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系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月2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新年伊始，面对全球化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详细阐述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实现路径，引起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和关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化新时期各种挑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也是全球治理的总体目标。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希望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和崭新的世界，以逐步改造并替代各自只顾一己私利、一盘散沙的“失序和碎片化的世界”。

　　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全球化密不可分，需要一个合情合理、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逆全球化”近年来之所以来势汹汹，助推民粹主义泛滥和政治生态的极右化，与全球化进入新的时期许多国家未能处理好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要解决这些涉及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靠筑墙建篱笆搞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靠强行霸道通过修改规则以独占全球化红利更是行不通。

　　历史再次把各国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去全球化，还是再全球化，是散伙撤灶，还是团结一心，现在是考验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智慧的历史关头。

　　一、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新时期的主要特征。

　　1.全球化周期性变化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的重叠，贫富差距拉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底层百姓与社会治理精英的对立加剧，国内治理难度增加给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带来巨大阻力和不确定性。

　　2.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上升改变了原有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适应形势的变化，使全球治理“失序”和“碎片化”日趋严重，地缘政治对全球治理的干扰也明显增大。

　　3.全球治理指导思想处于过渡期和转折期。一方面，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光环的破灭，美国自我界定、排斥其他文明的“自由民主”思想体系遭受内外夹攻；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道路、模式及其政治制度的保障取得骄人的成绩，不仅表现在国内治理的成功，还开始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方面发挥表率作用。全球治理在文明和哲学层面的竞争与比较引发世界范围对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指导思想的反思和前瞻性探索。

　　4.全球治理机制性改革已经拉开帷幕。二战以后确立并逐步完善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以联合国为核心，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对于这70多年来保障世界和平、促进经济繁荣功不可没。

　　然而，这一国际治理体系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在解决全球化负面影响方面存在差距和缺陷，尤其是世界货币体系更是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及其垄断资本。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始终处于劣势，话语权和决策权严重不足。这些年这一不平衡、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虽然有些变化，但尚未有根本性改变。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中国身体力行，推动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并积极促进区域和跨区域自贸区协定的谈判，包括RCEP和APEC的自贸区协定。

　　二、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融入中国思想、“中国叙事”和中国方案，逐步改变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思想的“西方叙事”独行天下的局面，使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公正，将成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新时期的主旋律，贯穿整个历史转折期。现有国际制度和制度性安排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和转换。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建设。从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到建设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在全球化新时期的良好愿景和理想，目的是消除由于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各异、文明文化差异、国家实力不等，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获利不同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将为历史转换期大小国家和平相处，避免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创造有利的国际大环境。

　　作为欧洲国家联合自强的创举的欧盟和欧元能否继续推进是一个考验。亚洲国家能否克服目前的重重困难，通过文明对话和经济合作实现区域一体化将是又一个考验。

　　2.以全球伙伴关系代替军事同盟关系，以和平相处、和平竞争代替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走出一条全球化新时期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道路。亚太特别是东亚将是关键的地区，因为其中包括了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东盟这些当今大国和主要地区国家组织。欧洲、中东也面临同样的选择和挑战。

　　3.和平发展道路问题以及和平与发展的孪生关系。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全球化和现有国际体系的大框架内发展壮大，有望在未来几十年里成为世界强国。这是西方工业革命几百年来前所未有的现象，其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坚守，更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维持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备受欺凌、侵略、掠夺、内乱的“百年耻辱”。中国从中得出的教训是，没有主权、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和安宁的生活，而没有国家稳定和经济实力的支撑，就没有任何内部和外部的和平可言。

　　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遭遇这样的历史悲剧。

　　这一惨痛教训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是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也将成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化新时期的全球治理、制定国际新规则的参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始终坚持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必须大家商量着办，体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因此，所谓G1、G2、G3之类的想法都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接受的。

　　三、中国是全球治理新时期的开拓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要实现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和平、顺利转换和接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中国需要做些什么，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

　　1.此“扛旗”并非“那扛旗”。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重塑的引领者之一，需要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治理部分领域中“扛旗”牵头，但那是在这些领域发挥建设性的引领作用，贡献中国的思想、智慧和方案，为国际新规则的制定和新制度安排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而不是放弃“韬光养晦”，满世界的去“扛旗”、去替代谁自己当领导。中国根本无意这样做。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的作用是个典型的例子。

　　2.整个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难题如何破解？这实际上涉及国际秩序的重新塑造，需要在更加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完善国际秩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这自然会牵涉如何处理新秩序与现有秩序的关系、新规则与现有规则的关系、新兴大国与霸权大国的关系等等。整个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的问题，确实不是仅仅靠修修补补就能彻底解决的，但是这一进程必须是逐步改革、补充、完善的过程，并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更不是哪个国家替代另一个国家。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涉及各国根本利益和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格局，需要各国充分协商和谈判，需要建设具有合理、广泛代表性的有效平台，更需要有“同舟共济”的精神和共识。这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新时期，是个必须迈过去但同时困难重重的一道坎。通过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使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各国的共识，使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取得更大成功，将是今后几十年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历史考验。

　　3.如何破解地缘政治的冲突和纠葛，为全球化新时期新型全球治理消除障碍、铺平道路？反过来如何通过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来创造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双赢和多赢局面，为化解地缘政治矛盾创造条件？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出现“逆全球化”和严重“碎片化”的同时，世界主要地区地缘政治矛盾也在加剧，两者叠加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不小。

　　只关注地缘政治矛盾、追求地缘政治“优势”，必然导致国际大环境的恶化和大国的冲突，而一味推诿于全球化出现的负面因素，不去努力解决诸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重大问题，则有可能使全球化进程夭折，从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国际冲突。一战和二战的历史悲剧虽不太可能重演，但是两次战争浩劫人类付出巨大代价的深刻教训切不可忘记。

　　4.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问题。目前，恐怖主义泛滥、民粹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移民潮汹涌而至（非法和合法皆有，欧洲尤甚）、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矛盾加剧。这些现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涉及各国文明之间是相互融合，还是冲突的深层次问题。

　　中华文明素来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特点，从而成为世界上历经5000多年、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和现代文明。如何更好的利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来化解现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的难题，是对中国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重塑的严峻挑战。

　　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与会中国企业家盛赞习主席讲话中体现的中国智慧，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深感自豪，同时也期待中国和世界经济向好发展。习主席的讲话，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必将对国际秩序的演革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