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依据其做客6月8日内蒙古卫视《开卷有理》栏目的内容整理而成。

　　当今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两个国家的范畴，成为了全球的风向标。怎样客观看待美国国内政治的变迁及外交政策的变动，进而探索中美关系的理论创新，寻找支撑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呢？

　　上一期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了《美国的焦虑》一书，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请到了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此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作为嘉宾。有请两位！

　　主持人：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中国看待美国的视线变化。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王文老师2013年的一篇调研手记就叫做“中国土豪我们来交个朋友吧”。这个提法就比较新鲜，为什么中国转而作为“土豪”了呢？

　　王文：的确，这些年来，美国看待中国的心态和视角变化非常大。我这本书里面讲“美国的焦虑”，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有钱，中国人到美国时，购买高科技产品、名牌服装等高档消费品，而且中国人觉得这些商品在美国买相对比较便宜，这时候美国人就觉得中国好像变成了“土豪”。这种现象一方面折射出中国相当大一批中产阶级富裕起来，他们在海外的购买力引起了外国人的震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整体国力的提升，2012年前后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2016年前后，中国对美投资和美国对中投资基本持平。有相当一批美国人希望借助中国的发展实现自己的发展。而刚刚上台的特朗普同样对中国又爱又恨。所谓“恨”就是害怕中国超过美国，所谓“爱”就是特朗普团队很清楚要想“让美国再次伟大”，就离不开中国的帮助与支持。

　　美国面对“一带一路”的心路历程

　　主持人：这几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这个倡议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少国家热烈欢迎并参与近来。那么美国是怎么看“一带一路”的呢？

　　王文：我认为是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一段较长的“纠结”时期。2014年，我所在的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就召开了十二国智库“一带一路”研讨会。这是中国国内召开较早的“一带一路”研讨会。当时就有美国代表参会，美国代表对“一带一路”进行了批评和质疑。会后我跟美国的智库代表说，“一带一路”跟2008年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是有很多互补的地方，不用把它作为一个强行排斥的过程。随着“一带一路”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欢迎，美国的心态也在变。2016年4月28号，我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跟美国排名很靠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共同合作，在华盛顿举办了中美第一次智库“一带一路”对话。这次对话规模相当大，100多位相关的官员、精英和智库著名学者参会。在这次会上，美国人第一次跟我说，之所以我们愿意举行这一会议，是因为我们美国开始正式严肃地来思考“一带一路”了。这个时间点对美国来说有点晚，但是也不晚。说它有点晚是因为此时“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了近3年，这时候美国才开始严肃思考“一带一路”。说它不晚是因为“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大工程，可能要延续几十年，美国从第三年开始思考这一倡议也不算晚。从那次会议以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智库关注“一带一路”，而且几乎都是美国著名的顶级智库在研究“一带一路”。他们的研究也影响了新一届的特朗普政府。特朗普的一些高级顾问已经建议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和中国合作，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此外，我觉得“一带一路”有足够的包容性，能够包容美国的参与。如果美国参与近来，我相信“一带一路”能够更加顺利地推进。

　　王义桅：美国人开始有些漠视“一带一路”。漠视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具体概念不清楚，另一个原因是从美国自己的经历来说，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近一半，外汇储备占全球的三分之二，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帮助了西欧的23个国家，而现在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与当年的美国相比还有差距，中国就提出了涵盖65个国家内在的“一带一路”。所以美国开始并没有认真对待“一带一路”。但是2015年亚投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也开始反思：为什么包括英国在内的这么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了亚投行。实际上，亚投行不仅仅是为了“一带一路”而设计的，它还是中国领导力的体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研究“一带一路”。我们中国学者在国外开会研讨，美国学者会问：“中国人都在谈‘一带一路’，你们知道‘一带一路’是怎么一回事吗？”我说我们中国学者早就在研究这个话题了。听到这样的回答，美国人的焦虑或者紧张感就更强烈了。最后美国也说确实要认真对待、研究“一带一路”。有一句美国人常说的话叫做“If we cannot beat them，then we join them（我们不能打败他，我们就加入他）”。尽管美国加入的目的是引导中国走向美国的战略目标的设计，但是当美国选择性的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时，美国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美国在开始时的纠结态度，类似于做惯了老大的人不愿或者不好意思来做老二。所以我就建议能否由中美共同倡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应该要借助美国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面的优势，来帮助“一带一路”建设，甚至将来把“一带一路”延伸到美国。这样，“一带一路”就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倡议，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治理全球，推动全球化发展。同时，这也能帮助美国解决其基础设施的短板问题，更好地让美国发挥其自身影响力。

　　主持人：所以，其实美国对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还是非常珍视的。

　　王义桅：对。美国的身份认同感其实就是通过其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建立起来的。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也折射出美国在重新认识中国：以前美国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国际领导力和影响力。其实中国也在重新定位自己。我们想测试一下有多少国家愿意跟着“一带一路”走，多少国家愿意跟着美国走。测试的结果是，美国有61个盟国，而“一带一路”有65个国家。这确实令美国对中国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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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造美国的“中国观”

　　主持人：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面对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化，美国有着发自内心的焦虑。而美国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我该拿中国怎么办？

　　王文：事实上这个问题几乎困扰美国上百年时间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有一场大辩论：“谁丢失了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国民党败退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来，美国又进行了一番思考，最终促成了尼克松访华。九十年代以后，美国获得了冷战的胜利，当时美国对中国又有了新的考量，美国认为可以把中国和平演变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而大约在十年前，又有一批美国人反思，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美国应该放弃这种幻想。可以说差不多每十年，美国就会对中国进行一次大思考、大反思。我认为现在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思考和重新定位的又一个历史关口。现在，大量美国学者在研究如何应对中国。而他们面对的中国不是像过去一样即将崩溃的中国，也不是一个可能会发生军事武装斗争的中国，而是一个对世界贡献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大、软实力即将超过美国的中国。而他们的观点也是分歧的。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要引导中国，接触中国的政治，把中国引导到美国希望的方向；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而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的智库学者、媒体要走出去，要用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去主动塑造美国的中国观。这一点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尤为重要，因为特朗普从没有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看法还处于正在形成的阶段。我们可以在这一阶段去影响他。这个影响、塑造的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影响美国、影响全世界的过程。

　　王义桅：中美对人类应当做出更大的担当。作为唯二GDP超过十万亿美元级的大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之间的和平合作关系到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所以中美要对人类有所担当，绝对不能用一时之得失来看待中美关系，必须有一种长远的心态来看。中美之间确实是互为参照系。

　　主持人：您在2011年调研时说过，要把美国当做一个参照系。那么中国要参照美国的什么呢？

　　王文：在过去的一百年左右，中国人都把美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近代史上讲“五四运动”时，中国作为战胜国所获得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被列强瓜分，一批年轻的中国学生决定请愿，而他们把请愿书交给了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希望威尔逊总统可以主持公道。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翻译美利坚合众国国名时，把它翻译成了“美国”——“美丽的国家”。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四个单词里，没有任何一个词汇带有“美丽”的含义，可见我们对美国骨子里有一种美好的想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而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这一历史情结。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政策、技术创新等多方面向美国学习。美国成功的背后也确实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而且不需要讳言，我们中国的发展目标，就是瞄着美国。所以美国的的确确是我们的参照物。另一方面，美国也是我们“消极的参照物”。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美国爆发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期间暴露出的很多问题，犯了不少错误。我们要吸取这些缴存，不能对美国照搬照抄。

　　王义桅：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不要迷信美国”，其实就是说美国即是我们的正面参照系，也是负面参照系。它的经验和教训也算是美国给世界和中国带来的“无形资产”，我们要以辩证眼光看待。

　　中国梦VS美国梦

　　主持人：近年来，我们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在大洋的彼岸，还存在着“美国梦”，美国梦这一概念是什么时候被提出的？

　　王文：我查了一些史料。20世纪三十年代时，美国人提出了“美国梦”。并且在随后的40、50、60年代“美国梦”一词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美国梦”意思是，每一个移民到美国的美国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获得自己的成功。美国是可以为每一个人创造成功机会的乐土。它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谨慎，是美国崛起的一种外化表现。但是在过去几年，美国梦“坠落”了。2008年震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几百万家庭破产，过去十年来美国人民的工资没有质的增长，美国的新移民要实现梦想很困难。而与此同时，在中国，过去的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所以，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一方面的确继承了“美国梦”的逻辑，即通过个人奋斗能够实现梦想的逻辑；另一方面也规避了过去很多大国梦碎的教训。具体来说，日本的教训是在强大时侵略大国；苏联的教训是在强大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输出自己浓厚的意识形态，呈现霸权作风。美国梦中同样存在教训，比如美国人讲求个人私欲，私欲的膨胀造成资源浪费等。而我们的中国梦需要规避上述这些教训，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要博采众长。我们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未来。

　　主持人：除了“中国梦”这个明确的目标，“中国梦”还确定了两个时间节点——两个“一百年”，那么这两个时间节点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王文：中国的当代文化实际上呈现出一种目标哲学的意味。就像现在网络上很火的首富王健林说的“先立一个小目标”，我们每一个人从小我们就经常被父母师长询问：“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近期的目标？”所以这些目标，小则鼓励我们个人的奋斗，大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非常重要。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跟我们每五年就设立“五年规划”是分不开的。所以在建党一百年和建国一百年这两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又确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目标，这实际上激发全国人民斗志昂扬地工作奋斗，营造了一种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的良好社会氛围。

　　王义桅：实际上这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对美国产生了很大刺激。“中国梦”被提出时，美国马上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叫“中国2049研究所”，研究的内容就是2049年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会对美国造成哪些挑战和机遇。这个研究其实很有趣，说明美国研究中国已经落实到行动中了。美国的这种忧患意识和前瞻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再比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经常发布2025年某某报告或者2030年某某报告，预测那时的世界情境如何，倒推到现在美国应该怎么做。我认为美国的这种思维方式挺值得中国人学习。中国拥有者非常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所以我们经常从历史中获取经验。而美国的历史短暂，因而美国人主要向未来看，这种冒险精神、创新意识值得中国借鉴。

　　王文：其实现在国际学术界在逐渐萌生一个重大课题的研究方向——如何解释理解中国的崛起和预测中国崛起的未来。中国提出的两个“一百年”，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刚才王义桅老师说美国成立了“2049研究所”，其实在欧洲、中东非洲都有这样类似的机构在研究中国的两个“一百年”，他们企图通过研究使得自己国家获利。比如，2013年非洲效仿中国提出了“2063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未来50年内非洲要实现哪些目标；联合国提出“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要在2030年消除全世界的所有贫困，这与中国“十三五规划”中要消除贫困相似。所以说，全世界都在关注和学习中国。这就是中国思想的能力。中国的胜之理念正慢慢成为全世界观察、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主持人：所以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吗？

　　王文：我个人认为“中国梦”不是要让全世界来原封不动地拷贝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逻辑，而是要给予他国实现本国梦想的勇气、愿望和动力。正如我前面所讲，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绝大多数贫穷国家依然是贫穷国家，有些国家被称为“失败国家”，它们可能已经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信心。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通过短短的几十年改变了自己贫穷落后，这种精神激励，对整个人类都有着巨大意义。所以，我认为中国梦所实现的愿景和路径未必要让全世界来拷贝，但是它体现出来的奋斗勤奋精神，正在成为激励全世界的源泉。

　　王义桅：我记得“中国梦”刚刚提出来时，IMF总裁拉加德来博鳌论坛，当时她对习主席说：“我们从小只听说有‘美国梦’，现在有个‘中国梦’，我们感到很新奇。”确实如此。整个世界如果没有中国梦的话，那么整个世界做的都是美国梦。就像《北京人在纽约》片头曲里所唱的“千万里我呼唤着你”。中国成功了以后，很多国家羡慕中国，比如习主席曾经在几年前访问阿根廷，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就问习主席：“我们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但它现在是拉美的第六大经济体，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梦想，而中国就能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现梦想呢？中国有什么秘诀吗？”习主席就跟她说，中国还真没有什么秘诀。习主席提到了《功夫熊猫》这部电影，电影里熊猫的功夫到底是怎么学来的？电影最后找到了熊猫获得功夫的秘诀，但发现秘诀上写的是无字天书。但如果真的有秘诀的话，那就是中国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次对话对阿根廷而言触动很大。因为阿根廷是美国的后院，以前是欧洲的殖民地。阿根廷长期以来被欧美洗脑：“只有走欧美的路，我才能富强。”没有阿根廷人去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一点在韩国也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在韩国曾经教过一年书，发现韩国人动不动就整容，而且都整成一个模样。因为他们的美女就只有一个标准，谁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不美丽，只有整成了这个标准才是美女。而我们中国崛起后就发现，我们不用“整容”，我们就是最漂亮的。发展中国家以前连做梦的勇气都没有，但是现在中国告诉大家，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编织自己的梦想。所以“中国梦”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中国本身，中国梦激励了世界各国走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做属于自己的梦想。

　　而且我们最终还要实现“梦梦相通，梦梦与共”，所有的梦想都不是相互排斥的，中国梦和美国梦同样具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在用包容性的文化，以开放的胸襟与和平发展的理念，真正贯彻中国梦。而中国的最终目的是把各国的梦想放在一起，最终成就人类“世界大同”的梦想。

　　主持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围绕《美国的焦虑》一书展开讨论，我们希望从美国当前的焦虑中，能够有所借鉴，从而自觉地规避掉我们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问题。我想请王文老师再对自己的这本书进行推荐。

　　王文：全世界都处于某种焦虑的状态中，美国的焦虑更盛。在这个时候，中国应该更加自信，看透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要识破它在对话政策中的一些伎俩，在中美博弈中获得更大的优势。观察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视角，中国人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的视角。我用了我自己的视角去看待这个国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主持人：就这个问题，我想两位嘉宾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其他非常值得品读的书目呢？

　　王文：我要推荐的一本书，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老先生——谭中所著。这个春节我一直在为这本书的出版忙碌。书名目前还没确定，但所讲述的是中国文明史。

　　谭中先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是他学贯中西，既了解印度也了解美国，有着非常深厚且广阔的学识。谭中先生在中国出生，在印度成长、成才，在印度生活了50多年，是印度尼赫鲁大学迄今为止唯一的终身教授是一位中国人。现在他长期旅居美国，已经有90岁高龄。在书的后记里写到“我该向读者道别了”。看到这句话时我黯然神伤。因为谭先生的眼睛动了手术，现在处于逐渐失明的状态。他托我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并希望由我来写一篇推荐序言。我当然义不容辞接受了这个任务。我相信这本书在2017年出版后，一定会是一本优秀的作品。因此，我推荐给大家。谢谢。

　　王义桅：我再推荐一本书，是丁一凡老师写的《民主悖论》。我也给这个书写了一个书评。这本书中丁老师通过考察西方民主制度的演进，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中国的科举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得以演进的重要源泉。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民主选举中政党更替是普遍现象，比如特朗普上任后就有5000人在新政府内担任新的职务。但是美国还有十几万公务员，这些公务员是不会随着党派更替而改变的。这就是所谓的文官制度。而文官制度就是西方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学过来的。如果科举制度不引进到西方，西方的民主制度可能早就终结了。所以我们要看清楚美国真正的优势在哪里，不要被它所宣传的那套东西迷惑。

　　主持人：谢谢两位的推荐。刚才王文老师在推荐谭中先生的著作时非常动容。其实我们也非常感动：正是有了学者们笔耕不辍、勤奋研究，才能给我们带来诸如《美国的焦虑》、《世界是通的》这样优秀的论著。是这些作品给我们打开了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大门。那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两位嘉宾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美国、看待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视角。我们今天谈的是“焦虑”，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不焦虑”。我们的目的是使得我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坚定地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再一次感谢两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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