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10日《湖北日报》。

　　“一带一路”倡议的精髓是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其深度影响体现在哪里？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如何确保沿线国家真正成为一个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又应当注意哪些风险？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

　　互联互通决定21世纪国际竞争力

　　记者：17世纪前的欧亚大陆时代，人类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骆驼和帆船，18世纪的海权时代，主要交通工具成了蒸汽机车，19、20世纪后，迎来了铁路时代、飞机时代，如今，人类迈入陆海联通、万物互联时代。我们说“一带一路”倡议的精髓是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其深度影响体现在哪里？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王义桅：互联互通解决横向联系不足的问题，联动发展解决南北如何联动推进全球化的问题。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一带一路”，就是“互联互通”！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西方殖民以来，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少，都是与欧洲宗主国联系，到达邻居的航班绕道巴黎，非洲内部贸易只占总对外贸易的10-15％，只有全球化，没有一体化！“一带一路”就是以横向联系取代纵向联系，要纠偏殖民体系，任重道远但具革命意义！殖民以来，非洲成为西方资源、原材料市场，联系是单向的、分割的（欧洲一体化并未把宗主国在非洲的殖民体系一体化、非洲市场仍被西方殖民者分割），内容也是贸易—援助较单一，“一带一路”将让非洲市场以点带线，以线带片，从基础设施（港区铁路贸五位一体）互联互通着手，帮助非洲实现“三网一化”（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基础设施工业化）从而使非洲获得内生式发展动力，形成经济发展带，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脱贫致富。

　　人类社会处于一个新起点上，世界是朝向开放、包容还是封闭、极端？这是21世纪之问。中国的回答是：世界是通的，提出以“五通”为内容的互联互通方案。

　　美战略家康纳在《超级版图》一书中提出，互联互通决定21世纪国际竞争力。未来四十年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超过人类过去四千年！传统全球化——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彭博社曾引用麦肯锡顾问预测：到2050年，“一带一路”将贡献80%的世界经济增长，未来十年，新增2.5万亿美元的贸易量。因此，“一带一路”给全球化提供更强劲动力，并推动改革传统全球化，朝向开放、均衡、包容、普惠方向发展。

　　中医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当今世界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难题，多体现为“不通”之痛。习近平主席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世界发展情势表明，“五通”承载着经济发展、全球治理、全球化的希望，也是实现南北联动发展的抓手。即将迎来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此作了注脚。

　　确立“三同”化解“三异”

　　记者：“治大国若烹小鲜”，推进“一带一路”，这么多国家参与，这么大的世界性的治理课题，如何确保沿线国家真正成为一个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又怎样保证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的稳定性，以及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长久活力？

　　王义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形成积极意义上的休戚与共，就是不仅要在物质层面，还要在制度、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境界。

　　从人类文明史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推动国际社会确立“三同”，化解“三异”。

　　以共同使命化解国家利益冲突。“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话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人类主题的高度浓缩和升华，着眼于各国共同发展而非纠缠于国家利益的分歧和冲突。

　　以共同目标化解全球化争执。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经历一个多世纪血雨腥风的探索得出的宝贵启示。然而，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当前，这种担心尤其体现在对全球化前途的迷茫：传统全球化失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国际社会以更宏伟的目标，超越了西式全球化的狭隘。

　　以共同身份化解价值观分歧。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传统，并在21世纪使之升华，引领了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新方向，体现了中国的天下担当。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远意义是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各国具有差异性，世界具有多样性，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处境，共同的追求，将各国紧密相连，形成共同身份与认同，塑造共同未来。西方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铭言，东方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命运共同体”之道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遍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和实践，首先，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这是建立共同体的前提。其次，命运要联通起来，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实现安全与经济协同发展。再者，各国具有差异性，世界具有多样性，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处境，共同的追求，将各国紧密相连，形成共同身份与认同，塑造共同未来。

　　提供物质、制度和精神公共产品

　　记者：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力量展现和辐射的过程，除了经济利益，我们如何提供比以前更多、更精细的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可以有哪些？

　　王义桅：从人类历史上看，大国崛起一定会提出引领世界未来的合作倡议和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就承载着这一使命。“一带一路”是中国成为世界新领导型国家的标志，也是中国推行新型全球化与新型全球治理的抓手，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三重使命集中体现于提供国际合作公共产品层面。

　　西方国家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现在国内层面，强调私有制下，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国际层面，强调无政府状态，公共产品由霸权国家提供。“一带一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超越了西方的理论与实践。“一带一路”通过创设丝路基金、倡导战略对接并倒逼西方改革先行国际秩序，为世界提供了物质、制度和精神的公共产品。

　　器物层面：物质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合作倡议。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就是典型例子。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速的两倍，而之后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这是全球化处于逆转的重要原因。“一带一路”将给经济全球化打下一剂强心针，带来希望，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自贸区、投资协定谈判——已完成11个，并强调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已有的合作机制对接，推动全球层面的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为全球化提供动力。

　　制度层面：制度性公共产品。中国发起成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一带一路”，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制度设计贡献。亚投行不仅激励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也在开创21世纪全球治理新路径：Lean，Clean，Green（精益、清洁、绿色）；“一带一路”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倡导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旨在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精神层面：观念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更是激活“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等。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风雨与彩虹总是相伴而生

　　记者：“一带一路”建设应当注意哪些风险？怎样应对？

　　王义桅：总的看，“一带一路”面临三重风险：

　　第一重风险，时间上的风险，我称之为风雨与彩虹。英国国防部报告《2010-2040全球战略趋势》认为，2040年之前的世界都处于转型期，未来数十年要面对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口快速增长、资源短缺等，以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一些“黑天鹅乱飞”现象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这是我们建设“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正是全球化的繁荣时代不同。未来是一个大的长时段的历史。

　　第二重风险，空间上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与战略上的“不稳定之弧”国家非常接近，“不稳定之弧”就是文明交接地带和板块交接地带，是军事冲突高发区、恐怖袭击频发地。

　　第三重风险，自身的风险。“一带一路”周期很长，项目铺得很开，要建设不容易，要守住运行也不容易，这也是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安全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国家、企业、个人层面）。

　　如何应对有关风险？应确立“两容、两分、一抓”思路：

　　所谓“两容”，一是与当地已有合作架构的兼容；二是与域外力量的包容，不是排挤俄美欧日等域外势力。美国的比较优势是军事联盟体系，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人、技术、经验和地缘，可以参照其他一些合作模式，避免重复、竞争，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一带一路”的兼容。

　　所谓“两分”，就是分好工、分好责，必须让当地利益攸关方和社会力量对接上。

　　所谓“一抓”，就是抓住欧洲。“一带一路”并非中国单向推，终点站是欧洲，需要西头来主动对接。尤其是要借助欧洲运筹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以中欧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欧海洋合作、第三方合作、网络合作，共同致力于政策、交通、贸易、货币、民心等“五通”，管控好“一带一路”风险。推动欧盟加入“海上合作组织”；与欧洲国家合作共同经营中亚、中东、西亚北非市场。提升互联网国际治理的话语权；抓住美国“放弃”在互联网域名权给私人公司的计划，联手欧洲推动ICANN民主化。（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