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婷婷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7日《人民画报》。

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重大场合都提到“中国要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是由中国提出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那么，何谓国际公共产品？应该如何理解“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性质？

国际“公共产品”的历史演变

对“公共产品”最早的关注源于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也在《人性论》中提出了集体消费品这一概念。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利维坦》也或多或少涉及到公共产品。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则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进行了区分，并将国防服务和司法服务定义为公共产品。欧洲政治学家对公共产品的关注，是基于并服务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历史上，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构建的殖民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一方面，这种殖民体系式的国际公共产品对殖民地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另一方面，也向殖民地输送了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间接推动了殖民地的现代化进程。

进入近代后，对国际公共产品关注最多的是美国学者。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著作《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提出了“公共成本”的概念。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也进一步提出：作为稳定器的国家有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集体利益”（公共产品）。之后，美国著名学者斯科特·巴雷特编著的《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一书则详细分析了几种全球公共产品，并对全球公共产品如何实现有效供给提出了具体意见。

美国学者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关注，较好地服务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在金融、经济、贸易等领域制定了一套国际秩序。此外，美国通过同盟体系为盟友提供了安全产品。总体而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在美国主导下构建的国际公共产品中获益，但是，也面临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例如，一方面，全球贸易的60%以上都是依靠美元结算，以美元为主导的贸易支付体系大大方便了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在美国的金融霸权制裁下，美元越来越被作为一种政治博弈工具来使用。比如俄罗斯在长达6年时间内经受了美国的10多轮制裁，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卢布重贬超过50%。

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存在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长达30年时间内，承担了超过中国当时实力地位的国际责任。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以援助社会主义越南为例，1955年我国虽然出现了大米供应紧张问题，但仍援助了越南 3 万吨大米以及 300 吨面粉等。改革开放后，这种不符合自身实力的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援助性公共产品逐渐收紧。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中国开始逐渐享受联合国等国际公共产品带来的红利。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向海外大量派出维和部队，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自1990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截止2018年，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7万余人次，13名中国军人牺牲在维和一线。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一步从国际公共产品中获利。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状态，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迅速从危机中走出，而欧美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则陷入了低迷。相比之下，中国的制度模式展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一些新兴国家开始关注中国，并提出了要学习中国的制度模式。例如，坐落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旳斯亚贝巴85号公里处的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旨在通过示范中国的农作方式，将中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广到埃塞俄比亚。通过学习中国经验，该中心获得了巨大成功，年净利润可以达到12万美元。此外，俄罗斯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俄罗斯形成了鲜明对比。有意思的是，中国推行的渐进改革创造了比俄罗斯更加具有活力的经济，我们有一些东西需要向中国学习，他们在一些方面已经赶超我们了，中俄两国在金融领域发展合作有助于两国的共同繁荣，共同克服世界经济问题。”

2010年，中国一举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在增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国发起并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15年开始，上合组织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和平使命”联合军事演习，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地区的“三股势力”形成了有效震慑，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组织在推动国际金融改革，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公共金融产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近年来，中国海军每年都会在索马里海域护航，在保护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提供了海外安全公共产品。这一时期，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基于自身实力，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能力越来越强，领域也逐渐涉及经贸、生态和金融领域。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公共产品性质

十八大后，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开放，中国利益全球化日益明显，作为世界性大国，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变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颜色革命、恐怖主义、传染病等给地区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变量，阿富汗战争、格鲁吉亚战争、叙利亚危机、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乌克兰危机、朝核危机等地区冲突使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遭到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遭遇挑战，全球发展面临着失控的风险。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是基于稳定的周边与国际环境，而当前不稳定的地区与国际局势与中国的根本利益背道相驰，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有责任把世界重新拉回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让世界重回发展正轨。

基于以上背景，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一方面是中国汲取过去长达几十年提供公共产品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在根据当地的社会发展状况，经历不断完善和发展。

与欧洲国家殖民体系下的国际公共产品、美国提供的具有霸权性质的国际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是一个包容的、平等的、多元化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不追求零和博弈，采取“共商、共享、共建”的理念，既利己又利人。从现实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总结以往经验，汲取当前现存国际公共产品建设的有益经验，根据现阶段本国发展实力，提出的一项符合国内外发展现状的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为沿线国家带来了福利，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3.3%，高出我国外贸整体增速3.6个百分点。

总之，无论从学理意义，还是从现实发展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国际公共产品，是在摸索中前进，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国际公共产品。（注释略。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