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晋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全文刊于11月9日新华网思客，删减版刊于北京日报。

　　11月2日至9日，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和俄罗斯，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以及中哈、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此次访问是一次双边与多边外交交织、深耕周边、联通欧亚之旅。中亚和东欧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欧亚局势的“棋眼”，自古以来牵一发而动全身。苏东剧变以来，这一地区艰难度过独立、重组和国家转型之路，当前也面临着严峻外部环境。中国面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把深耕周边、面向欧亚大陆腹地作为战略性决策，和东欧中亚国家的发展战略调整有广阔契合空间。

　　“大棋局”的心脏地带

　　中东欧和中亚大部分国家都位于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属于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大棋局”中的心脏地带，是大国博弈的前沿和敏感之地。但在西方主导的海洋文明时代，正是由于这些内陆国家地理位置封闭，大宗贸易很难发展，导致他们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出现类似西欧那样的商业中心。加之这一地区又处于东西文明的交界地带，外来势力的长期征战与异族统治，塑造了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发展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连续性不强，长期与现代化无缘，并没有搭上发展的顺风车。

　　20世纪初，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其他边缘国家一样，这一地区也酝酿着民族主义革命，有代表性的就是土耳其革命。苏联的成立改变了西方主导世界体系一统天下的格局，这些国家大部分成为苏联的成员或卫星国。但是，由于当时这些国家缺乏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独立自主的传统，其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包办代替的，从而没有进行彻底的现代国家建设，没有形成稳定的发展战略，而是依附于苏联，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埋下了危机。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中东欧立即调转方向，开始“回归欧洲”，同时中亚也逐渐被视为欧洲和北约争取的对象。这种改变是在苏东剧变后，以大西洋沿岸国家试图再度成为世界秩序的制定者为背景，在“内驱外拉”的合力中出现的。

　　就外部而言，在以大西洋为核心的世界版图中，北大西洋沿岸的美国和西欧国家是世界秩序的制定者，中东欧和中亚成为西方深入欧亚大陆的关键通道，自然被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其中，“中东欧”这一在苏联解体后取代了“东欧”的地理概念，本身就包含着浓重的“大西洋中心”色彩。中东欧正在从苏联与西方两极中间的“被挤压地带”，转变成西欧联结欧亚腹地的“通道”，登上政治舞台。

　　对于中亚来说，虽距离大西洋有一定距离，但早在20世纪初，麦金德就指出：中亚、高加索地区是“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欧亚大陆的心脏”，“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因此，对于欧洲来说，中亚不是位于亚洲的中心，而是欧洲的边缘，是欧洲的“邻居的邻居”。欧盟将原苏联的空间分为中东欧、外高加索和中亚三部分，随着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欧盟向外高加索扩张，中亚作为大周边的外围环节，正在被纳入大西洋为核心的世界版图。

　　同时，这些原苏联阵营国家在剧变后迫不及待地走上了一条“去苏联化”之路，纷纷建立民主政治，开放自由市场。第三波民主浪潮仍在欧亚大陆继续发酵，“向西靠拢”成为潮流，这同欧洲扩大势力范围、扩张新大西洋版图的诉求一拍即合。

　　西去的失意与彷徨

　　苏东剧变后的短短十几年内，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就以大西洋为核心实现了重组。然而，这种重组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发展和繁荣。20世纪末，中东欧及中亚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虽然21世纪初有所缓和，显示出中兴苗头，但一场一场金融危机吞噬了经济复苏的果实。归根到底，中亚和中东欧地区可能还没有摆脱依附和动荡的历史宿命。

　　第一，经济对外依附性强，应对风险能力差。剧变以来，中东欧国家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欧盟帮助下迅速融入欧洲市场。但中东欧国家长期依附苏联、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不可能短时间改变，对欧盟的进出口市场依赖都在60%以上。同时，欧盟也操控着中东欧的投资和金融：欧盟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占79%，西欧的商业银行也已经占到中东欧市场的80%到90%。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东欧国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受影响最为严重，GDP下降幅度远超欧盟。在能源方面，中东欧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波兰等国的天然气进口甚至100%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后也受到很大冲击。

　　中亚则处于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内，俄是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来源国，中亚也是俄重要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且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GDP中的相当一大部分，都是向俄劳务输出取得的侨汇收入，俄经济下滑，使乌兹别克斯坦在2015年的侨汇收入就减少了55%。独立以来，中亚国家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能源出口占国家GDP的比重平均在50%以上，今年国际能源市场的低迷使中亚经济受到重创。

　　第二，中亚和东欧国家内部分崩离析、差异较大，很难形成共同体，共同应对危机。中东欧国家，北部的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的经济形势好于南部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等国。冷战后，西方国家出于战略考虑，对中东欧内部分而治之、区别对待，加剧了南北差异扩大：波、匈、捷等国成为“改革样板”，波兰一国GDP总量就占整个地区的三分之一，而马其顿等巴尔干国家却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欧盟门外徘徊。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各国对于西方对俄制裁所采取的不同立场，更是暴露了其在政治和国家战略上的不同取向。

　　中亚五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受俄罗斯帝国影响，但是各国民族、语言和宗教有很大差距，在主观上强调各自的民族特性，使得这些国家之间很难培育起地区共同体意识，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五国中，哈萨克斯坦一国占五国总经济量的60%以上。这样巨大差距的产生，与地区内资源分布不平衡，国家政策和发展道路选择的不同，以及美欧等大国对待中亚五国的政策区别有很大关系。

　　第三，政治上模仿西方政治带来的社会混乱。在苏联解体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欧洲化”的道路，追求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力求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向西方靠拢。这虽然使得原苏联国家快速和西方“接轨”、被西方接纳，但不顾自身国情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也为各国发展带来了隐患。

　　如中东欧国家普遍存在行政权力虚弱、效率低下和政府腐败严重的问题。各国政坛内普遍小党林立，没有形成稳定的两党轮流执政格局，不稳定的碎片化状态是中东欧的主要政治形态。马其顿、罗马尼亚等国家就因此导致政局动荡，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中亚国家虽然在形式上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但受苏联时期影响，总统的个人权力高度集中。在世纪初中亚大面积爆发“颜色革命”后，政局依然在左右摇摆之中。

　　在金融危机之后，上述问题在中亚及中东欧地区加剧，根本原因就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中心作用衰弱，对这一地区的辐射、整合作用也减弱了。加上欧洲经济低迷、难民危机和伊斯兰原教旨势力的多重夹击，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都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和中东欧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出路。

　　东西之间——新时代的新方向

　　中亚和中东欧的历史与现状说明，西方以自己的价值观强行推行到这些国家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是失败的，同时这也是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失效和西方中心论的失败。

　　欧洲推行的一体化实际上是以西欧为标准的一体化，其周边战略也是为大西洋沿岸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服务。中亚、中东欧国家为了建立起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照搬西方模式，而忽略了本国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国的依附者。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当务之急是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借助多方力量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

　　中国国家领导人此次四国访问，正逢上海合作组织走过15年，与16+1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单人会晤走进新的5年。回顾上合组织成立之初，主要议题是维护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而在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上合组织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大大增强，成为中亚及中东欧国家的重要伙伴。

　　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是为了在合作中推行自己的价值观，从而获取经济、安全利益，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是在结合各国国情的基础上，尊重各国文明，帮助各国进行发展。随着一带一路与多边外交机制的对接，中国为中亚及中东欧在新时代寻求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的选择。（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