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7月2日《中国石油报》。

二十国集团（G20）6月28至29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第14次首脑峰会。自1999年正式成立以来，G20机制已经走过20年。从早期的部长级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到2008年以后的首脑峰会，其层级不断提高、影响力稳步扩大，已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而中国则在这一历史转折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作为国际社会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制度性产物，G20峰会机制在过去11年中为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在G20机制自身固有缺陷、当前全球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民粹主义盛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机制本身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治理主体都面临新挑战。

G20机制的困境

促成二十国集团（G20）机制产生的机缘是两场冲击全球的金融危机。为尽快恢复本国经济以摆脱危机，发达国家借助新兴经济体的资源和支持，促成了G20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并由此逐步取代G7/G8峰会在讨论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近年来，随着反/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以及大国间结构性矛盾的上升，全球治理面临新困境，G20机制也同样面临新挑战。

（一）G20机制自身性质和组织形式存在固有缺陷。

G20内部存在三个组合：一是G7，就世界经济和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内进行协调；二是金砖国家组织，在G20期间也将就重大国际议题协调立场；三是中等国家或者中等强国组成的称为“MITKA”的集团，成员包括墨西哥、印尼、土耳其、韩国和澳大利亚。它们游离于前两者之间，希望“抱团取暖”，增加发言权。因此，G20具有先天的临时性、非正式性和不稳定性，譬如三个集团间权力不均衡、缺乏凝聚力、合力不足等。这些特性共同导致了G20的低效性，如议程的泛化等。

（二）全球治理新形势给G20机制带来新挑战。

一是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全球经济发展总体趋势为低速增长，新的危机和风险却在上升。二是争夺存量的新博弈。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各国都倾向于加紧“多分蛋糕”，而不是想办法“做大蛋糕”。三是科技外溢的新效应。科技革命尽管有力提升了全球生产力，但由此在收入分配方面造成的新鸿沟未能有效弥合，于是在发达国家产生新的国内矛盾，同时还向国际社会外溢。四是世界秩序的新乱象。

（三）西方国家对G20机制的重视度大幅降低。

欧盟内部的分裂更使其仅关注与自身有关的议题，而忽略全球治理。日本则希望借2019年大阪峰会为2025年大阪博览会预热、铺陈，遂提出“社会5.0”概念。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治理、G20峰会的认知、立场和行为都产生了质变。

中国的应对与思考

作为推动G20落实“杭州共识”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中国尽管通过该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累经验并取得成效。然而，在最近三年的全球治理实践中，“杭州共识”在加强各国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改革经济金融治理机构、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领域的努力也遭到了一定阻力。西方老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的经验、资源、手段上仍明显优先于中国。这导致中国通过G20杭州峰会对全球治理体系贡献的增量改革面临被西方大国“开倒车”、污名化、边缘化的风险。

尽管G20面临种种挑战，但它仍然是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而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需要利用好这个平台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是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最终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基于上文的分析，中国在现阶段可以从以下措施入手，在进一步夯实杭州共识、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与G20机制的进一步优化。

（一）中短期延续杭州共识、捍卫中国方案的策略思考。

第一，借助G20峰会促进大国协调。首先，大国协调中最重要的显然是中美协调，即避免两个大国间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和能力产生致命误判。其次，借助参加G20峰会与东道国拉近距离，开展公共外交也是题中之意。再次，中国可以借G20峰会夯实与新兴大国的关系，继续与它们一起寻找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协调立场，一齐发声。

第二，以G20峰会为平台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推动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改革。中国不妨在G20峰会平台全面阐述有关WTO改革、提高政策透明度、鼓励市场竞争、捍卫公平贸易原则等中国主张。

第三，高度重视G20配套活动，以打造更加丰满、立体的国际形象。中国国家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都应积极参与G20峰会的筹办、参会和后续工作，从而打造更加丰满、立体的中国国际形象与影响力。

第四，借助“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政策抓手落实“杭州共识”，不断扩大国际社会的接受度，并在促进“五通”的共同实践中加以打磨、完善。

（二）中长期进一步优化G20架构、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策略思考。

从中长期看，未来5至10年将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全面推进、开花结果的10年。尽管仍面临空前的挑战和阻力，但中国崛起的国家实力、中国方案自身的价值与全球吸引力，都为中国推进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提供新动力。为延续杭州峰会的成果，同时应对新的挑战，切实推进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落实，具体可从如下方面入手：

第一，针对世界大国实力消长与全球治理架构的现实，确立更加符合实际的全球治理目标和战略预期；适度调整对G20的认知与心态，在全球治理中聚焦力所能及的重点领域。中国在继续利用G20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宜把重点锚定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APEC等多边和区域机制，且仍以双边外交和双边经贸关系为基础。在重新调整对本国实力、全球治理能力与G20潜力的认知之后，中国不妨将G20作为中国展示形象与主张的外化特色与传播平台，从而更加务实、有效地使用该平台。

第二，借助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架构，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领域的协调协作。全球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浪潮源于西方国家在当前特定阶段出现的区域和周期性倒退。该浪潮已经在发达经济体中引发交叉传染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增长缓慢、移民政策收紧，从而间接导致全球化的引擎从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因此，中国不妨借助金砖、上合等多边组织，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的协调与协作，共同捍卫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的价值观，并抓住下一轮全球化将带来的机遇。

第三，在国际金融领域，审慎应对并利用当前的世界经济“美元退潮期”。长期来看，美元加息可能迫使西方企业债市场被迫持续去杠杆化，形成“债务悬崖”，从而因遏制创新而间接打击世界经济。除了美元自身的问题，美国政府恶意利用其美元霸权，频繁使用金融手段制裁、打压他国，也迫使更多国家从国家安全与战略的角度警惕美元。尤其是俄罗斯、伊朗等近年来饱受美国金融制裁之苦的国家正谋求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希望通过强化在国际支付与清算领域的协调来破除制裁，从而捍卫本国金融经济主权。为逐步发展起自己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系统，中国也不妨在国际货币结算清算系统中加强与俄罗斯、欧盟等方的协作，适度、逐步递减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从而加强中国的货币—经济主权，并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