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本文刊发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四期。

      2017年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大节点事件。作为建国以来第一个引起全球响应与广泛追随的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中国日趋崛起的软实力，更折射了中国在全球与日俱增的吸引力、号召力。诚如笔者在峰会现场听到一位西方大国的前政要所说，“这是二战以来除联合国会议之外的最大规模全球峰会，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是深远的”。不只是对世界格局、中国实力有重大意义，“一带一路”对中国普通民众世界观改变的意义同样巨大。中国人的世界观真正实现了“全球性”，中国人也进入了“全球公民时代”。

　　在这些“一带一路”进展中的“民心相通”的良好基础上，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顺理成章地第一次系统地公开论述“一带一路”的未来，即要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在这其中，“开放”一词恰恰是基于中国人逐渐形成的全球性世界观理念，精准地回应了当下世界出现的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等消极现象，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一带一路”的积极效应。回顾“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四年，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秉承开放的理念，使得“建设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世界”不仅仅是口号，更是务实的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诸多实际举措，将塑造全球开放的新格局。

　　一、经过近两百年，中国的世界观拓展至“全球”。

　　从中外相互学习与互动的历史延承看，1840年以后，中国人的世界观大体有四次实质性的拓展，每一次拓展伴随着下一轮进步须汲取的教训，与此同时，中国进步也助推了中国社会的自信。在2013年以前，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尚未呈现真正的“全球性”、“对等性”，而“一带一路”的进展使中国的世界观从此前“向西方学习”逐渐开始“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

　　第一轮世界观拓展期可称为“睁眼看世界”，即以清末思想家林则徐等为代表，破除原有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的观念，学习欧美国家。当时最石破惊天的莫过于1842年清末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可谓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起源，对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不过，当时的“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更多地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更多只是希望在军事上抵抗入侵、克敌制胜。那时中国的世界观仍以“天朝”为本，仅仅看到了世界一部分“欧美国家”先进的技术而已。

　　第二轮可称为“道路选择期”，即中国人在20世纪初天朝上国、世界中心自居的心理彻底崩塌，全面转向西方学习，寻找自强之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国民政府在治国方略上大量借鉴西方，有的方面甚至全盘复制；同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从另一个维度寻求救亡图存，最终在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1940年代末，中国“天朝上国”梦境已苏醒，转而把西方列强视为压迫中华民族的外部存在，中国面临着终结“百年挨打命运”的历史重任。

　　第三轮是“一边倒的革命期”。鉴于西方对华经济封锁、外交孤立以及美苏两极对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此后，中国经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历史斗争，成功研发“两弹一星一潜艇”，逐渐建立了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重返联合国，还主动对“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一度被视为“第三世界”革命领袖，成为冷战两大阵营之外的独立大国。但此时，中国与发达世界的关系整体上是紧张的、敏感的。

　　第四轮是“虚心向西方学习”期。新中国建立前30年取了巨大的进步，但犯的一些“左倾错识”也使经济一度陷入崩溃的边缘。1979年前后，邓小平连续访问日本、美国，开启首位中国领导人访问当时全球两大经济体的先例，向全国传递“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的信号。虽然当时也支持向原苏东地区、第三世界开放，但改革开放早期主要还是从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吸引外资、科技与管理经验。而西方则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主要的学习对象。“言必称西方”在改革开放早期也相对浓厚。

　　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西方神话”才逐渐开始走下神坛。而如何向世界全面开放，如何平等地与世界交往，既学习世界，也与世界分享经验，直到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才算是正式破了题。

　　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近两百年来中国对世界的态度，有一条可循的、螺旋上升的轨迹：由简单学习到全部照抄，再逐渐走向有效学习；由狭隘学习技术到全面复制体制，再逐渐走上中国道路；由极度自负坠入极度自卑，然后逐渐恢复自信。对外学习的有效进程与国力复苏的进程基本吻合，也随之积聚反向输出的力量与蕴能。此前蜿蜒前行的中国与世界互动之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也伴随着时代的局限。从思想交流与知识互动的层面看，中国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阶段，中国向世界学习的多，输出的少；请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知识与思想的失衡现象非常明显。当中国成为第二大全球经济体，并呈现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预期时，这种失衡状态是不可能继续维系的。于是，历史选择了“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第一次在对外政策与全球治理观念上实现了知识与思想的全球输出，开始逆转此前被动的状态。这种逆转折射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豪感。

　　诚如笔者在某次央视直播点评中所说：“100年前的1917年，中国是一战战胜国，但领土却被列强瓜分；80年前的1937年，中国受到日本入侵，差战亡国；40年前的1977年，中国经济陷入崩溃，面临开除“球籍”的危险；20年前的1997年，中国经济总量还不如意大利；现在，2017年，中国GDP已是意大利的5倍。首倡“一带一路”，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来北京为中国来站台、背书。2017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节点年。”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不是“一带一路”，也会有“Ｎ带Ｎ路”或一个管“总”的概念来形容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合作设想，推进中国“世界观”的全球共享。

　　过去一些年，笔者与所在机构同事在近50个国家宣讲，无论是外国官员，还是企业家、学者、社会精英等，都越来越渴求了解“一带一路”的政策背景、思想源起、行为逻辑与未来走向。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民众的视野也渐渐从“仅盯着西方”的局限中拓展至真正的“全球”。

　　二、中国进入“全球公民”时代，在器物、制度与思想上形成了新的开放格局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提起“国外”或“世界”，人们脑海中第一反映都是美欧日等国；提起“与国际接轨”，更多指的是与西方接轨。民众出境旅游，多数都往美国、西欧、日韩等国“挤”；国际问题研究也多聚焦西方。这种对发达国家的“世界观”偏好虽体现了中国人“见贤思齐”的民族性格，却如前文所言，造成了长期“世界观”的巨大盲区。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开始填补了这种心理盲区。

　　从中国社会知识与思想变化看，“一带一路”正成为新关注点，人们更多地关注西方以外的区域，如中东、中亚、北非、中东欧、拉美等。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内容涉及“一带一路”的图书超过1000种，涵盖历史、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多个学科类别。有关“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的报道超过1000万篇。全球各大智库超过3000份研究报告与书籍聚焦“一带一路”，有的则翻译成中文，像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弗兰科潘《丝绸之路》、美国学者康纳《超级版图》等都成为了全球畅销书。

　　从中国人出境旅游与对外交往看，“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越来越成为出境游的目的地。2016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已超过1.3亿人次。在中国人出境的十大旅行目的地，泰国已跃升第一，2016年达到近900万，马来西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都名列前茅。赴伊朗、土耳其、埃及旅游的增长率远远超过欧美等国。这些与中国近年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办“旅游年”，举办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有密切联系，也与中国人正在拓展的世界观密切相关。

　　从中国官方对外教育援助与文化合作看，“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也正在成为新增长点。中国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实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同举办“国家文化年”等人文交流活动20次，签署了43项文化交流执行计划等政府间合作协议。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不只是如“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活动大受欢迎，中外文化合作，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也获得成功。中国对外实施如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等援外文化修复项目，向尼泊尔、缅甸提供文化遗产震后修复援助等。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进展不只是产能合作、金融投资增长、自贸区建立、产业园推广、跨国执法监管等经济、政策层面上的互联互通，同样也在“民心相通”上推进了一大步。随着“民心相通”伴随着中国人真正世界视野的形成，中国社会也正式步入“全球公民”时代。这不只是意味着中国人逐渐完整化了自己内心的全球观，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中国人与整体世界（而不只是西方）正在全面融合，正在全球层面上（而不只是部分区域）被正视、被接纳与被认可。

　　四年多来“民心相通”方面的进展，正在促使全球开放格局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与思想层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种新的开放国际局面正在形成。

　　一是在器物层面，世界发展进程所倚重的金融、贸易、投资、基建、商品等内容都出现了重心的转移，以新兴经济体为全球化开放动力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过去，世界发展的重心主要在发达国家，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对全球发展的引擎力量越来越小。以E11国家（中国、印度等11个新兴国家）201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52.9%（其中中国一国约占30％），远大于G7国家的22.9%。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带一路”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作用功不可没。以2017年一季度为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66万亿元，同比增长26.2%，高于同期中国整体外贸增速4.4个百分点。中国对俄罗斯、巴基斯坦、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印度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37%、18.7%、19%、69.3%和27.7%，数倍于全球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

　　随着“一带一路”进展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响应与参与其中，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开放格局还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在海外建了近100个工业园区，开辟了比较好的境外合作区的纺织、家电、箱包、服装等产能合作以及以公路、铁路、机场、港口为主要依托的基建发展，不仅直接带动当地的就业，拉动了驻在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全球网状的开放战略支点，使全球开放动能从传统的发达国家逐渐向新兴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区域转移。

　　二是在制度层面，全球治理体系所倚重的国际金融、贸易、投资、信息机制都出现了均衡化的改革趋势，以更加兼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的国际制度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2016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终于正式批准了2010年份额及治理改革方案，超过6%的份额将从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转移给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中国份额由此前的3.994%增加至6.390%，排名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巴西、印度、俄罗斯也跻身前十大份额国。同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员，权重（10.92%）仅次于美元（41.73%）、欧元（30.93%）。人民币还成为目前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前五大贸易支付货币、前九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来自于“一带一路”推进的贸易增长与货币地位提升。

　　国际金融机制的改革是国际制度均衡化的重要标志，这也是像类似TPP那样试图以美日为重心的区域主义贸易制度流产的背景。与TPP相反的是，中国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由贸易区等与“一带一路”异曲同工的倡议进展却相当顺利。中国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兴盛，以及互联网机站与网络支付等软硬件的国际普及，使国际制度的效能越来越能覆盖过去全球治理的盲区。诚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开放将更有利于“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

　　三是在思想层面，全球发展经验不再局限于“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模式，而是产生了互学互鉴，尤其是“向东看”、从中国发展道路中汲取有效经验的国际知识开放新格局。

　　二战结束以来，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道路长期受西方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以政治选举化、经济私有化、社会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成为主导其他国家发展政策的主要理论来源。然而，过去20多年的实践表明，“华盛顿共识”并未在其他国家带来足够的福祉，甚至还出现了大溃败。

　　“一带一路”则从新的思想层面为全球提供了发展知识的公共产品。当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为什么过去40年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党、同一个民族、同一片国土面积却能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成就与截然不同的变化？此时，中国经验如“实事求是”、“贤能政治”、“要致富先修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等就成了全世界争先效仿的新知识。以发展、治理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知识由过去“西学东渐”逐渐拓展与“中学西渐”并行的新开放格局。这并不等于西方的经验完全过时了，但“一带一路”的确为全世界的知识开放体系提供了新契机。

　　三、在开放新世界的未来愿景下，中国正在创造人类社会的新一轮文明演进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统计，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发展水平；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发展水平，其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5个则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换句话说，半个多世纪来，全球发展结构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富国仍是富国，穷国多数还是穷国，世界上200多个经济体多数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

　　但中国不一样，经过近40年的发展，使占全球约80%贫困人口完全脱贫，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帮助改善全球治理的结构与水平，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新的国际供给，来催生新的国际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开放，进而既造福于全球未来发展，也造就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地位与形象。具体点说，未来新开放世界的可期待愿景至少有三点：

　　第一，通过打造跨国互联互通，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高贸易和投资水平，满足“一带一路”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提升全球福祉，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促进世界经济形势的再平衡、再增长、再开放。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约有12亿人没有通电、24亿人没法享有基本的卫生服务。这使得联合国确定的2030年全球消除极端贫困目标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过去40年，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扶贫开发道路，现在正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政府主导、社会帮扶、民众主体、基建先生的方式与全球中低收入国家进行发展经验的分享，许多国家看到了国运改善的希望，毕竟，“道路通，百业兴”，尤其在印尼的雅万高铁、老挝中老铁路、东非蒙内铁路等大批设施竣工以及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大量港口规划实施后，中国通过基建带动全球开放，并改变各国发展状况的概率大增。更重要的是，在贸易与投资领域，中国已开通中欧班列50条，到2020年中欧班列将达每年5000列。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将向全球投资7500亿美元，预计出国旅游的中国人年均达1.3亿，为“一带一路”增资7800亿元，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等，中国发展巨大的牵引力与带动力效应将会越来越显著，并最终创造新开放世界的新一轮商业机遇、投资机遇、盈利机遇。

　　第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增加中国与各国利益汇合点，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以制度开放的逻辑，尽可能地实现各国在国际治理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将牵头成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新机构，对世界银行等传统国际经济金融制度进行有效补充；中国通过IMF份额改革等制度改革，以及在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联刑警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大量国际组织上加派中国籍负责人与职员的方式，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代表性，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开放化；中国通过强化“一带一路”绿色化的进程，进一步推进全球落实气候变化的相关协定，优化全球环境生态；通过打造国际互联网设施、跨境电商等事务，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的互联网水平，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实现更好的国际制度包容性与有效性。由此见，通过中国“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制度新供给，新开放世界的制度红利也是可期的。

　　第三，通过民心相通，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加强“一带一路”的跨国学术研究合作、科技创新合作、生态环保合作、民生建设合作等方式，打造一个新全球化时代的新开放社会。

　　套用哲学家亨利·博格森提出“开放社会”的逻辑，当下世界越来越被原本以开放社会自居的西方模式所桎梏，西方成为近年来经济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政策僵化、政治衰败、福祉退化、权利超载的最大策源地。此时，“一带一路”通过推进各类跨国合作，如未来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方式，实现新型全球开放社会的形成。新型的国际开放社会不只是西方主导的，而是由东西方平等、民主地享受各项国际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的超越，实现更多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开放体系，改写当下以西方样本为基石的整个全球社会科学体系，最终创造人类社会的新一轮文明演进。

      结论　未来中国要当好学生，也要当好老师

　　改革开放近40年的成功，源于中国善于学习，特别是善于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化的技术、管理与发展经验。“一带一路”拓展与延续了中国人的学习势头，与此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老师”形象。

　　某著名国际基金会总裁带领40多位美国议员高级助手团来笔者所在机构访问时所说，“带访团来华的目的，主要就是向中国学习。”类似这样的话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但现在，在欧美国家，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精英呼吁西方要向中国学习。不只是西方，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以及来自非洲、拉美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发展经验中汲取营养的心愿同样强烈。

　　此时，中国人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过分谦虚，而需要善于自我总结、凝炼、浓缩，真正把中国发展的新理论、新道理、新方法传授给世界，为国际社会贡献思想上的公共产品。

　　笔者曾给数十个国家的官员、学者与企业家们上过课，每当谈到“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保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平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时，对方都会觉得很受益，并纷纷回应这些思想都是本国教科书中所没有的。由此看，善于对外讲述中国，当好“老师”的角色，在“一带一路”受到全球承认的新时代尤其显得重要。

　　在全球知识与思想竞争激烈的今天，“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思想竞争力。在这个大好机遇下，中国学术界、智库界应更有信心与底气，完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敢于在全球思想与知识竞争中脱颖而出。

　　同样，中国要当好老师，也要做新的好学生。过去，我们眼光总是瞄准如何西方学习，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生态保护、贫富悬殊等问题上走了弯路，现在也不妨从非西方世界中汲取“一带一路”文化的营养与优点。比如，中国人可以学习伊朗人的精细，埃及人的历史感，印度人的忍耐性，土耳其人的雄心，中亚人的果敢，等等。保持持续、全面学习的心态，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互学互鉴”丝路精神的重要内涵。

　　“伟业非一日之功”，作为伟大的事业，“一带一路”建设的未来当然需要伟大的中华民族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实践中。稍有遗憾的是，虽然“一带一路”已实施了近四年，但是从政府到社会，从企业到个人，并不是所有机构与民众都能看清“新开放世界正在来临”的事实，也不一定都能把握“一带一路”的开放意义。对此，从政府到个人，恐怕都应该有所调整。

　　从政府的角度看，需要鼓励各极官员加强学习，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认识到新形势、新变化与新格局的重要性，需要在“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建立一系列的统筹协调机制，制定更符合于“新开放世界”背景下具有国际视野的政策与相关规则，在各个层级真正推进中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国际治理的现代化。

　　从社会的角度看，需要完善一系列的商务支撑体系与服务意识，在投资、保险、金融、企业管理、法律、审计、咨询与调查等各个服务领域强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减少不必要的运营风险，完善各个机构与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使中国经济、投资、贸易、金融力量真正实现全球化，增加与各国利益汇合点，夯实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理念和举措在全球的推进与普及。

　　从个人的角度看，需要提高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减少各界对对一带一路不必要的误解，引导社会舆论理性客观地认识“一带一路”的正面意义与现实紧迫性，进而通过自身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以人人都能成为“一带一路大使”的姿态，为“一带一路”纵深发展、开放发展添砖加瓦。

　　总之，在“一带一路”推进壮大了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同时也反向重新锻造了新时期的中国与中国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如何保持在全球视野下的国家发展，以及如何做好“全球大国”的国民，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件新的个人任务。（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