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11月19日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在新一轮美国大选中获胜的乔·拜登曾撰文表示，美国要重新领导世界。笔者对美国是否能领导世界不太看好，因为全球治理已休克，复苏回来并不容易。

休克的第一个特征源于以美国为领导的全球治理惯性与行为传统的彻底失势。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战以来第一次美国没有担当国际领导的全球危机。从一战、1929年全球大萧条、二战、1970年代石油危机、冷战、1990年代中东危机，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一直充当或处在主导国家的位置。但这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美国非但领导不了世界抗疫，连自身也难保。

第二个原因则是以联合国、WTO、WHO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主要国际组织的严重失常。联合国官员非常努力，但坦率地说，一向以促成大国一致为目标的联合国，这一次完全失去了号召力，国际道德优势空前衰弱。面对国际贸易大衰退，WTO改革与应对严重失常。WHO一直冲在最前沿，但由于美国退出，国际抗疫的联合效果大打折扣。

三是以G20、G7为代表的全球危机应对大国协调机制极度失位。大国之间在危机时期的协调，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1990年代中东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一次疫情，G7国家受到重创，至今仍困于更严重的第二波疫情中。G20峰会领导人曾有会晤，但G20峰会在主题聚焦、决议执行上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人类在百年一遇大疫情的冲击下，至今没有抱团。

四是以IMF、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财政货币协调机制全面失措。人类历史处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负增长中，本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复苏。可惜欧美国家量化宽松，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变相打响国际货币战、汇率战。尤其是美国无限量宽的货币政策短短半年间超发近3万亿美元货币，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无异于雪上加霜。

当前国际体系存在严重的治理赤字。疫情冲击下，治理赤字在加大，如同外力重击孱弱的全球治理，令后者直接出现休克。

“全球治理”兴盛于冷战结束以后，一批有识之士试图推动人类超过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维护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在现有的国家体系、国际机制与全球规则基础上，解决诸多跨国性的人类难题。

应该说，全球治理曾取得过巨大成就。但为何2020年却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呢？

这场疫情远远超过人们当初的想象是首要原因。新冠肺炎疫情刚发生时，多数中国人都以为又是一场非典。现在再对照，非典在2003年全球仅9000多人感染，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已超过非典的6000倍，且还在扩大。人类低估传染病危害，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付出代价最大的是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为社会基石的欧美国家。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了近一年，没想到欧美还有那么多人以自由为名，拒绝戴口罩。维护自由，在社会繁荣时尤其可贵；但在危机时，人人都应有牺牲自由的责任与义务。作为全球治理长期主导者的欧美国家抗疫不力，直接导致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群龙无首。

有人说是时候该中国来领导全球治理了，错！在笔者看来，中国没有意愿领导全球治理。中国希望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但这个方案肯定不是“中国领导权”。

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观不是雁型结构式，即一国带头、他国跟进，而是平等、包容与网状。全球治理的未来需要协商、自愿、尊重每一个国家的根本意愿。

在笔者看来，当务之急仍是国际防疫合作。全人类都须正视疫情的长期危害性。每一个国家都应分享新冠病毒毒株基因组序列，共克难关，发明广泛普适性的疫苗。每一个国际政治组织都应为此而呼吁、推动，每一个人也都应长期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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