莱蒙斯就把当前中国推行的强军政策牵强地与中国对外合作倡议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中国的强军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深化军队改革与维护国家利益，从不是为了侵略他国或军事扩张，也更不会把全球霸权视为中国军力发展的方向。中国国防部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没有军事和地缘战略意图，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谋求势力范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

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一部“一带一路”政策白皮书《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的名义对外公布的。一直以来，这三个部委在“一带一路”推行中发挥了领衔作用，此外，还有中宣部、中联部、公安部及相关财经部门积极参与其中，而所有“一带一路”倡议的官方文件里，都没有中国军队的角色。这并不是说“一带一路”不重视安全，而是中国相信，目前“一带一路”涉及到的投资安全、贸易安全、金融安全、基建安全等诸多安全议题，都能以非军事的方式智慧地加以解决，不需要也没有必要使用军队。中国不搞政权颠覆，不搞军事威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让生意归生意，商业归商业，是“一带一路”得以开展与推进的重要逻辑。

“一带一路”倡议中涉及到一些海港建设同样并非出于军事目的，而是出于经贸目的。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希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等国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建海港，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外贸易，这本身正是“一带一路”倡议中贸易畅通、设施联通的应有之意，与军事扩张无关。

当然，像电影《战狼2》《红海行动》所展现的中国军队拯救中国海外侨民的事，是有现实依据的。中国目前有数万家企业在海外，为数众多持有中国护照的国人在海外旅居，海外资产高达数万亿美元，面对危险，理应捍卫正当权益，通过撤侨、撤资等合理有效方式，保障国民在海外人、财、物安全。这要求中国舰机具备相应的远程运输与营救能力。这也正是几年前，中国在吉布提修建后勤保障基地的重要背景。

近年来，中国和欧美国家军舰在索马里海域合作打击海盗、护送商船，得到世界舆论与商业组织的一致赞许。同时，作为派驻联合国维和部队国家之一，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的威胁。

个别欧美学者强行把中国目前的“强军”战略与“一带一路”联系在一起，无非是重弹“中国威胁论”的老调，这种作法即便不是故意要抹黑中国，强化对华防范，也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强军”政策的巨大误解。

实际上，过去40年，中国是唯一一个从未卷入战争的大国，正在开启世界历史上最和平的大国崛起进程。“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前中国崛起进程中最重要的对外合作倡议，与当年西方国家崛起进程中推行的殖民、战争、掠夺完全不同。个别欧美学者真的没有必要以己度人，徒增恐慌。

中国是要借“一带一路”输出意识形态吗？

答案同样是“否！”

怀有冷战思维的一些国外学者，容易把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化与中国版“意识形态输出”划上等号。在这方面，不只是欧美学者，一些“一带一路”国家的学者有时也会有此疑惑。比如，2018年，土耳其学者穆斯坦法•雅格斯（Mustafa Yagci）就在《反思“一带一路”中的中国软实力》一文提到，中国有可能在国际经济权力真空下输出意识形态。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社会方式、经济改革与政治运行中相当大程度上超越了冷战，尤其是告别了动辄“意识形态化”的阶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法治化、市场化是基本逻辑，这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更与当年美苏争霸扯不上一点关系。

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提升中国软实力。近年来，根据皮尤中心、盖洛普等国际知名数据调查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国家形象日益提升。越来越多国家认可中国人的勤奋、进取、家庭观念、储蓄理念、看重声誉、守时专注等个性特征。越来越国家的政府在推行政策时，也开始有意识地效仿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稳定经验。比如，像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积极效仿“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国发展经验，不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区域发展的亮点；还有数十个国家纷纷引进中国的“工业园”“开发区”等理念，推行区域试点政策，使本国出现了经济转型与区域增长的重大转机；还有不少国家领导人认真研读《习近平论治国理政》一书，从中借鉴施政心得。这都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自然结果，而非“意识形态输出”所促成。

中国在短短40年里，不发动战争，没有爆发巨大的金融危机，连续数十年保持着近10%的增长率，实现了数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这本身就是令世人瞩目的国家发展成就。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道路选择提供了新的选项与新的参考坐标。

“一带一路”倡议呼应了各国的需求，向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各国的道路选择进一步厘清新选项的内涵。这个新选项也折射了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中“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结果，即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合作中的运用。这种原则的推广与所谓的“意识形态输出”根本就是两回事。

一些国外学者倾向于用“意识形态扩张”逻辑来形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反映出人们对冷战的记忆仍然深刻，最好的应对方式可能不是强辩强驳，而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用“一带一路”的事实去证明，中国不想搞什么“意识形态扩张”，但中国乐于在对方需求的背景下去分享本国经验。这也是中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传统文化所在。

“一带一路”会输出腐败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更复杂一些。如果简单地说“否”，可能会影响公信力。笔者一般的回应是“有可能，但非中国政府本意”。

近年来，“一带一路”输出中国式腐败的论调，是一些美国媒体、智库的所谓关注点。学者道格拉斯•阿贝尔（Douglas Appell）撰文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诸多不透明，导致输出腐败。

这类论调须引起中国决策者与公众的关切。2013年以来，中国掀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反腐风暴”。至2018年底，约有中管干部440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被立案审查，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势头，带动党风、民风好转。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反腐的国际合作，狠抓国际追逃追赃，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截至2018年底，共追回外逃人员近5000人，目前已有55名“百名红通人员”落网。

但不得不承认，腐败现象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中国，反腐任务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非常艰巨。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中国人频繁走向世界，守法程度与道德水平参差不齐，在对外投资、贸易、建设基础设施甚至旅游购物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有极少部分人将一些消极经济行为带出国门。比如在投标时“返点”“回扣”；对当地政府官员采取贿赂，以换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等等。如果目的地国家的清廉指数不高，甚至是腐败盛行的话，那么，更容易为这种“腐败国际化”提供土壤。

传统文化中，“贪官污吏”在中国一直被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代中国人对腐败深恶痛绝。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比例由2012年的75％增长至2017年的93.9％。目前中国决策者也反复强调，“反腐工作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对此，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廉洁之路”“绿色之路”，需要付出与国内一样，甚至更大的努力。

中国首先还是要把国内反腐工作进行到底，一个廉洁的中国一定不会产生一条腐败的现代丝绸之路。中国应该下大力气，把反腐工作从国内外延至国际交往，一方面要加大对国企、驻外官员的反腐监督，严惩相关人员，让所有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防范于未然。

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加大与国际组织、所在国政府的合作，通过跨国协议、国际合约等，加快国际反腐法制化的建设进程，令国际社会真正相信中国通过法律手段遏制腐败的诚意与决心。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企业对国际反腐规则的学习也非常重要。腐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着文化差异与法律识别。学习国际规则，尤其是对反腐规则的熟知，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那些无意为之的腐败行为。

相信中国反腐工作与“一带一路”的廉洁化进程相辅相成，最终将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