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下，中国政界、学界以及社会大众的讨论中一个词曝光率极高，即“全球治理”，那么全球到底该怎么治理？中国已经加入WTO15周年，然而很多西方国家仍不肯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既然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良多，为何还得不到承认呢？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仅为世界人均收入的中等水平，参与甚至引导全球治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真的是本末倒置吗？

2016年12月30日，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栏目再次开讲，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讲，以《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为题，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整编自现场演讲和互动内容。

  嘉宾自述

　　2016年我飞了20多个国家，3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着地球走了八圈，有的时候累到想哭。突然之间想到一句话，我们这代人被国家、时代“抓了壮丁”。时代和国家需要我们干到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干到什么时候，不为名利。

　　郑若麟做开场主持

　　郑若麟主持感言

　　在我3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刚到法国的我，被欧洲的发达深深震撼。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30多年后的我们会站在这里谈全球治理与中国的贡献。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量已经是法国的5倍，30年前我们那代人从来没敢想过的事情已经变成了事实。

　　今天的世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国竞争、博弈日趋白热化，于是智囊、智库的作用凸显。提起智库，大家耳熟能详的或许是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以及法国的IFRI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在中国当然也有许多智库，其中的一家新型智库，成立仅四年多，但名声斐然，影响力已经穿越国界。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家智库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与我们共同分享《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的话题。

　　主题演讲：

　　王文主讲《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

　　2015年11月13日，距离G20安塔利亚领导人峰会召开还有两天的时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与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TEPAV)等几家智库在土耳其合办了G20智库论坛（Thinktank20），为G20峰会预热。当晚，一位土耳其的政府官员对我说：“王文先生，这是我们总理给您的邀请函，希望您能够出席明天晚上的G20领导人峰会欢迎晚宴。”于是，第二天在晚宴上，我见到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如南非总统，阿塞拜疆总统，马来西亚的总理等。还记得当晚我和一系列领导人会面时的趣事：我握着（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手介绍说，我来自中国。他说，Hello China(你好中国)。我和印度总理莫迪简短交流，他对我说，中国发展得很不错。加拿大的帅哥总理特鲁多还和我来了一个自拍……在那个场合中，我是唯一的一位中国人。中国的学者为何会被邀请到这样的晚宴？因为中国在当今的全球治理工作中不可或缺。

　　什么是全球治理？到今天，全球化进程已经走过了百年，一开始西方国家通过战争和殖民来推动全球化进程，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时代发生了变化，光靠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治理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更多制度和规则。于是，上世纪下半叶起，兴起一个词“全球治理”，这个词叫全球治理，不叫全球统治，也不叫全球管理。随之而来的，很多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然而，这些制度和规则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秉性，即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加拿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G7国家。一直到什么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发现只有他们七个人坐在一起，已经无法应对危机了。于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发生了一次值得载入史册的变化。G7国家领导人邀请另外12个新兴国家代表，在2008年11月，共聚在华盛顿商讨解决金融危机之策，第一次G20领导人峰会就此诞生。至此，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了一个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平起平坐的平台，讨论当今的世界该如何治理。

　　然而，非常可惜，这种平等共商只是迈出了推动经济复苏的一小步。2008年至今八九年过去了，世界经济并没有从危机的深渊中真正走出来，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2000-2007年，全球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4.5%，2008-2009年世界经济跌入低谷，2009-2014年全球经济年增长3.5%。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2%，2016年经济增长率缩窄至3%。换句话说，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很不健康。这些年来，20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块讨论如何治愈经济的疾病，并给出很多药方，但都收效甚微。2016年中国在杭州举办了G20峰会，人大重阳作为G20智库论坛的牵头智库之一，先后参与到G20峰会的筹备、宣讲及国际沟通的工作中。我自己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在峰会上所提供的全球治理方案，远远高于、好于西方国家的方案，时代给了中国机遇。

　　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英文翻译过来是由四个I开头组成的英语词组：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这四个I也就是中国对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四个主张。

　　回到2015年，土耳其的G20安塔利亚峰会提出了三个I，即投资性增长(Investment for growth)、包容(Inclusiveness)、执行力(Implementation)。那么西方国家如何评价土耳其这3个I呢？他们认为应该再加一个I，Impossible，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西方国家已经达成共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已经非常低，因此他们并不相信土耳其的三个I主张。于是，当中国人提出四个I主张的时候，全世界都认真琢磨中国的主张背后到底有哪些含义。

　　创新。我经常和美国人讲，你们应该不断创新，比如学学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很多学者也都曾坦言，当下的美国的制度亟须创新，否则美国经济作为全球领导者的优势将不断衰减。中国为全世界经济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创新，是期待全球有更多的创新理念，它可以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或者是基于所有创新基础上的进一步解放思想。

　　活力。一个经济越有活力的社会，发展也会越来越好。中国说“我们必须要构建有活力的经济，我们要推动资源、人力、智慧、知识、信息，无障碍地沟通，无障碍流动起来。”2016年G20峰会上通过了世界上首份关于投资政策的多边纲领性文件《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确立了反对跨境投资保护主义，营建开放、非歧视、透明和可预见的投资政策环境。活力是中国给全世界经济开出的第二剂药方。

　　联动。中国社会有句俗话，要想富先修路。几个月前我去肯尼亚调研，肯尼亚人对中国充满感激。为什么？肯尼亚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从来没有给它修过一条标准的铁路。中国人在2015年开始为肯尼亚人修建了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从最大的港口城市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共400多公里，肯尼亚人欢欣鼓舞，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希望。同样，在伊朗德黑兰，年久未修的城市，如今五条地铁线路动工，这些地铁都是由中国公司承建。联动就是让全球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只有设施联通，全世界的经济潜能才能进一步被激发。

　　包容。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实现了全民医保和全民社保。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美国发展至今，医保和社保还未能实现100%覆盖。我们强调包容性的经济，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穷人仍然很穷，穷国仍然很穷，这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将很难有乐观的未来。所以2016年的G20峰会上，中国把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G20议程，因为中国希望20个成员国能够带动不发达的国家一起致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只有20个国家的发展，要只有大家都发展起来才是真正的发展。这是中国给世界开的第四剂药方。

　　介绍完中国的四个I主张，可能有人担心，其他国家会不会也给中国第五个“I”，Impossible？我认为这个几率很小，因为中国的四个I的主张，是建立在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式奇迹，中国的发展事实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新经济治理观最有力的支撑。

　　过去的四十多年来，中国对全球治理做出了三大贡献。

　　第一，经济贡献。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中国制造为全球市场带来了多元的选择和交易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完成了高达5亿的人口脱贫的创举，甚至培育出中产阶级以及更富裕的人群，而这些群体的出现为世界经济增长再次注入了新鲜的购买力和活力。

　　第二，政治贡献。“国家发展就要进行政治改革，老百姓一人一票，国家经济私有化。甚至把水电供暖等公共事业推向市场”，30多年前将类似这样的经济逻辑称之为华盛顿共识：政治的选举化，经济的私有化和治理的市场化。华盛顿共识一度被认为是不可置疑的，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说过，历史终结在华盛顿共识中。但是在几年前，福山本人公开承认自己的推理并不准确。

　　第三，和平贡献。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是一部以火和血、枪和炮为基调的战争史。即使在当代，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的战争中，西方国家的身影无处不在。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不靠输出武力和战争发展到今天的大国，这是巨大的贡献。此外，中国还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派出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是签署与维护世界和平相关的条约最多的国家，有哪一个大国具备中国如此大的和平意愿？全世界都欠中国一个赞。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借助G20平台提出的新全球治理观，以及为世界做出的三大贡献并没有得到正视。我去过很多国家。每次在机场翻开欧美国家出版物报道中国的时候，都会发现大量的扭曲、批判甚至抹黑中国的声音。我们欢迎建设性的批评，但我们拒绝无端的抹黑和歪曲。中国做了很多贡献，但并没有太多声音来肯定中国的贡献，这凸显了我们的话语权太少。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推动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和平的全球治理体系。

　　现场问答

　　李戈（《北京晚报》特邀评论员）：我提一个关于全球的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方面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态度，对此中国该怎样积极应对，并且采取什么措施予以化解？

　　王文：目前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而大约有6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与美国各有优劣势。如果特朗普贸然地发动一场贸易战，且不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至少他一直宣讲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一定会落空。这是我在2016年12月再访美国华盛顿时，非常有底气的跟特朗普团队交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对于特朗普发出的那些强硬的极端的激进的声音，不妨视为一个商人本能的进行交易和试探的尝试。我们虽然要重视他的发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辨伪，同时与之博弈更加精细化、精准化。

　　郑若麟：特朗普在还没有上台前，已经声称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批评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等。谈起全球治理，如果世界主要大国之间都没有一个政治共识，还要怎么治理呢？

　　王文：的确，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善是一个需要长期博弈和斗争的过程。2016年我曾经四次到美国调研，可能是国内少数几位真正走进特朗普竞选办公室，跟他们交流并且预测到他能够获胜的学者之一。我也经常跟我的同事讲，千万不要被特朗普的几条推特给吓坏了，我们当然要在战术上非常重视特朗普政府，但在战略上我们应该藐视他。在引导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伟大的国家，应该有底气，相信我们的合作伙伴或是竞争对手最终也会在现实面前做出理性选择。因此，我个人觉得，不必围着几条推特口号钻牛角尖。

　　王晶（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中国已经加入世贸15周年了，但是目前很多国家仍不肯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既然中国已经对世界经济贡献如此之多，为什么还得不到承认呢？

　　王文：世界对中国的贡献的确缺乏一个公正的评价。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在推动市场进一步开放方面，从关税、贸易配额以及外资投资限制的逐步下降趋势来说，我们实现了对于WTO的承诺，甚至是提前实现了。欧盟、日本、美国等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种违约行为，我认为WTO自己丢了自己的脸。

　　因此，这一方面提醒了我们全球治理在规则竞争、议程博弈上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了，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过是西方国家变相遏制中国贸易发展的手段而已。过去的十多年里，全球对商品的反倾销诉讼案件中，2/3以上都是对中国商品和贸易发起的。这背后是利益的驱动，是对中国贸易发展迅猛的一种焦虑。

　　班鑫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现在去引导全球治理、承担国际责任，是否有点本末倒置呢？中国要承担多少的国际责任才是合适的呢？

　　王文：我们永远不能说只有成为了亿万富翁才可以去做公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首先，中国目前的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国内北上广深几个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基础设施还有城市管理水平，已经超过部分欧美国家的很多城市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否定中国已经部分强大的事实。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避免要对世界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大国本身要具备的一种素养。其次，中国对国际承担责任并不是要当雷锋，而是通过对世界的贡献，去改善国际规则，为中国崛起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做出了贡献，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话语权。所以对世界做贡献，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们自己做贡献。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诺拉（中央美术学院留学生）：我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留学生，到北京三年了，在阿尔及利亚很多中国人帮助我们盖房子，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很快也很好，但是近几年中国的雾霾很严重。那什么时候中国才能给世界提供治霾的经验呢？

　　王文：现在国内外很多人对于我们的环境非常担忧，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同时也因为环境问题，让世界忽视了我们的贡献，更聚焦在我们的问题上。我对此问题保持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果回想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无论是伦敦还是洛杉矶，同样也发生过类似北京的雾霾这种环境污染的问题，但后来他们的环境得到了治理。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中“五大理念”就已经强调绿色发展，而我自己本人也在做“绿色金融”的研究。我认为，现在环境的污染程度已到谷底，国内社会正在形成一个重要的共识，即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高过GDP的增长速率，相信环境污染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观众：您之前谈到了全球治理和中国贡献，那有没有中国教训？只谈中国贡献而不谈中国教训，是不是有点太乐观？

　　王文：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想分享一些我认为中国过去发展存在的两个不足。第一个不足就是刚才我在演讲中讲到的，“全世界都欠中国一个赞”。到目前为止，西方的舆论以及精英层，仍然构想的是中国的威胁以及中国的崩溃，至于中国贡献还没有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和世界的主流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全球议题设置的主动把握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二个不足，就是国人过于迷信美国经验、欧盟经验，而失去了自信。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不行的，美国、欧盟的一切都很好。其实如果真正走出国门，时间久了就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问题。目前，世界上还缺少一些学者去写写《学习中国》。

　　我经常跟院里的同事举例说，其实特朗普也在偷学中国。比如他的口号让美国再伟大，这似乎在仿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再比如，特朗普经常说我们要管好美国自己的事，我们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和我们30多年前讲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很相似吗？目前世界上至少有20个国家，在全盘拷贝中国的经济特区的概念，中国的学者应该多分享他们的见识，多去传播能够让中国社会更有自信的话题。

　　我们也有很多的教训，比如环境污染的教训；再比如，我们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教训；以及“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很快，但“软件”文化、教育等仍然滞后的教训等。贡献需要研究，教训也值得研究。

  结束语

　　王文：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县城，三十多年前的1986年，当时还在念小学的我的梦想，是希望长大以后有一辆自行车，这个愿望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实现了。后来，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母亲说她的梦想是这辈子能有机会开一辆小汽车，当我母亲50岁的时候，她开上了她人生的第一辆汽车。有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大胆放开我们的梦想，当我们站在2016年的时间点上去预测2049年的时候，我们要敢于相信，那些我们不敢相信的事情可能就会成为现实。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兢兢业业、扎扎实实的工作、学习，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有希望时，我们的国家就会有希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