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在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明确被部署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八大工作任务之一。说到做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是坚决的。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承诺中国力争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之后，国内各省市立刻开始了如火如荼的低碳经济部署。2021年工作包括，制定2030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

“气候变化”被哈佛大学Martin Weitzman教授称为“从地狱来的问题”（the problem from hell）。从1990年代开始，人类对气候变化不断讨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终于在2015年巴黎气候缔约方大会（COP）上达成了历史性的集体共识，即在本世纪末温度提升控制在2度以内，并努力实现1.5度。

这意味着全世界要迅速、全方位地实现能源大转型，包括但不局限于2030年前全球煤炭消费需至少2/3以上，2050年前停止使用煤炭发电，同时可再生能源供电比例提高到85%。这还意味已探明的采储量中，40%以上的天然气、50%的石油与80%以上的煤炭都将永久地留在地壳中。

这样的要求对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相当困难的。曾有一批中国学者认为，气候变化是欧洲人对中国设的骗局，目的是阻止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煤电发电量长期超过60%、电量需求在过去15年增加了300%的现实，支持着中国部分保守主义者的看法。

但中国决策者和社会主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很坚决。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确定的中国2020年的目标是，非化石能源消费为15%，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数据显示，中国在2019年的数据分别是15.7%、48.1%。超额、提前完成！

正如陆克文先生近期积极评价中国的气候领导力的文章中谈道，国内形势和需求一直是中国环境积极稳步向前的核心驱动因素。当下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没有像过去那样坚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责任区分，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将中国的行动与其他国家的行动挂钩。这是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内生性的重大改变。

当前，习主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成为中国公众的环保与气候变化共识。相比于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国人的努力更值得肯定。

不过，对中国人而言，感到最难过的是，西方主流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全球贡献给予充分的认可，除了气候变化，还包括减贫、抗疫、金融稳定、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等等。更糟糕的是，西方总有一些人以挑剔、偏见甚至是仇视的态度评价中国人的付出。

幸运的是，中国人似乎没有在舆论战中纠缠，而是将气候变化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内的动力。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在过去几个月已在中国被缩写成“30-60”计划，成为指导各个智库、公司、地方政府甚至券商分析报告的新关注焦点。

根据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研究报告，碳中和意味着“更经济+更清洁+更安全的能源结构”，中国未来光伏年需求有望增长25倍，新能源车产值在顶峰期也将较当前提升23倍，绿色能源总投资在2060年将累计达到约9万亿美元，绿色经济年产值将达到1.8万亿美元。基础材料会推出更严格的标准，农业规模化养殖及高效种植将加速，交通运输的成本将降低、效率将提升。

长期看，碳中和将推动能源革命的战略目标，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那些挑刺中国的声音再次成为中国前进的鞭策力。

可以看出，中国新发展格局已正式启动。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人而言，要做的如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须有“补课充电的紧迫感”，“自觉赶上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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