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丽蓉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17 年第5 期。

摘要：评估宗教交流在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建构中的功效后发现，“宗教因素”既是我国与丝路国 家缔结友好关系的历史助力，也是我国与周边国家深化伙伴关系的现实动力; 量化分析表明: “宗教因素”在我国周边外交中既是一个历史变量，更是一个现实变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与地区宗教人口分布对中国周边国家宗教基本格局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尤其是伊斯兰教的 “去中东化”发展趋势，使得 “一带一路”面临宗教极端主义冲击的可能性激增; 将宗教交流纳 入经略周边的新思路以助力 “奋发有为地开展周边外交”的对策建言，旨在强调宗教资源转化 为外交资源后，实际彰显了优化 “一带一路”软环境的战略功效。

关键词: 周边外交 宗教发展新态势 一带一路 伙伴关系 量化研究

就大周边而言，“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亦属我国周边国家。宗教交流在我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建构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在全球信仰群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周 边国家宗教发展呈现出的新态势，不仅是我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 临的新挑战，更对 “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带来了深远影响。其中，如何在宗教极端主义全球 泛起的现实背景下，与丝路沿线的伊斯兰国家开展 “去极端化”战略合作以深化我与周边伊斯 兰国家丝路伙伴关系，则成为 “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的关键。

一、宗教交流在我与周边国家关系建构中的功效评估

研究我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周边伊斯兰国家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后发现， “宗教因 素”既是我国与丝路国家缔结友好关系的历史助力，也是我国与周边国家深化伙伴关系的现实 动力。

在古丝路上，中国不仅输出了丝绸、瓷器、四大发明等商品和技术，还传播了大一统的国家 形象与中华文明，以及 “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尤其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事实， 表明 “社会距离程度不同的人之间发生言谈、信息交流、沟通、理解、对话等传播行为，为的 是满足结伴、克服孤独、自我认识、环境认知、社会选择等需要，某类传播在一段时间后变得相对稳定，由此表现了某种文化与社会结构，形成文化意义的分享和文化创造形式; 在应对环境、 群体间竞争、内在发展需要等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又不断进行共享文化的创造、修改和转变，使 文化具有流变的特点”，“如 ‘丝绸之路’使东西方的贸易更加频繁，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 沿着 ‘丝绸之路’传播开来”① 等。我们既要接受文化差异性的现实，也要建立对话意识，在 对话中建立互惠性理解。这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 “共享文化”的过程，传播中的主体双方 共同分享着经验，进而形成意义分享，由此搭建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信息平台，在对话与合作 中达到 “互惠性理解”，凸显 “在文化差异中形成互补性知识，强调文化观念的互相印证，把在 刻板印象、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等基础上达成的理解当作对他者的敌意，努力基于生活事实 与文化的动态发展进行对话式理解”②的特点，使孤立的个人与他人分享 “共同价值”，“丝绸之 路”这一公共产品所蕴含的互惠型的经济观、包容型的文明观、合作型的安全观赢得了世界的 认可与分享。其中，宗教认同已成为丝路沿线国家间形成 “互惠性理解”的重要建构要素之一， 宗教交流甚至宗教外交的作用由此得以显现。

一般而言，“宗教外交系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以特定宗教价值观念为指导，通过职业外交 官直接实施、授权或者委托各种宗教组织实施的外交行为以及默许宗教组织开展的针对另一个国 家政府的游说行为。宗教外交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一方面，宗教外交是利用宗教手段服务 于外交使命的行为，比如借助宗教组织对其他国家民众进行传教，并动员教众对其他国家政府施 加压力的行为; 另一方面，宗教外交是利用外交手段为宗教扩展服务的行为。两种行为都属于宗 教外交行为。”③ 郑和受命遣使出访天方国即为典型的宗教外交: 在 “宣德五年，蒙圣廷命差内 官太监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 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等见本国差人往天方国，就选差 通事人等七人，赍带麝香、瓷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 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天方国王亦差使人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贡献于 朝廷。”④ 郑和指派年富力强、懂阿语、信仰虔诚、颇具才干的副使洪保与马欢、费信等 7 人率 队携带丝绸、瓷器等物乘船赴麦加，不仅开展了经贸交流，还完成了朝觐功课，并带回了 “中 国人最早绘出的一幅克尔白圣寺写真图 《天房图》”，“首开了有史以来，中国以国家名义向天方 国派遣外交使团的新纪元”，并促成对方也派遣使者随其船队来中国访问， ⑤ “明宣宗朱瞻基视 麦加使节为贵客，亲到奉天门迎接，高兴地接受了献礼，回赠特别丰厚”， ⑥ 表明郑和受明政府 许可或默认、通过派遣 “职业外交官直接实施”的外交活动，实属 “利用宗教手段服务于外交 使命”的一次宗教外交，旨在以宗教信仰的方式密切双方友好关系，在经贸合作之际开展宗教 交流，出色践行了明朝 “协和万邦”的对外政策。

事实上，郑和肩负着 “宣德化、柔远人”的外交使命，其在海外的宗教交流活动，“并不是 一种单纯的传教活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是为他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服务的”， ⑦ 郑和组织开展的官民双轨宗教交流，扩大了中国在对象国的人文影响，加强了包括宗教认同在内 的社会互信，并对中国与丝路伊斯兰国家友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郑和在泉州灵山圣墓行香 之举即为明证: 永乐十五年五月，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途经泉州到灵山圣墓上香祈佑后，属下为之 立碑纪念，此举具有 “一种政治象征，传播朝廷对国内宗教的宽松政策，对穆斯林国家的宣德柔远”。亦即，对内，“灵山圣墓长期是泉州穆斯林心目中的圣地，作为钦命高官，在伊斯兰教 遭受欺凌的境遇中，亲临这一圣地行香，蕴涵着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而 “郑和亲临灵山圣 墓行香，传达着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这种尊重给予曾受欺凌的泉州穆斯林以极大的鼓舞和慰 藉，营造了尊重伊斯兰教的社会氛围” ; 对外，“为了与西亚国家将要开展的交往相配合，明王 朝必然要调整相应的文化政策，至少要考虑到朝贡使团在华的文化环境。朝贡贸易是有来有往 的，朝贡使团成员在华一般要逗留半年，宜有供其过宗教生活的环境。” “在永乐朝重新调整宗 教政策的情况下，郑和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正是这种政策调整的权威示范”，表明 “永乐初年以 后开始重兴中国与南洋、西洋诸国开展朝贡贸易所须要 ‘宣德柔远’的宗教政策。作为钦命高 官的郑和亲临圣墓行香，具有社会的公共性和权威性，从而在当地发挥了尊重伊斯兰教的示范效 应和推动作用。”① 换言之，郑和拜谒先知穆罕默德弟子的泉州圣墓，彰显了明政府尊重伊斯兰 教的基本政策立场、反映了穆斯林民众宽松的生存环境，以及释放出明政府对阿拉伯 －伊斯兰国 家之善意。此外，马欢的 《灜涯胜览》、费信的 《星槎胜览》及巩珍的 《西洋番国志》等为国 人正确认识阿拉伯 －伊斯兰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从不同视角描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 拉伯国家的世风民俗，如认为阿丹国因 “国势强盛，邻邦畏之”②、祖法儿国在礼拜日 “上半日 市绝交易。男女长幼皆沐浴”③、天方国 “妇人俱戴盖头”、“国法禁酒，民风和美”，“无贫难之 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④ 等溢美之情，成为中国与丝路沿线伊斯兰国家形成 双向宗教交流模式的重要动因: 先知穆罕默德的四大圣门弟子等本着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 求之”的宗教使命的 “走进来”，马欢等穆斯林外交使节肩负 “宣德柔远”的外交使命的 “走 出去”，由此形成的包容性的双向宗教交流，夯实了中国与丝路沿线伊斯兰国家间开展政治、经 济、人文、安全等多轨外交的民意基础，并对 “丝路天然伙伴”关系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事 实上，郑和宗教外交根植于其多元宗教的包容性与多轨外交的统筹性，某种程度上则使宗教外交 的积极性得以发掘、消极性得以规避。因为，宗教外交 “轨道中积极的一面在于，它对战争与 和平问题有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感知”， ⑤ 但因 “宗教界潜在的消极面是其排他性的历史倾向”⑥ 而使宗教外交的消极性难以避免。郑和采取的多轨外交举措，使得宗教外交在 “避短扬长”中 产生了宣德柔远的外交效应。

也正是由于郑和在下西洋中成功开启了中国与天方国以朝觐为主的宗教外交，使得朝觐外交 演化为中国对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的特色与传统，且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随着朝 觐人数的平稳增长 ( 见图1) ，中国有组织、有规模、各大部委联手参与的朝觐外交已初见成效， 在深化我国与周边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图1 近年中国赴沙特朝觐人数统计表( 2009-2016)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就强调，要 “进一步开创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新局面。”⑦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至今，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 间官方、半官方及非官方等多渠道的人文交流已夯实了双方的互信基础，宗教交流在双边关系发 展中发挥了基础和引领作用。随着2000 年10 月 “中非合作论坛”与 2004 年 1 月 “中阿合作论 坛”的相继成立，使得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开展多边人文交流与合作进入制度支撑的历史新阶段，宗教交流在丝路多元文明交往呈现积极活跃的总体态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3 年中国倡 导建设 “一带一路”，旨在通过 “五通”举措打造丝路 “命运共同体”， ①在 “民心相通”战略举 措的实施过程中宗教交流的战略意义得以凸显。2013 年 10 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主 席强调，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 “亲、诚、惠、容”的 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 交朋友，广结善缘。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 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 国家落地生根。 ② 为此，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不仅 “奋发有为地开展周边外交”，还主张开展具有 中国特色的 “大国外交”，其中就包括重视宗教交流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2014 年 3 月 28 日，习主席在第十四届博鳌论坛致辞中再次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 蓄、交流互鉴。”③ 2014 年3 月29 日，博鳌论坛举办了以 “中道圆融———凝聚善愿的力量”为 主题的宗教分论坛，这是博鳌论坛自2001 年成立以来，首次举办宗教分论坛，三大宗教领袖与 文化学者与会，提倡中道、反对极端、用宗教来对话、沟通，以及正视宗教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等，表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早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看到了宗教事务的外交 战略价值。其实，早在2014 年3 月27 日，习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5 个月后，习主席出访印 度等中亚南亚四国，以佛教、丝绸之路等宗教历史文化为切入点，深入展开国与国交流，全力推 动 “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此行标志性的国家赠礼 《玄奘之路》、为印度总理莫迪定制的纯素生 日蛋糕，习主席数次讲话中提及的诸位古代高僧等，标志着 “信仰外交”成为集中体现中国文 化软实力的重要名片，表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看到了 宗教事务的重要性与现状的差距④，表明中国政府在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的 “民心相通”举 措上正视宗教沟通、意识到丝路沿线国家战略合作中 “宗教因素”的现实存在。

毋庸置疑，从郑和的丝路外交→周恩来的人民外交→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宗教已然实现了社会资源向外交资源的成功转化，并成为深化 “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助力之一，如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中宗教极端主义与部落文化的风险性影响、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宗教交流的纽带作用、 中印战略合作互信建构中的佛教交流的作用，以及宗教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 西亚等战略支点国家间伙伴关系深化中的桥梁作用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一带一路”使 中国外交最终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且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可以盘活 “丝绸之路” 这一公共产品所蕴含的外交历史资源优势使 “传统友谊”发挥务实性作用。在两条丝绸之路上 绵延千年的中外文明交往，不仅积淀了一份深厚的丝路情感，还升华为一种经济互惠、文明包 容、安全合作的丝路精神。其中，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因其近30 年在28 国家留下的访问足迹 而彰显了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郑和文化已成为丝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丝绸之路”也成为世界公共产品，并成为中国外交的宝贵历史资源，如何发掘并利用丝路 外交实践中的 “中国经验”，已成为如何盘活 “一带一路”历史资源优势的关键，也是 “传统友 谊”之于当代丝路伙伴关系的作用所在; 二是可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具有的竞 争力来 “奋发有为”地开展周边外交。两条丝路沿线人口 30 多亿，中国既有为沿线合作国家的 注资能力，还倡导义利兼顾甚至舍利取义，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及中国企业 “走出去”等方 式积极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打造丝路沿线国家 “利益共同体”与 “责任共同体”的实 践中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在经济合作与宗教交流的互促互进中构建了丝路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使得有效甚至高效的宗教交流在完成社会资源→外交资源的第一次转化后能够实现 外交资源→战略资源的第二次转化，力争在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由 “丝路天然伙伴关系”→ “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之，“宗教因素”既是我国与丝路国家缔结友好关系的历史助力，也是我与周边国家深化 伙伴关系的现实动力，这是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历史互动与现实交往关系的真实写照。但因宗教 极端主义所致的 “一带一路”战略风险的挑战日益严峻，使得如何管控宗教极端主义风险因素 已成为关乎 “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中，丝路沿线国家宗教发展新态势 愈加凸显了 “宗教因素”已成为经略周边外交的关键所在。

二、丝路沿线国家宗教发展新态势量化分析

当我们对丝路沿线主要国家宗教人口分布 ( 见表 1) 作数据统计后，发现了以下几个事实: ( 1) 古代丝路宗教信仰的基本分布走势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宗教发展基本格局之间 互为因果关系; ( 2) 古代丝路多元宗教并存的历史传统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多元宗 教并存的发展态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 3) 古代丝路宗教信仰历史人口相对比值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地区宗教信仰现实人口相对比值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表1 丝路沿线国家主要宗教人口比例表

上表还揭示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几个现象: ( 1) 在71 个沿线国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 林人口占比超过半数以上的有37 个国家，且主要分布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地区; ( 2) 天主教、东正教与基督教三大信仰群体人口占比超过半数以上的分别是9 个国家、7 个国家 与2 个国家，共计18 个国家，表明基督教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 3) 佛教信徒占比 超过半数的国家有7 个，除蒙古外，其他 6 国均属东南亚地区，佛教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依然强 大，甚至包括华人华侨社区; ( 4) 华人华侨中信仰孔教、道教及佛教的居多，但也有信仰伊斯 兰教乃至基督教的，表明宗教既是他们融入对象国的重要社会纽带，又是他们持守中华传统文化 血脉的重要生存策略; ( 5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民众信奉伊斯兰教或以伊斯兰教 作为国教，但即使如此，沿线国家绝无单一信仰现象，多元信仰结构已成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在穆斯林人口高达99%的伊斯兰国家亦不例外; ( 6) 多元信仰结 构的形成得益于古丝路多元宗教文化的包容性交流与合作，但中国道教文化沿丝路外传后多囿限 于汉文化圈甚至仅在新加坡等国的华人社区而难以远播; ( 7) 印度佛教远播影响力较大却在本 国消失，取而代之的印度教在印度与尼泊尔有了众多信徒……这些值得深究的现象，既是我国与 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 “民心相通”所面临的教情现状，也是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深化宗教交流与合作的社会现实。

据皮尤报告预测，全世界印度教徒的人口数量预计在2014 至2050 年间将增长34%，从目前 略超过10 亿增长到2050 年的近14 亿。届时，印度教徒将占世界总人口的14. 9%，成为世界第 三大宗教。穆斯林人口从2010 年16 亿人增长至2050 年约28 亿人，2070 年后，伊斯兰教将成为 世界信徒最多的宗教，印度将取代印尼成为拥有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① 该报告表明，信仰人 口结构变化已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主要表现在: ( 1) “宗教因素” 对我国周边外交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人口比由伊斯兰教、佛教、 印度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表明影响我国周边外交的 “宗教因素”已由伊斯兰教、 佛教变为伊斯兰教、印度教与佛教，折射出 “宗教因素”在我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性将进一 步增强的发展趋势; ( 2) 宗教极端主义已成为重要的战略风险因素。伊斯兰教仍是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信仰人数最多、分布区域最广、现实影响最大的宗教，且因宗教极端 主义与种族、教派、部落、能源、领土等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使其成为重要战略风险因素 之一，使得 “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宗教极端主义所带来的人文风险正向政治、经济、安全等 领域蔓延; ( 3) 中印关系中 “宗教因素”的影响力日益趋强。随着全球宗教信仰人口结构出 现的新变化，印度教徒的激增与印度国内穆斯林人数的激增，都使得印度将在印度教与伊斯 兰教发展中的教缘影响力空前激增，且对我国周边外交中的人文影响力也随之增强，更使印 巴克什米尔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 4) 南亚伊斯兰信仰板块的政治影响力 将不断扩大。2070 年后的伊斯兰教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且印度将取代印尼成为穆斯林人口 最多的国家，并影响印度与阿拉伯 － 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客观上造成南亚将取代东南亚而成 为中东之外最重要的伊斯兰信仰板块，南亚与西亚、北非这三大伊斯兰信仰板块间的密切联 动，又会对大中东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涉疆暴恐已对我周边外交造成重大现实挑战即为 明证; ( 5) 宗教极端主义将对 “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冲击。2010 至 2050 年全 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10 个国家 ( 见表 2) 。

表2 2010 年与2050 年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10 个国家

主要分布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其中，穆斯林人口列 前三位的国家均在南亚与东南亚，且人口比值由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印 尼，意味着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的人口几率将大于温和伊斯兰主义影响的人口几率，印巴克什米 尔问题凸显将成不争的事实。西亚与北非人口居多的伊斯兰国家，占全球穆斯林人口比总体呈下 降趋势，但以埃及、伊朗、土耳其为主的伊斯兰国家，仍因人口众多、教派矛盾、种族恩怨、部 落纷争、地区冲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在中东地缘政治与教缘政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并在不 断平衡政教关系中实现社会转型，并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

量化分析表明， “宗教因素”在我国周边外交中既是一个历史变量，更是一个现实变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宗教人口分布对中国周边国家宗教基本格局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 尤其是伊斯兰教发展出现的 “去中东化”趋势，使得 “一带一路”面临宗教极端主义冲击的可 能性增大。因此，如何有效管控宗教极端主义所导致的战略风险，将是关乎中国参与丝路安全合 作、提升全球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的重大现实问题。

总之，周边国家宗教发展出现的新趋势，使得中国周边外交中 “宗教因素”的重要性进一 步凸显，尤其是在 “一带一路”大大提升了周边外交战略地位的现实背景下，周边国家宗教发 展新态势已然成为 “亲诚惠容”原则指导下我国周边外交新实践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

三、在周边国家宗教发展新态势下经略周边外交之对策

“一带一路”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将更多地与世界发生联系，尤其是与那些比 较复杂甚至相对落后的地区发生联系，这实际上对中国社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以更为灵 活、务实和开放的心态，超越传统的民族交往模式，去寻求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② 随着 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主流媒体肆意渲染 “中国威胁论”与 “中国必霸论”来肆意歪曲中国形 象。因此，“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对西方的反对作民族主义式的强烈反应，而是要理性地寻 求改变西方认知中国的途径和方法。”③ 我们既要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捍卫中国的丝路话语权，还要积极 “开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密切机构联系、拓展对话渠道、努力增进共识”①。 从某种意义上讲，“域外宗教的入华以及中国儒教等信仰传统的西渐，基本上是通过丝绸之路而 得以实现。这样，宗教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外民众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成为具有动感及 活力的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②，凸显丝路宗教资源的比较优势。其中，对宗教团体的思 想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与和平利用，是对原有的世俗化场景下的外交模式的一种 修正和更新，也是深化战略合作的新途径，如2015 年的中印、中日外交，为宗教资源转化为外交 资源乃至战略资源的可能性提供了示范效应: 2015 年5 月14 日，中印首脑外交中因大慈恩寺、玄 奘取经、菩提树苗等宗教元素的融入而唤起了中印友好交往的 “丝路记忆”与 “丝路情怀”，旨在 用佛教文化认同来提升首脑外交的成效。此外，中印 “双方认识到，通过边境贸易、香客朝圣以及 其他交流加强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合作是增进互信的有效办法”，故 “中方于2015 年开通的经乃堆拉 山口的朝圣路线，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宗教交往、为印方朝圣香客提供便利。”③ 可以预见，此次中 印宗教外交的战略性起步，将有助于增进中印战略合作的互信度、增强丝路 “命运共同体”意 识。2015 年5 月23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的讲话中，不仅强调以佛教为纽带的 “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还指出 “隋唐时期，西安也是中日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当年很 多来自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僧人在那里学习和生活”， “17 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 期间，“不仅传播了佛教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④ 事实上，发掘、利用丝路宗教资源的比较优势来重续丝路民间交往传统，已 成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探索的实际行动，2015 年2 月27 日，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斯里兰卡外长 萨马拉维拉时表示，中方对中、斯、印三方合作持开放态度，愿积极探讨三方可能合作的领域和 可行途径，尤其强调，“三国都有丰富的佛教旅游资源，可以考虑合作开辟旅游路线。”⑤

如何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深化我与丝路伊斯兰国家间伙伴关系 ( 见表 3) ，将是 推进双方战略合作的关键，故可在友城、孔院、智库、医疗、体育、旅游、考古等人文外交项目 运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利用并提升丝路宗教资源的比较优势，推进 “民心相通”战略举 措的顺利实施。

其中，我与三个战略支点国家的合作面临严峻风险 ( 见表4) 。

表3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伙伴关系发展统计表

表4 “一带一路”三个战略支点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统计表

为此，特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力争以经略周边的新思路助力 “奋发有为地开展周边外 交”。

第一，应激活 “郑和符号”所包含的 “丝绸之路资源”、“多元宗教资源”及 “华人华侨资 源”等人文资源优势来服务于我国的周边外交。

事实上，“郑和符号”不仅从虚实两个 “意义空间”已对东南亚伊斯兰信仰板块、西亚伊斯 兰信仰板块和北非伊斯兰信仰板块等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现实影响，还因其所包含的 “丝绸之路 资源”、“多元宗教资源”及 “华人华侨资源”等人文资源优势，也对中国丝路外交乃至人民外 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如何激活 “郑和符号”的人文资源优势也成为经略周边外交的题中 应有之义: 1、郑和的外交实践，出色地践行了 “丝路精神”的互惠型的经济观、包容型的人文 观及合作型的安全观等核心价值理念，故 “郑和文化”实为和合文化，也因此成为 “丝绸之路 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 2、郑和的多轨外交举措，不仅助其团队成功 “软着陆”于丝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还因其 “教经互促”的交往模式而带动了我国与伊斯兰国家、佛教国家的关系发展， 更将本土的道教文化远播海外，故郑和外交对伊斯兰华化、佛教华化后的东传及汉文化圈的形成 等均具有一定的构建作用，郑和为丝路 “多元宗教资源”格局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不容忽视; 3、因 “伊斯兰因素的影响”已成为 “郑和所执行的华侨政策的明显特征”， ① 使得华人穆斯林 成为联系中国与印、马关系的纽带、消解印、马社会反华情绪的润滑剂，在东南亚穆斯林看来， 中国经济的腾飞印证了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圣训名言，不仅开始肯定郑和等中国 穆斯林对东南亚伊斯兰教的贡献，还认为应该多向中国学习，这对拥有世界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印尼和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伊斯兰国家意义深远，故应从外交、旅游、宗 教、华人圈、丝路情等不同方面激活 “郑和符号”，为优化 “一带一路”软环境发挥应有作用。

第二，应在坚守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我国与伊斯兰 NGO 开展宗教交流与 合作的新途径。

经研究发现，世界主要伊斯兰非政府组织 ( 见表5) 。

表5 当前世界主要伊斯兰宗教非政府组织一览表

主要分布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 ( 8 个) 、英美法 ( 10 个) 及土耳其 ( 1 个) 、伊朗 ( 1 个) 等国，开展救济、援助、救助、慈善、宣教及人道呼吁等活动，其影响力日益扩大。近年来，阿 拉伯国家社会剧变又引发中东地缘政治大裂变，使得宗教、民族、部落、家族等一系列人文因 素，既成为 “阿拉伯之春”爆发的重要诱因，也成为埃及等中东国家完成社会转型所面临的现 实挑战，尤其是教派矛盾已对叙利亚危机、伊拉克重建、利比亚内战、也门空袭以及中东和平进 程等一系列中东热点问题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使得中国中东人文外交面临重大现实挑战。此外， “9•11”后宗教极端主义从民间、精英及组织等三个层面泛起全球，尤其是 “基地”组织的卷 土重来、“伊斯兰国”的乘乱坐大及 “东伊运”的 “以武求独”等不断恶化了 “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环境，再加上周边国家宗教发展出现的新趋势，使得进一步拓展宗教交流与合作已成为 周边外交的新课题: ( 1)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前提下，探索我国与伊斯兰 NGO 开展宗教 交流与合作的新途径，以建立我与丝路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社区、部落社会乃至家族政治等更深层 的联系; ( 2) 将宗教慈善资源转化为民间外交资源已成为发展中国与伊斯兰 NGO 关系的新课题 之一，尤其是如何在清真寺这一文化场域有限开展宗教慈善、积极落实 “去极端化”举措等， 已成为我与伊斯兰 NGO 共治穆斯林社区的新抓手; ( 3) 开展宗教交流与合作，既应包括 “两国 政府宗教部门之间的互访交流”，还应包括 “伊斯兰教界在学术研究、朝觐、公益慈善等方面合 作”， ① 与伊斯兰 NGO 开展宗教交流与合作，旨在进一步加强民间人文外交的机制化建设。

第三，应充分利用宗教领袖、学者及企业家等的精英资源优势来为我国的周边外交服务。

应派具有外交意识的爱国宗教领袖、具有研究专长与国际沟通能力的学者、善长与社会各界 打交道的 “走出去”企业的领导者等参与中国人文外交。这三支队伍的外交参与，既是由商旅、 教旅、学旅构成的古丝路 “三轨并存”的人文交流模式的现实延续，也是将教界、学界、商界 的精英资源转化为外交资源，将人文交流的触角延至对象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竭力将人文交往与 合作的范围覆盖宗教、民族、部落、社区、清真寺、家族等基本社会细胞，夯实丝路沿线国的社 会民意基础: ( 1) 对丝路伊斯兰国家的人文外交更需细致与耐心，尤其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 家，宗教上层与部落上层对国家社会政治的影响极大，其宗教上层大多具有高深的宗教修为，只 有通过我国修德深厚的宗教领袖与他们在共同的宗教语境内开展平等对话，才有可能使其尊重中 国伊斯兰的传统与现状，进而客观认知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 2) 只有通过我国 “走出去”的企 业家与当地清真寺长老、部落酋长及家族族长等建立了良好关系，才有可能使其分享中国企业为 当地民众带来的民生红利，进而真切感知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所 做的切实努力; ( 3) 只有通过我国高校、智库的知名学者与当地高校、智库、媒体、青年等社 会精英开展师生交流、学术研讨、合作办会、联合攻关、合作采访、组团游学等，才有可能使其 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进而对本国的对华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积极推动在学 者与企业家 “保驾护航”下的爱国宗教领袖的外交参与，旨在使中国主要民间精英资源能够切 实为周边外交服务，并在落实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的具体实践中弘扬 “丝路精神”。因 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资源转化为外交资源后，实际彰显了优化 “一带一路”软环境的战 略功效，此为本课题的战略意义之所在。（注释略，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