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内容选自王义桅：《“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刊于4月13日“美文共赏”微信公众号。

　　为什么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都从“一带一路”中获得四五百亿美元投资，而同样友好的邻居尼泊尔却从中国拿不到什么项目呢？2017年1月在加德满都召开的中尼智库对话会上，尼各党派都不约而同地抱怨。国内则有另一番疑惑：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为何要去投资“一带一路”这些高风险国家？投资“一带一路”会不会打水漂，无法实现经济收益？

　　看来，国内外对“一带一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要么把它当作对外援助，要么把它视为对外撒钱，担心是否引发债务危机，毕竟国内还有许多要用钱的地方：精准扶贫、设施改造等。其实，“一带一路”并非对外援助，其提出从国内背景说，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两大问题：解决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和全球化效应递减问题，因此也标志着中国从融入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从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中国开放的态势转变。从国际背景说，是中国塑造欧亚一体化，巩固大周边依托，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

　　“一带一路”也并非简单的中国对外投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从出口、引资驱动向投资、创新转型，争取产业、行业标准的国际话语权，日显重要。“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彰显我国有企业优势及制度优势，正推动中国从靠拼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优势向标准、话语权、发展模式及创新优势转化。印尼雅万高铁之所以中方击败日方胜出，就在于中方绕开了印尼方政府担保的前提，背后都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支持。中国模式在非洲正大显身手。非洲第一条中国标准跨国电气化铁路，从设计、施工到运营，全都采用中国模式。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和蒙巴萨港口建设也是如此。

　　资金从哪里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缺口巨大。据《超级版图》一书预测，未来四十年人类基础设施投入超过过去的四千年！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要升级换代，比如要建信息港、数字通关、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基础设施短板困扰。“一带一路”建设靠中国一家投资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全球融资方式，创新融资模式，公—私合营PPP模式为此受到青睐。看到基础设施巨大投资缺口就担心中国去做冤大头，把钱投给“一带一路”项目，大概是本能的反应。

　　资金往哪里投？投资美日发达国家，固然风险少，但面临投资设限的障碍，长远收益不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着眼发展潜力，占有未来市场，就要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十分看重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经验。中国的技术市场化能力超强，最能发挥中国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潜力。电、汽车都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但美国人把欧洲的发明用到极致；今天，中国也把高铁、互联网等并非中国发明用到极致，将来国际高铁标准、5G标准相当程度就是中国标准或中国标准占据重要份量。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基础设施项目，能源及港口等国计民生工程，有助于增强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经济依赖，形成与我命运共同体，摆脱对西方的依赖。

　　“一带一路”着眼于“五通”——以资金、技术优势制订标准：（1）产业标准：新基础设施（如5G技术）；（2）大宗商品定价权：能源管道；（3）国际投资、贸易规则：C-WTO，E-WTO（从商业领域到电子商务领域的世贸规则），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化双多边合作和互联互通，大力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地位。“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中国反对保护主义，在全方位开放中进一步推动投资便利化，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建设包容性全球化，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因此，“一带一路”建设要算战略账、政治账，而不只是经济账。

　　面对外国政府更迭频繁，信用缺失，老百姓担心“一带一路”经济效益与安全风险，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评估“一带一路”收益，不能就事论事，要看长远、全局，看关键环节，考虑到大国投资基础设施的历史惯例。再说，规模效应也需要时间积累，比如中欧班列，存在回程空车问题，就是规模不够。

　　的确“一带一路”有关投资合作项目特别是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投入资金大、建设周期长、成本回收慢，但从长远看，对提升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只要遵循“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国际惯例、政府引导”原则，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一带一路”建设就不是对外撒钱，而是新的长征，是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将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合作与友谊拓展与深化，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中国营造、中国规划的能力与信誉，提升中国威望。就其地缘经济与战略效应而言，堪称“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正在重塑人类文明史与全球化话语权，体现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