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前伦敦市商业与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1日观察者网。

　　中国自身的发展不仅正在实践行动上重塑世界秩序，而且正日益引领国际思想。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与往日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了，大国角色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正如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这预示着中国的外交方略将与以往的韬光养晦有所不同，中国不仅要多参与国际事务，而且还要做国际体系的建设者。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还首次提出“两个引导”——“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这和西方最常用的术语“思想领导力”有所不同，但两者有一些相似之处。

　　引人注目的是，国际社会正日益注意到，在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全球性问题上，中国思想已领先西方。

　　其中含义不言而喻。中国的思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不管这种理论是像中国共产党文件中那样，直接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表述，或者是在国际场合为了说服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而用其他术语，其来源毋庸置疑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思想领导力日益上升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现正日益领先西方理论。

　　最典型的例子是，习近平强烈捍卫全球化，而特朗普提倡贸易保护主义，这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因此，本文将探讨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下文将首先分析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以说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仅违背中国人民利益，而且也违背美国人民利益。这也令习近平近来发表的讲话中所蕴含的中国思想，和特朗普政府透露的政策框架，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下文将运用具体案例说明“两个引导”或者西方惯用的说法“中国国际思想领导力”的重要性和基础。

　　两个演讲的故事：习近平的演讲VS.特朗普的演讲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战略顾问、也被美国媒体称为“实际操盘的美国总统”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对中美两国元首近期发表的两次讲话进行了回应：

　　“比较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和特朗普总统的就职演讲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从中发现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自称是“经济民族主义者”（(economy nationalist）的班农此番言论，意在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支持全球化的言论，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言论辩护。

　　但遗憾的是，班农大多数的国际评论主要是从自己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这导致他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支持习近平本次讲话的并不仅仅是那些一贯支持中国的人。西方最有影响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指出：“习近平的讲话不管从哪一个方面讲，都‘取得了全面成功’。”

　　波士顿咨询集团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Hans-Paul Buerkner)总结道：“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习主席强调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以及增长与公平的重要性。”

　　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哈立德·艾勒·鲁迈希(Khalid Al Rumaihi)则说道：“习主席坚持深化全球化、增强经济增长，以及对孤立主义的警告非常令人欣慰，对当今世界来说不啻于一针强心剂。”

　　习近平的讲话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支持是意料中事，因为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中国支持全球化更符合美国人民利益，这一点并非为大众所知。中国国家主席比美国总统的首席战略顾问更了解美国人民的利益在哪里，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的结果，原因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实事求是为准绳，即准确地分析什么才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为说明这一点，下文将首先论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自身的影响，然后再举例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优于西方理论的原因。

　　贸易保护主义负面案例：中美轮胎特保案，美国消费者损失惨重

　　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者”主张的关税保护主义带来的最明显影响，是导致美国消费者购买成本上升。如果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提高关税，那么美国消费者所购买的从较高端的产品（ iPhones ）到廉价消费产品的许多商品价格将会上升，从而降低美国民众生活水平。

　　也许班农等一些人认为，虽然美国生活成本会有所上升，但这将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只会受贸易保护主义拖累变得更糟。

　　下文将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经典案例之一——中美轮胎特保案，来证明上文所言非虚。

　　所谓“中美轮胎特保案”，是2009年9月美国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实施特殊保障措施，连续三年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2012年国情咨文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汽车轮胎实施的贸易惩罚性关税措施，促使美国轮胎企业保住了逾千份就业机会。

　　但这种说法避重就轻地扭曲了这种关税对美国经济的总体影响，因为奥巴马没有提到，这项拯救美国轮胎制造业的政策，导致美国其他经济行业所失去的就业岗位更多——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付出惨重代价。事实上，所征收的关税只有不到二十分之一是用于支付轮胎工人工资。

　　因此，分析这个案例有助于解释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弊端。至于该案例的详细分析，在此向大家推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夫鲍尔（Hufbauer）与劳里（ Lowry）所发布的专题报告——《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业岗位》（US Tire Tariffs： Saving Few Jobs at High Cost），以下将摘录部分内容。

　　首先，美国提高关税的影响是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减少了67%——这符合预期目标。因为这是针对一个特定国家提高关税，原本属于中国的绝大多数轮胎产品份额被墨西哥、泰国、印尼，以及其他国家替代。正如奥巴马所言，美国轮胎行业的就业岗位因此增长了1200个。

　　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轮胎远比中国昂贵，因此2011年美国消费者因进口轮胎关税上升多付出了11亿美元。也即是说，美国为拯救1200个就业岗位付出的经济代价高达11亿美元，相当于每一个就业岗位都是花90万美元买回去。

　　美国轮胎工人的年薪仅为40070美元。因此：

　　直接补贴轮胎工人比征收关税所付出的代价小得多；

　　这轮轮胎花费上涨的11.23亿元中，只有5%进了美国轮胎工人口袋中，其余的则被轮胎制造商和其他人瓜分。继关税提高后，美国轮胎价格一年上涨近5%，快于生产价格指数（PPI）平均增长率，由此带来的通胀加剧导致美国消费者生活水平降低。

　　正如赫夫鲍尔与劳里正确地指出：“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获得的大部分钱从家庭预算转移到美国国内或国外的企业小金库，而不是支付美国工人薪水。购买轮胎多花的11.2亿美元中，只有4800万美元进入美国工人口袋。也即是说，本次轮胎特保案惠及的消费者不到5%。”

　　美国在中美轮胎特保案中所受到的间接经济损失更为严重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谈的仅是美国民众在中美轮胎特保案中所受到的直接损失。美国生活水平和就业所受到的间接影响更为严重。

　　购买轮胎多花的11.2亿美元不能用于其他项目，这导致其他经济行业销售下降、就业减少。正如《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业岗位》》指出：

　　“用2011年底零售业零售总额，除以零售业总雇员数量，可以得出：10亿美元可创造3507个工作岗位。据估计，购买轮胎多花的11.2亿美元中，只有4800万美元进入美国工人口袋。由此带来的净影响是，消费者在其他消费领域会少花10.64亿美元，这间接导致零售业3731人失业……因此对进口自中国的轮胎增税所增加的就业，完全被零售业减少的就业给抵消了。拯救1200个工作岗位，实际上换来的是丢失2531个就业岗位的代价。”

　　换言之，对中国轮胎加税所带来的影响使美国消费者损失11亿美元、美国就业岗位减少2500多个！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间接损失。美国对中国轮胎提高关税后，中国随即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肉鸡产品提高关税，导致美国对华肉鸡出口量下降90% 。虽然中国官方否认两者间有关联，但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并指出，报复几乎是贸易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业岗位》从而总结道：“2009年对华轮胎特保措施的最大赢家是替代中国出口轮胎的其他国家，他们主要分布在亚洲和墨西哥，向美国销售低端轮胎。国内轮胎生产商是次要受益者。请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调查的该行业工会仅分得一小杯羮。美国汽车和轻型卡车轮胎消费者正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无论他们是购买中国或非中国产轮胎。轮胎制造业增加的就业，完全被零售业减少的就业给抵消了。另一个附加影响是，美国肉鸡企业在中国的报复后失去了中国市场。”

　　除美国遭受这些损失外，中国轮胎制造商也遭受巨大损失。确切来讲，这对双方来说是“双输”。除非美国的目的是有意帮助泰国或墨西哥轮胎生产商，否则这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利益。这宗特保案对美国来说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总代价

　　花费90万美元拯救美国轮胎行业一个就业岗位，并不是最极端也最典型的例子。藉由关税保护主义，美国为保护特定行业就业所花费的成本非常高，一些研究成果也一再印证了这一点。

　　一份对1986年31个行业的美国调查报告发现，按照2016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消费者为拯救这些行业每一个就业岗位所花费的成本最高达220万美元，平均水平为51.6万美元。一份1994年的研究发现，按照2016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美国当时保护一个就业岗位所花费的平均成本是27.5万美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美国当时保护一个钢铁就业岗位的成本是49万美元。

　　藉由贸易保护主义拯救任何就业岗位付出的代价如此高昂，这不能大规模使用，其他经济政策更有效。正如因国际贸易的杰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就业水平是一个宏观经济学问题……关税等微观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净效应。贸易政策应关注效率影响，而非关于就业的虚假数字。”事实上，中美轮胎特保案对美国就业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负。

　　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出口行业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上文仅就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关税提高，美国经济成本增加必然增加美国企业的国际成本，因此对美国出口商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约有八分之一供出口，因此美国关税保护主义给国内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延伸到国际领域，影响美国出口企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正如密歇根大学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马克·佩里（Mark Perry）在其题为《特朗普拯救美国就业的手段可能会杀死美国就业》（How Trump’s tactics for saving US jobs could kill them instead）的文章中指出：“特朗普试图‘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或‘把工作留在美国’可能会适得其反，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杀死美国就业。”

　　里克·纽曼（Rick Newman）在雅虎财经频道就关税保护主义和特朗普的其他政策分析道：“特朗普实质上是在逼迫企业接受更高的生产成本，这很容易适得其反。与特朗普什么都不做相比，这样做毁掉的工作更多。”

　　纽曼还特别就特朗普对美国空调制造商开利（Carrier）施压指出：“开利的竞争对手包括特灵（Trane）和美国标准公司（American Standard），两者都属于总部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英格索兰；瑞美（Rheem）总部位于亚特兰大；古德曼（Goodman global）则属于日本企业集团大金工业株式会社。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线。如果任何一家企业的成本（如劳动力、部件，以及其他等等）高于其他企业，那么其产品将会比其竞争对手昂贵，其销售也可能会下降，其企业竞争力也将被削弱。企业不得不承担更高的成本……他们用于雇人的资金也将会减少。”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难以将高端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

　　同样，有必要澄清的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助于将高端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是一种错觉。正如Tim Worstall在《福布斯》杂志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趋势指出：“事实是，美国失去了700万个制造业岗位，增加了5300万个服务业就业岗位。这也是发达经济体普遍正在发生的事……随着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制造业劳动力比例也相应下降……

　　此外，这5300万个新岗位中，62%的工资高于我们失去的那些高薪制造业岗位。是的，3300万高薪职位取代了失去的700万高薪职位。”

　　少数行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对经济造成致命性影响

　　为客观平衡地分析这个关键问题，有必要指出，如果贸易保护主义仅涉及少数行业，那么即使成本高昂，也还是可以承受的。事实上，许多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成本高昂的少数行业。

　　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利用贸易保护主义保护其汽车行业的日本和韩国。许多国家实行农业保护主义政策。绝大多数国家实行军事行业保护主义政策。比如，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事实上也受益于中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

　　即使通过简单的算术，也可以得出结论：保护的行业越多，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仅对数量有限的行业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时，不会造成致命性影响。但奉行全面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普遍遭受失败，不管是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二战后的阿根廷和巴西，1929-1939年的美国），还是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苏联）。

　　在现代经济中，对相对少的行业实行规模有限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会导致灾难，但借助“经济民族主义”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则会导致灾难，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对此有更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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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搞贸易保护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关于关税保护主义的现实问题并不意味着，美国民众不应要求改善其工资和就业前景的措施！只不过，利用关税保护主义实现这一目的会适得其反而已。就业培训和基础设施投资等经济政策，才能产生预期效果。

　　正如《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业岗位》指出：“关税保护主义导致美国居民每年损失逾10亿美元、美国增加的就业岗位少于损失的就业岗位。征收10亿美元的税费或通行费，然后把钱花在翻新破旧的基础设施上，将增加7000个建筑业工作岗位和更多的制造业岗位。这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改善美国经济的方式有很多种，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实例。这种方式的实际效果提高了美国消费者购买成本，使美国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从而降低美国经济效率、减缓美国经济增速、损失美国就业机会。总的来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意味着降低美国生活水平，它也会降低而非提高美国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

　　理论问题

　　到目前为止，上文刻意只运用实证材料而非反美来源的任何观点分析美国。但从习近平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所体现的中国经济理论的角度看，就会完全明白贸易保护主义是无效且会适得其反的原因。因此，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段将首先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自我毁灭性的特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首句话便开宗明义提出：“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斯密还依据此推导出这些经济结论：生产流程呈日益细分和专业化，劳动分工包括国际和国内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细化必然要求市场规模扩张，生产过程中的间接投入相对直接投入呈上升趋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应扩张教育系统增强劳动力技能素质，独立研发的作用日益上升等等。

　　斯密的分析结果仅限于经济。马克思则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结论，但把它们融入更广泛的领域。马克思指出，劳动分工扩张必然影响经济和社会、国际关系、人类思想发展。他得出结论：“劳动分工会提高文明程度。”[1]

　　习近平在达沃斯的演讲以更加开阔的视角概述了这一主题，在他的其他演讲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中，也概述了这一观点。习近平所表达的观点，显然来自于中国共产党所发展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正如他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指出：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习近平得出的更广泛的结论，源于这一经济过程。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框架明确支持全球化。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正如他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指出：

　　“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

　　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习近平强调，全球化发展过程的启示不仅适用于经济，也适用于思想。他还指出：“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劳动分工惠及各国的原因

　　劳动分工是全球化的基础，这是经济运行的事实，这一事实和由此而得出的结论，都融合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中，并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从劳动分工中受益的国家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性。如果每个国家都一样，那么各国就不可能从劳动分工中受益，因为劳动分工惠及各国源于不同国家在不同生产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优势，而非一致性。世界受益于各国间的差异，比如各有特色的“美国模式”、“中国模式”、“德国模式”等。

　　习近平还借助中国哲学“和而不同”的理念表达了其中所蕴含的经济学思想：“ 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2]

　　国际关系中的对立概念：“和而不同”VS.“美国至上”

　　中国哲学“和而不同”的理念不同于别国和美国。美国崇尚“美国至上”就是带有层级制度的概念的，其认为，美国在“顶端”，其他国家不如美国，或者至少层次上低于美国。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近来发布的一份重要报告《修正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s China）直截了当地指出：“确保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应该成为美国21世纪大战略的核心目标。”

　　其他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当然不会接受“美国至上”所包含的其他国家不如美国的观念。因此，美国和其心中的“下等国家”（其他每个国家）必然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

　　中国推崇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换另一种说法就是“求同存异”。正如上文所述，在此框架中，“异”是优势，而非劣势，这不仅适用于经济学，而且也适用于文明与思想。正如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中指出：

　　“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到过代表古玛雅文明的奇琴伊察，也到过带有浓厚伊斯兰文明色彩的中亚古城撒马尔罕。我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3]

　　有必要指出，有差异不意味着不平等，所有国家都应该被平等对待。正如习近平在达沃斯演讲中所说：“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总的来说，习近平在达沃斯的演讲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正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准确表达。习近平提出这些理念，没有引用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的语言，而是引用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和西方作家（如狄更斯）的话，来表达这些观点，这只是为了让措辞更贴近观众。这仍然不能改变习近平的言论思想，来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事实。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比西方思想，尤其是比特朗普、班农等主张的经济民族主义更先进、更具连贯性。

　　经济现实

　　最后，根据基本的理论角度，很容易明白上文所分析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为何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也说明习近平所表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具有优越性。

　　经济现实充分印证了由斯密首创、马克思继承并发展的经济理论。这也从理论角度证明，推行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战略的阿根廷、巴西、苏联， 1929年的美国，以及现在主张“经济民族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会遭受失败。

　　在现代经济中，劳动分工规模日益扩大，这就必然需要向国际劳动分工发展——这就是全球化出现的原因。斯密、马克思分析的过程正如他们所预见的在发展，但达到的规模远远超过他们所亲眼目睹的。利用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提高效率的经典案例，是把生产细分到专业配件的福特T型汽车，其按不同流水线的工人分工大量结省时间、降低成本，也首次提出大规模生产大众负担得起的汽车产品。但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几乎所有现代生产，亨利·福特所秉承的原则也远远超过他的任何实践。

　　现代劳动分工

　　丹·布莱兹尼茨（Breznitz） 和迈克尔·默夫里（Murphree）在现代工业生产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红皇后的奔跑：政府、创新、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就当代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发展明确指出：“在最近几十年中，全球已经目睹了生产性活动碎片化（也称分解、分拆或模块化）的大规模快速增长。这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再也不是由位于某个国家的垂直整合层级制公司来组织。企业越来越多地把它们的活动分解为独立的小模块，并且进行外包或者离岸处理。这种碎片化的过程已经改变了国际经济体系，促使不同的区域专门从事特定产业的特定生产阶段。”

　　劳动分工的全球化进程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继续发展。正如《红皇后的奔跑》指出：“甚至组件和子组件，比如硬盘，现在也是在世界各地不同地点制造。”

　　为什么国际专业化分工成为普遍趋势？

　　在经济学中，这种国际专业化分工呈上升趋势的原因显而易见，也众所周知。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生产过程有不同的优势。其他是成本优势——极度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鞋，纺织品等）在低工资成本的国家推行最有效率，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研发和支出的只能在发达经济体推行。任何一个国家生产所有不同类型产品，都最有效率，这是不可能的，因此限制生产过程在单个国家生产会严重推高成本，降低效率，最终降低生活水平。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任何国家，都不能违背经济规律——这解释了本文开头所分析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只会产生适得其反效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法的现实。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性

　　当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简单意义的照搬马克思，尽管其起源于马克思的观念。首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正如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的。”[4]或者正如邓小平说：“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

　　当然，从毛泽东和邓小平起，中国也产生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习近平在达沃斯所表达的思想正是这一理念的延续。

　　其次，自马克思时代以来，世界得到进一步发展——但越来越接近马克思所准确预测的世界。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新英译本第一卷导言正确地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孤岛。

　　然而，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首先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 《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

　　中国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思想。因此，中国的经济思想不仅符合中国现实国情，而且顺应当代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最终结果显而易见，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和特朗普总统的就职演讲的差别就是体现在这里！

　　习近平的演讲优于西方领导人的分析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优于西方思想。

　　中国确实正在展现“两个引导”。但中国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这也是中国在全球讨论中展现国际思想领导力的根本原因！

　　注释：

　　[1] 见197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1-228。

　　[2] 见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话《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3] 见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话《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4] 见习近平2012年11月17日讲话《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5] 见邓小平1985年8月21日讲话《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