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20日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微信号。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来了希望。“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思路是中国要把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变成结构性权力。

　　从“睁眼看世界”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都希望融进所谓的世界主流。现在，中国正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面临着守成大国推行高标准全球化的排挤，指望接轨、赶超、和而不同，都难以实现中国的持续崛起。

　　故而，中国现在要重新走进世界，解决中国缺乏结构性权力的难题。在国际上中国最缺的结构性权力是话语权。

　　一是中国没有大宗商品定价权。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价；买什么，什么就涨价

　　中国购买澳大利亚90%的铁矿石，但其价格涨多少倍，中国却没有发言权。我们生产的东西，最后不符合它的标准，就得重新改造，这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二是中国总体上还不能决定产品的质量标准。低碳与排放标准都不在中国手里。

　　三是中国缺乏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权。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家，却不被欧美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被排斥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之外。

　　中国只有占领更大的市场，在新兴产业中实现弯道超车，才能使中国的标准成为世界的标准。

　　中国为何缺乏国际话语权，尤其是制度性话语权？多年来，对于中国的发展国际上用“崛起”二字描述，我们则用“复兴”自我定位，近年来则多用“中国梦”引领“世界梦”作自我描述。

　　面临21世纪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如何提出超越中国特色、超越历史文化超越近代、赶超西方的国际话语？

　　这就需要我们走出近代，告别西方，重新定位。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崛起的大国靠什么担当世界领导权？

　　美国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从“门罗主义”威尔逊的“十四点声明”到罗斯福“联合国设计”，美国为国际安全合作提供了普适性、前瞻性的方案，因此它不仅得到了殖民地落后国家的欢迎，也得到了老牌帝国主义的认可，更为美国争取国家利益和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有力帮助。

　　美国的例子表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须超越自我定位及本国与世界关系的描述超越自我中心的“软实力”诉求，着眼于世界领导型国家的新身份，着眼于解决21世纪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人类的共同关切。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来了希望。“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思路是中国要把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变成结构性权力。

　　它要求一方面要跟欧洲、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竞争，搞“中国制造2020”，实现弯道超车；另一方面要搞互补合作，着眼于更需要中国资金和技术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变道超车。中国不是被动地加入全球化，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这是“一带一路”的软实力使命。

　　“正如俄罗斯《导报》刊文指出，‘一带一路’构想展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新理念的思考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与其说是路更像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道”。“一带一路”之“道”是探寻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的融通中国智慧与世界智慧的结合。

　　1.“一带一路”的合情、合理与合法性

　　2015年底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一位埃及学者感慨：“多少年来，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输出军火与动荡，是为了攫取石油。只有中国带来经济发展合作倡议，我们求之不得！”这句话是“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积极呼应“一带一路”倡议的生动写照。

　　的确，“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历史合法性、现实合理性和未来合情性。之于历史合法性：古丝绸之路曾是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交汇的桥梁；今天，丝绸之路重焕活力，唤醒了古丝路各种文明的历史记忆和各民族共同复兴的梦想。

　　“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中亚、东盟、南亚、中东欧、西亚、北非等65个国家(当然，“一带一路”是开放的，不限于65个国家)，“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

　　其中许多国家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可能是“洼地”或过道，在地理大发现后，海洋决定全球化命运之后它们又被边缘化，至今仍为全球化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如今，得益于高铁所代表的互联互通网络帮助它们寻找海洋，帮助它们融入全球化，恰如开始启用两千年存在银行的利息。

　　之于现实合理性：世界日益增长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动力。亚洲基础设施有8万亿美元的巨大缺口，所以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才会取得成功。“一带一路”需要中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一起合作提供公共产品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也因此“一带一路”创造合作机遇而非对抗可能。

　　就国内而言，中国国内的互联互通已经完成，这为其提供了良好基础；就沿线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它们独立自强的斗志和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愿望。

　　这种后发国家所共享的价值观超越了曾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就区域而言“一带一路”的建设通过各国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弥补国际基础设施的巨大缺口，为区域经济整合提供新动力。

　　之于未来合情性：国内外存在对“一带一路”未来走向的质疑，许多人使用近代化西方话语体系来理解“一带一路”，简单从历史上大国崛起来看“一带一路”并与历史上的荷兰、日本、英国等崛起进行比较，误导了舆论。

　　事实上，不能用近代化西方话语体系来理解“一带一路”，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的复兴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复兴，更是文明的复兴，所以不能运用“大国崛起”逻辑来理解。

　　其次，中国的崛起规模巨大，是几十亿级(人口)的崛起，是一个文明的复兴跟以前千万级(人口)的崛起不能相提并论。

　　最后，“一带一路”所涉及和解决的不仅是中国单个国家的发展问题，更是全球性的，比如环境、资源可持续等问题，它是解决人类公共问题的路径。

　　2.“一带一路”重塑历史话语权

　　从纵向维度来看，丝绸之路兴衰见证了世界历史的演进轨迹。“一带一路”倡议所彰显的丝绸之路在21世纪的复兴告别了西方杜撰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分水岭的逻辑：伪造历史+伪造文字起源=伪造西方文化优越论。

　　这就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神话及“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神话，开创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推动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向共同繁荣。这是人类大历史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时代逻辑。

　　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三种全球化：丝绸之路所代表的农耕-游牧时代的全球化、工业革命所代表的工业—商业时代的全球化以及“一带一路”所承载的工业信息时代的全球化。

　　2.1全球化1.0：东西互鉴

　　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的桥梁，集中展示了东西互鉴的魅力。纵观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轨迹，在其两千年的演变之间，尽管沉浮多变但绵延不衰，对中西方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首先，丝绸之路繁荣了中西方的贸易和商业往来。千余里的丝路上，商贾来往不断，驼铃阵阵，繁华相望于道。

　　在贸易过程中，各类奇货数见不鲜，在相互交换的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方物质的繁荣，推动了财富网、资源网以及人员网的流动。其次，丝绸之路促进了沿线各民族之间的稳定。

　　由于各民族之间经贸往来频繁，同时伴随着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相互理解，使得各民族之间没有爆发较大规模的冲突战争。同时，丝路上各民族之间也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各民族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进步。

　　除此之外，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经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之路，各类文明汇聚此道，以包容开放的精神，发展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搭建了世界文化沟通交流的平台。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佛教就是借由丝绸之路，经印度传至西域，后到达中原地区，并在中国广泛传播。

　　其他各类教派，如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也先后传入，对塑造中国民众的宗教认同，提升自身精神境界，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了解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当今“一带一路”建设同古代丝路的联系，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异同。

　　古代丝绸之路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族稳定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当今“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同样会发挥古丝绸之路的这三大独特作用，同时以负责任的风范和真诚包容的大国态度同世界共享自身发展红利。

　　正如习近平所提到的，这有利于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模式更加广阔，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放眼古今丝绸之路，两者同为“亲善之路”“繁荣之路”“交流之路”。

　　“亲善之路”是指当今“一带一路”建设立足于古丝绸之路对民族稳定、和谐共处的贡献。在和平发展日益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下，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一条福泽各国民众的发展之路，促进沿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和睦共处。

　　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影响下产生的“中国威胁论”让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将中国的强大看作对世界现存政治秩序的威胁；而这条亲善之路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道路，不谋求世界霸权的大国风范。

　　在国家实力日益强大的今天，中国坚持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同世界分享自身发展红利，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之上同各国平等发展，互利共赢。

　　“繁荣之路”是指当今“一带一路”建设同古代丝绸之路联系东西方贸易，创造大量社会财富一样，它正贯穿欧亚非大陆，引导世界东西方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它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相连，在经贸交流的过程中推动东西方两大市场的繁荣，为沿线国家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

　　从“一带一路”的议程设置来看，伴随着一系列自贸区，如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各类经济走廊，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升级，这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合理分工。

　　减小各国相互间的贸易壁垒，便利各国进出口运营以及经贸投资，从而建立起高效运行的“财富流通网”“物资运输网”和“货币交换网”。交流之路是指当今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经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民众交往之路。

　　伴随着各国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文化交流也同样会大放异彩。

　　如今的“一带一路”涵盖30亿人口，在建设的过程中，如能发扬传统“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动沿线各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不仅能够推动“民心相通”的早日实现，增强各国民众对政策的支持和拥戴。

　　而且能够极大地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在文化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实现物质同精神的双重结合，从经济和人文两个层面真正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

　　2.2全球化2.0：西方中心

　　《共产党宣言》对西方资产阶级开创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时代作了经典描述。

　　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其结果是，我们在与一个“西化”的世界打交道。自从古丝绸之路中断后，欧洲人走向海洋，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世界，开启所谓的全球化。

　　然而，这是真正的全球化吗？打开“夜晚的世界”图可以发现，只有日本、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沿海地区灯火辉煌，证明它们实现了现代化，除此之外在卫星上看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灯光这些看不到的地方依然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之中。

　　世界银行数据表明，当今世界产出的80%来自于沿海地区100公里地带，因为地球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且90%的贸易通过海洋进行。这种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其实是“半(部分)全球化”，而“一带一路”是要让所有人在晚上都有电，都能见到光，如此才能开启工业化之路。

　　2.3全球化3.0：包容天下

　　“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它通过鼓励向西开放，带动中国西部开发以及中亚与蒙古等内陆国家的开发，从而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理念；它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

　　在全球化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继承和弘扬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正在打造中国的新天下观———四海一家天下无外，纠正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体系及现今美国霸权体系造成全球化的碎片化、分裂化局面。

　　“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现代化，超越近代西方开创的竞争性现代化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普遍安全的和谐欧亚的实现。如果我们把作为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之路的丝绸之路称为全球化1.0时代———以文明为单元，以欧亚大陆为载体，以贸易-文化为动力，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将近代西方开创的全球化称之为全球化2.0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单元，通过海洋实现全球贸易-投资扩张，确立西方中心世界。

　　那么，“一带一路”则是21世纪的跨洲合作倡议，它不仅打通历史上中断的丝绸之路，而且借助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念，通过互联互通，帮助内陆地区寻找海洋，帮助南方国家实现工业化，助推人类文明的共同复兴，开创新型全球化的全球化3.0时代———秉承“万物互联”运用3D打印机、大数据和智慧城市，推动EWTO进程，开发和应用包容性技术改变传统技术“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状态。创新和实施包容性制度安排，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开创包容性全球化，最终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千年梦想。这三种全球化形态如表1所示：

　　3.“一带一路”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从横向维度看，不同于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聚焦于自我承诺与自身诉求。

　　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化公共产品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着眼于世界岛———欧亚(非)大陆的互联互通，堪称“第二次地理大发现”，不仅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也是为了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亚非国家的比较竞争力，消除内陆与海洋国家、地带的发展差距，实现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人类的长治久安。世界正从传统媒体、产业和全球化走向新媒体、新产业和新全球化。

　　近代以欧美百万、千万、亿级人口实现工业化为经验的西方话语体系遭遇当今几十亿级新兴国家人口在实现工业化上的巨大挑战。

　　普世价值的边界不断更新，这为发展中国家从观念、理念上走出近代、告别西方提出21世纪更具通约性、时代性和包容性的话语体系，实现软实力的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贫富差距、人心之不通成为各国所面临的紧迫挑战。

　　究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想当然的全球化只是沿海地区与发达群体的“部分全球化”，并非真正的全球化。

　　今天，现代化人口规模从欧洲的千万级、美国的亿级向新兴国家的几十亿级迈进，单靠欧洲开创的航线、美国所确立的规则早已无法承载。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是古丝绸之路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体现中国崛起后的天下担当。这也预示着文明的复兴而非全球化才是世界大势所趋。

　　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所代表的互联互通，告别“世界是平的”的幻象，秉承“世界是通的”的理念才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才能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全球化”，让全球化普惠而均衡，并落地生根。

　　它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划路径，也推动更多国家脱贫致富，开创21世纪地区与国际合作新模式，开创绿色、可持续发展新气象，开创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路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世界应该是通的，而不是平的；各民族应该成为自己，而不是淹没在全球化中失去多样性。

　　“一带一路”将人类四大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串在一起，通过欧亚非的互联互通，推动内陆文明、大河文明的复兴推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推动新兴国家持续成功崛起，从而纠偏传统全球化逻辑。

　　一句话，“一带一路”以文明复兴的逻辑超越了现代化的竞争逻辑，给世界的共同发展带来多重机遇，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

　　3.1“一带一路”带来的三重机遇

　　“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权在于开创文明三部曲：复兴助推人类文明共同复兴；包容走出近代，告别西方；创新开创21世纪人类新文明

　　3.1.1弯道超车

　　“一带一路”带给发展中国家变道超车的机遇。在欧美国家，物流成本占GDP的比率为6%~8%，而亚洲大多数国家这一比率要达20%。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亚洲国家的产品和产业竞争力很难提升。令人忧虑的是，传统行业如此，新兴行业也是如此。中兴公司总裁史立荣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专场发言时指出：“互联互通，需要‘设施连通’，更需要‘信息畅通’。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固网宽带平均速率普遍在10~20Mbps以下移动宽带平均速率普遍在3~8Mbps以下”，信息互通不畅，价格昂贵，“如何构建一条畅通的‘信息丝绸之路’，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腾飞，成为各行业迫切关注的重点问题”。

　　欧亚非互联互通旨在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亚非国家的比较竞争力。特别是中东地区，不仅自古是丝绸之路枢纽，如今也是连接欧亚非的纽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通过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与中东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将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将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作为重要任务。

　　如同样作为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埃及来说，埃及4/5的国土在非洲而1/5的国土在亚洲，它凭借苏伊士运河的天然优势，不仅成为连接亚非大陆的桥梁也是陆海丝绸之路的节点，具备弯道超车的机遇———正如中国高铁抓住铁路转型升级的机遇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超越并领先世界尤其是苏伊士运河改造的完成使得中埃苏伊士运河开发区的产业具备后发优势由此挣脱了发达国家长期先发优势造成的不合理分工体系对埃及的束缚。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中东国家对接双方发展战略，向转型升级要动力，加快中国-海湾合作组织自贸区谈判进程和重点工业园区建设，加强油气领域和基础设施领域合作。

　　埃及作为中东地区的领袖，自然引领中阿“一带一路”合作在电动汽车等领域成为弯道超车的先行者。当然，降低物流成本并不是欧亚非互联互通的全部。随着3D打印技术的推广，“互联网+”经济的来临，实现包容性全球化和本土化成为“一带一路”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

　　3.1.2变道超车

　　“一带一路”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变道超车的机遇。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正在从生产一般消费品的世界工厂向为全球提供先进装备的生产基地过渡，经济产业结构快速调整转型。以埃及为例，埃及不满足于只做亚非互联互通的过道，而需要大力推进经济多元化发展。

　　以马云所倡导的E-WTO为例，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布局中不仅是规则的接受者，也是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者，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变道超车，这给埃及的跨越式发展带来希望。

　　如华为已成为埃及的第三大电讯企业，发展势头迅猛，中埃共建信息港带动埃及在5G时代实现弯道超车，超越近代以来的追赶逻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国工业化经验鲜活———欧美的工业化完成较早，经验借鉴意义不大，“阿拉伯之春”的乱象早已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硬道理。

　　因此，中国提出的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加强产能合作等倡议，尤其得到作为阿拉伯国家领袖的埃及的热烈响应。世界期待分享中国机遇、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习近平2013年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这是世界“中国热”盛行的写照，折射出世界渴望分享中国机遇、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以推动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解决各国面临的发展难题。

　　中国应在国际场合大力宣扬“一带一路”帮助实现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倡导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引导世界“中国热”走向，提升中国话语权。比如，世界9亿人没有电，印度就占3亿人。国家电网长距离、特高压输电网，实现成本最小化，推动人类共同现代化。

　　再如，北斗导航系统2020年实现全球覆盖，不像GPS依赖网络，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远程教育，扫除文盲，脱贫致富，ICT系统也在鼓励后发国家实现变道超车的梦想。

　　3.1.3共同复兴

　　“一带一路”还带来发展中国家文明复兴的机遇。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新增的网民数量也是7亿。中国能做到为什么埃及不行？！

　　的确，埃及人的反思催促向东看。“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再穷不能穷教育，避免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两句话很能打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更一般的，中国模式鼓励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先进、适用、有利于就业与绿色环保的产能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让合作成果更多地惠及中外人民，实现中外共同发展与繁荣，在开创人类新文明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文明的伟大复兴。

　　古丝绸之路是贸易与文明交流之路，丝绸之路的复兴激励“文明的回归”、超越现代化逻辑———告别“强者更强、弱者更弱”，鼓励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与时俱进。

　　通过激活“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开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古国由于丝绸之路的衰落而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今，丝绸之路的复兴激励古老文明的共同复兴，助推古老文明告别西方，走出近代。

　　3.2“一带一路”推行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

　　早在21世纪初，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社会强调把什么样的国际关系带入21世纪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前景。15年过去了，有的人“身子进了21世纪，脑子还停留在20世纪”，一些国家也是如此，后来搅得世界鸡犬不宁、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类负责的态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同时，在治世理政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新战略，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和国际赞誉，在三年的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新成就。

　　其中，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范“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行新多边主义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何强调新型国际关系？

　　从时间上来说，要超越先发优势导致国际政治的不合理。西方基督教理念崇尚强者和竞争逻辑，结果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以至于贫富差距成为各国乃至全世界的最大战———1%的人掌握了99%的财富，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司空见惯。“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与难民危机和暴力恐怖冲突此起彼伏。

　　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理念，鼓励发展中国家以后发逻辑实现弯道超车改变近代殖民体系的“中心-边缘”式依附现象。

　　从空间上来说，要超越半全球化导致国际秩序的不公平。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及其内陆地区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正因为地球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90%的贸易通过海洋进行，所以世界银行报告称，全球产出的80%来自于沿海100公里地带。这种全球化可称为“半全球化”。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公平正义，陆海联动发展，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打造包容性全球化。

　　从国家属性上来说，要超越近代以大欺小逻辑所导致的国际体系的不公正。传统国际体系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负面效应。

　　今天，大国不像大国的样子，小国不甘、不服大国领导，皆因强权政治的逻辑———弱肉强食、零和博弈、赢者通吃———大行其道。新型国际关系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建设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体系演变，使之朝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反映到中国外交理念上，时间上提倡全球治理，纠偏不合理的国际政治逻辑空间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修正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实现内陆-海洋国家共同发展；国家属性上倡导正确的义利观，修复不公正的国际体系，体现大国担当建设和谐世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超越了近代殖民体系与战后霸权体系，秉承共商(集思广益———利益共同体)、共建(群策群力———责任共同体)、共享(人民受惠———命运共同体)原则，倡导“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集中体现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开创21世纪国际与地区合作新模式，得到了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引发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效应。“一带一路”属于21世纪，而互联网最能反映21世纪的互联互通。

　　无论是传统思维中把互联网当作技术、产业、平台载体抑或生产-生活-思维模式，都是因互联网而思考的，较少顾及非网民的感受。

　　只有将互联网当作基础设施，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多中国人民，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才能告别互联网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富者更富、穷着更穷；智者更智、愚者更愚”的局面。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东方文明古国，要推动世界非网民不仅搭上信息革命快车，且有望实现弯道超车，将互联网打造为人类的共同家园，这就是新型国际关系在网络空间领域的体现。

　　新型大国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集中体现。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主张，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反响。其中，“不冲突、不对抗”是起点和目标，“相互尊重”是原则，“合作共赢”是路径。

　　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国际关系之术，关注国际关系之道，鲜明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传统智慧与天下情怀是中国作为世界新的领导型国家的鲜明特色和21世纪的时代呼唤。

　　4.塑造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一带一路”路径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倡议精髓。互联互通的主体是21世纪的基础设施，其中尤以互联网为时代亮点。

　　因此，能以互联网为例阐明塑造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一带一路”路径。互联网虽然并非中国的发明，然而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在互联网时代既面临巨大挑战，也具备巨大优势。

　　第一是规模优势。人类工业化起源于英国，彼时英国才几百万人口，第二个实现工业化的是比利时，后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彼时欧洲大陆也只有几千万人口，只有到了美国以后，工业化在人口数量上才达到一亿级，而今天中国十几亿人正在实现工业化。

　　中国的手机用户12亿，网民数量7亿，微信用户就相当于一个美国的人口总数现在的科学知识，基本上都来自于西方———德先生、赛先生，这一整套知识是关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它开创的现代化的历史才几百年。

　　从数量上，中国已经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模型，无论这个模型是多么客观多么科学。所谓的普世价值有三个神话：

　　一是把它偶然的成功说成是必然的；二是把短暂的说成是永恒的———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远的领先；三是把地方性的东西说成是全球性的。

　　因为整个世界都曾被欧洲殖民，包括美国，但是中国文明未被殖民。所以世界古老文明里，只有中国没有被征服。中国的规模不是西方普世价值所能涵盖的换句话说普世价值因为中国崛起而有了边界这也是一些“中国威胁论”的缘由吧。

　　第二是后发优势。中国不仅技术市场化的能力超强，展示出惊人的规模优势而且正在塑造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如中国公司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上具有后发优势，华为公司在5G移动通信技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的微信用户世界之最，在发达国家拥有广大市场，这足以推广为世界标准为世界提供中国式交流手段。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互联网+”时代，中国已有能力提供后发技术优势，并在世界上唱响中国名片，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先进的载体。

　　第三是历史文化优势。中国自古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在互联网时代可提倡“网以载道”，确立中国在网络治理方面的国际话语权，超越唯技术论。戴高乐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谁的历史？

　　当然是西方的历史。西方知识很大程度上源于《圣经》，而《圣经》记载了人类各种古老文明，唯独没有中国。在耶稣诞生前221年，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治理方式大体上还是沿袭着秦朝开创的郡县制。

　　对于西方来讲，中国的历史这么长，是难以想象的。正如当年印刷术传到欧洲开启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一样，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快速普及也正在开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除了这三大优势外，中国还具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三大优势通过制度优势会产生倍增效应。就这样，将这三大优势转化为三大资源，为互联网时代提升国际话语权指明了方向。

　　首先，将中国网民数量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外延。中国的网民是发达国家的总和，是印度的6倍，如何在互联网规则制定权上将数量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要求我们在新的领域实施转化。比如微信的推广，成为世界年轻人的主要交流手段。

　　再有亚投行的中国主导作用，要研究罗马帝国如何开创“条条大路通罗马”境界为中国国家安全大战略献策，为中国远程投送能力及话语传播服务，并形成中国在电网、互联网领域的丝路标准、丝路话语权。

　　其次，将中国网络技术后发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载体。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尤其是5G通信技术的突破为中国在欧亚非互联互通提供了高技术载体。

　　如何巧妙地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智慧融入技术开发、推广和运用中去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努力方向。应加速打造信息丝绸之路，将64个沿线国家与中国对接，确立中国在5G通讯和新一代互联网领域的话语权。

　　再次，将中国历史文化优势转化为现代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内核。

　　可考虑在孔子学院、智库联盟的试点基础上，成立亚洲基础设施组织、“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孔子学院联盟，或者APP“一带一路”，做好沿线国家在互联网领域的人心相通。如“丝路花雨”用网络技术将敦煌文化精彩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它为此做出了表率。

　　另外，还可在“一带一路”领导小组里设立信息小组，负责打造丝路文化、传播丝路精神、讲好丝路故事。

　　互联网的例子表明在21世纪弘扬丝路精神有其鲜明的时代意义。“一带一路”建设中正产生融通中外的经济增长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它对超越中国特色具有普遍意义。

　　从理念到理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正告别西方、走出近代。可以预计，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从“一带一路”建设开始将迈入腾飞阶段。

　　5.结论

　　软实力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制约。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向后看———复兴到汉唐盛世，更在于向前看为解决人类公共性问题与挑战发出中国倡议、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这就需要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复兴古代文明包容西方文明创新人类文明。“一带一路”倡议就服务于此，它正在且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将“部分全球化”变成“包容性全球化”将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帮助更多国家脱贫致富，开创21世纪地区与国际合作新模式，开创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新气象，推动中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型国家。

　　在理论上，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合作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动力；而在实践中，建设“一带一路”必须正视已有或将来可能冒出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认知风险。

　　必须确立这样的共识，即丝路是欧亚非国家的共同记忆，“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的共同事业，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共商共建丝路，达到共担风险、共襄盛举的目标。

　　正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开篇所言：“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欧亚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

　　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古丝绸之路如此，“一带一路”倡议亦然。对中国而言，要跳出大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范畴来解释“一带一路”；对外国而言，要跳出近代西方话语体系和历史经验来理解“一带一路”。

　　这就需要连接中外、沟通世界，学会运用世界话语传播丝路文化、讲好丝路故事、阐明丝路精神，让沿线国家、沿线人民能听懂、能接受、能理解。这样古老的丝绸之路才能更好更快地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