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刊于11月30日“大国策智库”微信公号。

APEC上的不快与纷争已为陈迹。全球治理即将迎来“阿根廷G20”时刻。然而，在当今这个极具变动的世界中，G20、APEC也好，WTO、联合国也罢，恐怕都难逃自主改革或“被改革”的命运。有道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任何国际组织、机构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不能适应变动的环境，被历史淘汰就必然成为大概率事件；也有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逆全球化”、“去多边主义”的汹涌逆流，包括G20在内的一众基于多边主义原则而产生的国际组织、论坛，如果不能“越夔门而化龙”，则必将随波而流逝。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在何处？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准确研判了世界变化的大趋势。这一成果可以被我们用来观察、评估G20所面临的当前挑战，以及整体生存环境的变迁。

按照该论断的叙述顺序，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有五“变”，依次是：大国力量对比变、大国全球治理变、大国战略关系变、国际行为体变、科技影响力变。

如果我们借助沃尔兹的结构主义理论工具来认识上述五大“变化”，则可以把他们归纳到两个层次上，并建立一定的因果机制。

一个层次为国际体系中的“结构”，也就是大国物质力量的对比，以及有该对比所衍生出的其他要素。

所谓“大国力量对比变”，正如学者陈向阳所指出的，就是指在国际体系与世界力量对比中呈现出一定的“东升西降”、“新升老降”趋势。在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维持将近四百年，其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和由西方列强主导，但当今新兴经济体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大势难改，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多“级”（层级）化相互交织，西方主导权与美国霸权难以为继；

在“大国力量对比变”的背景下，大国间的“战略关系”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外互动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中美博弈变得尤为激烈——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舆论战”等，企图全面围堵压制。

与此同时，人们也观察到，大国在全球治理的目标、手段与意志上也发生着质变。最明显的莫过于全球治理中的“中进美退”现象：特朗普大搞“退出外交”，坚持反多边、推卸责任，顽固唯我独尊、唯利是图、背信弃义，而中国则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可见，在国际体系的“结构”层面，存在一个由“实力对比”改变到“战略关系”改变，再到“全球治理行为”改变的因果链。

而与之平行的是在“非结构”（non-structural）层面（当然，如果从广义上讲‘结构’，也可以把科技进步对全球整体竞合环境的改变也看作某种更大结构的改变；本文对结构取狭义定义），存在另一条由“科技进步”而导致“非国家行为体崛起”的因果机制。前者主要指新科技革命（AI等）突飞猛进，深刻重塑人类社会；后者则是指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巨型高科技跨国公司异军突起、能量惊人。

平心而论，结构层面的变化，对于类似G20这样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机制而言，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而前结构要素的改变则更显中性，即既带来挑战（如新的行为体崛起，如何规范）也带来可能对等的机遇（譬如，新的行为体也可能成为新的治理手段和工具，从而为更有序的国际/全球社会贡献正面要素）。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G20有无可能在剧变的大环境中“趋利避害”，不断利用有用的新生事物来强化自身的治理能力，从而延续其“机制寿命”呢？

G20的自我革新之路

一周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APEC会议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发表共同宣言，而只以“主席国宣言”代之。这不能不说是国际社会的一大憾事，也反映出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窘境。在行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与会各国，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超级大国能够捐弃前嫌，重拾“共同体精神”（Spirit of Community），尽可能的达成合议，这既是当前国际社会的焦虑与期望之所在，也是G20自我革新、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的必由之路。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二十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结合本国实际，采取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兼顾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基础。

早在两年前，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国际社会已经就《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达成一定共识，即共同决定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这些具体的方法可以被视为中国为包括G20在内的国际多边组织所开出的药方，旨在应对“非结构”要素的挑战，尤其是利用“非结构”要素中的有利因子来强化自身的全球治理能力。

进一步追问：如何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在“结构”层面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改革。面对当前世界各国面对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孤立主义等挑战，国际社会（尤其是中美这样的大国）更应该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有可能“走向封闭”的挑战，负责任的大国更应该携手建设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具体地：

在贸易领域，二十国集团应该恪守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加强投资政策协调合作，采取切实行动促进贸易增长。我们应该发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

在金融领域，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引擎，应该不断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优化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作用。应该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加强在金融监管、国际税收、反腐败领域合作，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

对此，我们欣慰地看到，在2016 年，在中国等国的共同推动下，二十国集团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得以重启。在过去的两年中，二十国集团也在继续向前推进，不断提高有效性。然而，两年后的今天，无论在贸易还是金融领域，二十国集团和整个国际社会都面临这更大的挑战——这一挑战的强度及其“顽固性”，已经在上周的APEC会议上表露无疑。

因此，我们今天展望即将召开的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集团峰会，有理由期待着中国和全世界一起，创新发展方式，朝着联合国所推动的可持续发展2030总目标共同迈进。正如习近平主席此前所多次指出的，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在这一背景下，二十国集团更应该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

中国和美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都应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尽到自己的大国责任，采取切实行动，推动国际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公共物品。而不是开历史的倒车——为了一己之私利，在全球性的多边会议上采取双边甚至单边主义的行为，破坏本可以达成的合议，从而给全球治理的创新、升级投下新的阴影。从这个角度看，在“结构”层面，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全球治理能力的强化，对包括G20在内的多边全球治理机制而言都是一个福音。（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