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刊于11月30日光明网。

今天，全球治理迎来“G20时刻”。在当今这个极具变动的世界中，任何国际组织、机构都要适应变动的环境。有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逆全球化”“去多边主义”的汹涌逆流，包括G20在内的一众基于多边主义原则而产生的国际组织、论坛，都面临“越夔门而化龙”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准确研判了世界变化的大趋势。那么，具体来说，世界格局又有哪些“变化”呢？这些变化对G20作为一种国际机制的生存和发展又将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借助沃尔兹的结构主义理论工具来分析上述论断中所提到的五大“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归纳到两个层次上，并建立一定的因果机制。

一个层次为国际体系中的“结构”，也就是大国物质力量的对比，以及该对比所衍生出的其他要素。

所谓“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就是指在国际体系与世界力量对比中呈现出一定的“东升西降”、“新升老降”趋势。在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维持将近四百年，其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和由西方列强主导，但当今新兴经济体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大势难改，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多“级”（层级）化相互交织，西方主导权与美国霸权难以为继。

在“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背景下，大国间的“战略关系”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外互动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中美博弈变得明显，美国试图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压制。

与此同时，人们也观察到，大国在全球治理的目标、手段与意志上也发生着质变。美国正在大搞“退出外交”，反多边、推卸责任，而中国则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可见，在国际体系的“结构”层面，存在一个由“实力对比”改变到“战略关系”改变，再到“全球治理行为”改变的因果链。

而与之平行的是另一条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非国家行为体崛起”的因果机制。前者主要指新科技革命（AI等）突飞猛进，深刻重塑人类社会；后者则是指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巨型高科技跨国公司异军突起、能量惊人。

面对这些变化和冲击，G20当如何应对？首先，重拾“共同体精神”（SpiritofCommunity）恐怕是最紧迫的任务。在即将召开的G20峰会上，与会各国，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需要捐弃前嫌，尽可能地达成合议，这既是当前国际社会的焦虑与期望之所在，也是G20自我革新、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的必由之路。

其次，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的，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结合本国实际，采取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兼顾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基础。

早在两年前，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国际社会已经就《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达成一定共识，即共同决定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

进一步追问：如何实现上述目标？习近平主席已经给出了答案：面对当前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当前世界各国面对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孤立主义等挑战，国际社会（尤其是中美这样的大国）更应该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尤其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有可能“走向封闭”的挑战，负责任的大国更应该携手建设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