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刊于11月30日FT中文网。

一个幽灵，一个“G2”（两国集团）的幽灵，在太平洋两岸游荡。

它的肉身，十年前就死了——死于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间的傲慢与偏见、贪婪与猜疑。而它不甘的魂灵则在上周巴布亚新几内亚APEC峰会上的大国拉锯战中意外“还魂”。

虽是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Theory is the explanation of law）。违背客观规律的行为容易遭到国际体系的惩罚。无论是奥巴马前总统“美国还将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不动摇”的豪言壮语，还是中国人民有关“国际社会必将走向更加平等的多极时代”的良好愿景，都未能动摇过去十年来国际体系“两极化”的大趋势——中美物质实力的差距在持续缩小（尽管最近这一趋势似有逆转），同时其他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差距在持续拉大——即便他们头上仍顶着诸如“金砖”此类的种种桂冠。

这一结构性的质变直接导致的战略后果是：对美国而言，再也无法无视中国的存在；对中国而言，再也无法继续做“躲在树丛后面的大象”（佐利克语），于是传统的“韬光养晦”被近年来的“奋发有为”所取代，并通过大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成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则他们将被迫做出艰难的“选边”抉择；对世界秩序以及包括G20、APEC在内的多边全球治理架构而言，中美关系的裂变本身就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为了适应新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十年来，中美双方相互进行了反复的战略试探和艰辛调适。十年前，正值美国深陷2008年金融危机漩涡中心之时，由美国智库学者牵头提出的“G2”（Group of Two，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破茧而出，并得到美国部分政界人士的一定背书。然而，无论他们主观动机究竟如何，至少G2的文本在大洋此岸被广泛解读为一种要求中国替美国“背锅”、还债，却不给任何回报、好处的缺乏诚意、自私自利的提案——如果不是某种蓄意的“阴谋”的话。那年尚负笈求学的笔者清楚记得，有中国知名学者用风趣的语言解读这份proposal（该词在英语中既有“提议”也有“求婚”的含义）：一个叫做美利坚的“渣男”给女孩子许下凭空的诺言，只求春宵一刻，却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责任。

平心而论，中方的这类理解也并非没有道理。在中方最为关切的台湾等核心议题上，G2论者，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白无误且既让中方可以接受又让美方认定可行的方案；他们只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做了一些调整。这些调整对美方而言可能过于慷慨大方，而对中国而言则较为小气。总之，在中方看来，这个充满“傲慢与贪婪”的提议并无甚实用价值，于是酝酿出中国版的G2——“新型大国关系”。该理念最初就是为中美双边关系量身定制的，旨在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并搭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互利共赢的新型中美关系。遗憾的是，或许是出于第一超级大国的傲慢“惯性”——话语与规则的制定权断不可假手他人，或许由于美国在诸如台海等中方“核心利益”上实在无法“尊重中国”，或许是中美此后彼此间的一系列误读误判，譬如美方将“相互尊重”理解为“平起平坐”（这在华盛顿眼里简直是“老二”向“老大”赤裸裸的“逼宫”、“夺权”），而中文语境下这不过是委婉要求美国注意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总而言之，作为G2的替代品，“新型大国关系”在经历了类似的反复斟酌与讨价还价后，也终究无可奈何花落去，随G2一同卷入历史的尘埃中。

就这样，在过去的十年里，由于双方自身以及彼此互动层面的种种原因，十年前“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们”（idealist realists）所期待的某种中美良性共存，甚或达成“全球共治”的愿景并未实现。弹指一挥间，十年后的今天，取而代之的已是眼下愈演愈烈的贸易战、科技战、孔子学院关停战，合作项目毁约战……太平洋两岸早已物是人非。过去双方的proposal，无论多么自利或傲慢，或者充满猜忌，但至少都还是朝着缓和冲突、消弭矛盾的正确方向去发展。然而今天，大洋两岸的人们谈论的更多的却是诸如“脱钩”（decoupling）、“新冷战”（new cold war）等概念。

Law is law。规律就是规律。十年一个轮回，一切仿佛重回原点。但此G2非彼G2。G2的魂灵还在，那是因为中美实力对比、国际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没有因双方的认知或嬗变的话语而改变。在上周刚刚结束的多边主义区域论坛APEC上，由于中美矛盾而使大会的联合宣言流产，这本身就是一个“两极化”世界（至少在亚太地区）已经降临的明证。其核心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一是中美“全面竞争”（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时代的提前到来，二是该两极结构下的第三方，即中等大国，将面临“选边”的两难。

十年前，美国部分有识之士认识（know）到这一点，并给出各种应对方案，但显然美国政府没有或不愿意承认（recognize）这一点，于是才有了被一些中国人视为“渣男条款”的“G2”论。而中国方面，可能部分由于“世界必将多极化”之外交传统话语的影响，也可能受外交政策思维定式和官僚体制惯性的制约，总之既没有“认识”到，也不会“承认”，自然更谈不上未雨绸缪，为一个即将到来的两极化世界以及中美不断加剧的竞争提前做准备。

该来的总是要来。如果用仓央嘉措的诗歌把沃尔兹的洞见表述出来，那就是：你见或者不见，一个两极化的世界就在眼前，不悲不喜；你果断采取行动，或者把头埋进沙土，新两极结构的挑战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当然，“两极”结构是“冷战”的重要特征，但两者并不等同。过去期盼中美“两极”结构发展为“G2共治”的希冀虽已破产，但今天的人们至少还应该为管控两国矛盾与冲突，使之横盘在“全面竞争”（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的层面而不至于进一步恶化为全面斗争的（新）冷战。对当下的中国外交而言，最紧迫且现实的议题、任务恐怕是：首先抛去对美国种种不切实际的好感或憧憬，同时也避免滑向另一个极端，幻想在一场“史诗战争”中毕其功于一役；然后在精确计算的基础上审慎考量如何在一个“全面竞争”时代下管控两国分歧，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秩序，在更加险恶的环境中延续崛起/复兴的态势。

莎翁道：“世间为舞台，冠笄皆伶人”。此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台已搭好，幕已拉开，只待大国登场。（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