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版发布于11月30日丁刚看世界微信公众号。

1615年6月的一天，一大一小两艘商船在温和的夏风中从荷兰北部泰瑟尔（Texel）的港口启航，向南前行。

小的叫“合恩号”（Hoorn，110吨，长度30米，船员22人），另一艘大的是“恩德拉赫特号”（Eendracht，意为协和，360吨，一说是220吨，长度40米，船员62人）。

在那个时候，这样小的一支船队是不会引起太多关注的。

其时，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荷兰正在加速积累财富。无数商船从荷兰出发经过好望角或麦哲伦海峡驶向亚洲，载回大批胡椒、丁香、豆蔻、咖啡等欧洲稀缺的货物，赚取了巨额利润。

人们后来才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商船队，它的使命与亚洲相关：探索由大西洋经南美洲通向太平洋的新航路。

探险队由荷兰航海家威廉·科内利斯·斯考滕（Willem Cornelisz Schouten，1567年－1625年）和雅各布·勒梅尔（Jacob Le Maire）率领。小船就是以斯考滕的故乡合恩命名。

此次探险是资本激烈竞争的产物。

1602年，14家公司在争夺香料贸易的混战之后，选择了合并，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并在国家的支持下，垄断了荷兰所有通过非洲好望角和南美麦哲伦海峡的贸易。

到1669年，VOC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企业，有150多艘商船、40余艘军舰、5万多名全球雇员、1万多名士兵的私人军队。在长达21年的垄断期，公司价值飙升，高达7800万荷兰盾。根据经济学家的换算，这相当于2017年的7.9万亿美元，大体上是该年度日本和德国GDP的总量之和。

眼看着来自亚洲和非洲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进入东印度公司的钱库，其他的探险家和贸易商垂涎三尺。他们千方百计要找到一条新航路。

根据《太平洋历史期刊》（2009年6月号）刊登的文章《改变南太平洋的形象》（作者：荷兰雷登大学Michiel van Groesen）的描述：阿姆斯特丹商人艾萨克·勒梅尔(Isaac Le Maire)原是VOC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因与公司产生纠纷而被开除。1614年，他创立了自己的海事公司，目的就是寻找麦哲伦海峡之外的第二条通往亚洲的西部航线。他购买了“恩德拉赫特号”和“合恩角号”，让儿子雅各布·勒梅尔和经验丰富的船长斯考滕合作探险。

差不多400多年后，我在驶往合恩角的游轮上听历史学家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游轮Stella Australis越过了南纬55度线。

傍晚，我们从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出发。时值南半球的夏季，但白天最高气温还不到8摄氏度，早上还下了一阵冰雹。

我想起几天前在网上看到的在航海家中流传的一种说法：

“咆哮40度，狂暴50度，尖叫60度（Roaring forties，Furious fifties， Screaming sixties）”。

这是水手们对南纬40度到70度海域的形象比喻。

南纬40度到50度的区域常会出现强烈的西风。荷兰航海家Hendrik Brouwer 1610年行经印度洋时发现，利用此风，可快速行驶到爪哇岛。但在南美大陆南面的水域，越过南纬50度后，风浪会变得异常狂暴，直到让水手们发出与恶浪拼搏的尖叫。

听完讲座后，游客们回到各自的房间。整整一夜，游轮一直穿行在岛屿间的航道上，行驶平稳。一夜好眠。

第二天早上6时许，风浪突然大了起来，船体开始晃动。在甲板上眺望，左侧（东面）仍可见一些岛屿，更远处是白雪覆盖的山峦，前方的海域明显开阔起来。

用早餐的时候，船长告诉我们，游轮正朝向德雷克海峡行驶，右侧（西面）是太平洋。我们将很快抵达“世界的尽头”、南美大陆的最南端—合恩角（Cape Horn）。

合恩角位于南纬55度59分，西经67度。通过这里的经线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分界。

从合恩角到南极洲的距离大约有近千公里。中间是德雷克海峡，也是大西洋与太平洋间的海上通道之一，有“世界上最凶险的航道”之称。据说海浪最高时会像6层楼那样耸立而起。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有超过500余艘远洋帆船沉没在这片“海上坟墓”。

据说，当年如果一位水手绕过合恩角，他就有了向同行吹牛和显摆的资格，其中包括戴金戒指和把一只脚放在桌子上吃饭的权利。

船上的广播在早餐后发出了通知：感谢上帝！我们今天的运气不错，附近海域没有太大的风浪，游轮即将抛锚。所有游客将乘橡皮艇登岛。

游轮放慢速度，缓缓驶进了一个海湾，合恩角的岩石越来越清晰。远方白云迅速地翻卷着，刚刚透出蔚蓝的天空，很快又被云层遮蔽。

我们穿好了船上发的救生衣和长筒靴，下到底舱，乘坐橡皮艇迎着海风飞快地驶向合恩角。

上岛后，我们踩着木板搭建的阶梯，登上了10多米高的岩石。

一大片起伏的坡地出现在眼前，可以明显感觉到海风的凛冽。不远处有一座灯塔，再往前看，坡地的最高点上耸立着一座钢雕——一只巨大的信天翁正在翱翔。

信天翁是地球上最能飞的鸟，栖息地是海洋，主要分布于南半球。成年信天翁一年飞过的距离可绕地球三圈。它的图案是国际合恩角船长兄弟会的标志。

整座钢雕由大约7米高的钢板制成，可承受8级大风。为建造这座钢雕，智利海军陆战队以两栖演习的形式，将两艘驳船中的120吨以上的物料运到了岸上。

合恩角之所以被称为角，而不是岛，是因为当年经过这里的荷兰航海家斯考滕误以为它是南美大陆延伸到最南端的岬角，后来人们才发现这是一座岛屿。

当年，斯考滕的船队先后在非洲和阿根廷海岸的港口补给，而后沿南美东海岸南下，经麦哲伦海峡而不入，继续穿过介于阿根廷火地群岛与洛斯埃斯塔多斯岛之间的海上通道后，在火地岛靠岸休整。“合恩号”发生火灾被毁，幸无人员伤亡。

“恩德拉赫特号”继续前行，于1616年1月成功绕过合恩角。

根据斯考滕的航海日记，他们是在1616年1月25日晚发现这一航道的。当时，猛烈的西南风掀起了巨浪。他们据此判断，这就是南大洋（The Great Southern Ocean）了。

1616年1月29日，斯考滕和他的船员们再次看到了在西北方向出现的陆地。他们从欧洲驾驶帆船到南美后，向南沿大陆的海岸行驶。船头掉向西南后，右侧仍一直是连绵不断的陆地和岛屿，南面则是波浪汹涌的大海。当船头转向北方，他们意识到已经绕过了海峡。

斯考滕这样写道：“向南延伸的所有高山和丘陵地带都被白雪覆盖，最南部是一个尖锐突出的岬角，我们称之为合恩角。”

在岛上行走观看时，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力量驱使着斯考滕们玩命地寻找这条线路。他们的船只有360吨，比我所乘坐的游轮（4508吨）要小很多。长度也不过只有40余米，不过是游轮的一半。

可以想象，这样一艘现在看来是如此之小的帆船，在如此恶劣的海域航行，水手们要有怎样的勇气啊！

为什么一个接一个的欧洲探险家拼了命也要找到通往东方的通道呢？这是资本逐利的本能冲动使然。

那时的每一个欧洲王国、王室，每一家公司、每一个商人都想将香料贸易和东方乃至于世界的财富控制在自己手中。

今天我们感觉到的资本力量似乎变得更平和、更温柔了，但在岛上的那一刻，我忽然产生了疑问，在它的深处，是不是仍然蕴藏着那种在大航海时代萌发的动力？

绕过合恩角航线的发现不只是多了一个新航路，也不只是让世界地图更完善，它是西方大扩张的历史必然。

游轮上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斯考滕发现合恩角之前，1525年，一位西班牙藉航海家就走过这条航道。

1578年，英国的海盗探险家德雷克通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后，也曾被强劲的海风吹到了合恩角附近的海域。当他突然发现大陆在这里到了尽头，而前方是一望无边的海洋，才意识到根本没有什么欧洲人想像中的“未知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这很可能是一个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后来，这个介于南美大陆与南极洲之间的海峡就是以德雷克的名字命名的。

按照斯考滕和勒梅尔最初的设想，他们此行的另一目的就是探索“未知的南方大陆”。

这个想像中的大陆常常出现在15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地图上。当时欧洲人认为，在南方有一片和欧洲一样的大陆，这样才能保持与北半球的平衡。那里如同东方一样，也是一片富饶之地。但后来欧洲探险家们发现，这不过是个假想，根本没有这样的大陆。

这些豁出性命的探索最终将整个世界通过海洋联结在一起，也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资本的贪婪、疯狂和为了利润不惧风险的特性也在这一时期充分展现而出。

或许，还有什么别的探险船在斯考滕之前经过了合恩角，但斯考滕和勒梅尔无疑是最早详细纪录并公布了这一航程的人。

斯考滕的帆船进入太平洋后，就朝向现在的澳大利亚行驶，探索了汤加群岛附近的海域，发现了威利斯和富图纳群岛，并确定了通往新几内亚的航路，其附近的岛屿随后也被称之为“斯考滕群岛”。1616年9月，他的帆船抵达了印尼北部的特尔纳特岛，那里当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所在地。

时任荷兰总督得知斯考滕发现了一条通往东方的新线路，立刻意识到这将危及东印度公司的特权地位。他下令没收了“恩特拉赫特号〞并将斯考滕和勒梅尔送回荷兰。勒梅尔在返航中去世。斯考滕则于两年后发表了他的航海日志和相关地图，首次向欧洲读者披露了该航线的信息。几年后，老勒梅尔根据儿子的日志也发布了这次探险的记录。后来，介于阿根廷火地群岛与洛斯埃斯塔多斯岛之间的海峡被欧洲人称为勒梅尔海峡。

合恩角的发现及其德雷克海峡航道的确定极大地影响了世界贸易。

在巴拿马运河（1914）建成前，这条航道是欧洲和北美东部与亚洲联系的主要线路之一。一艘接一艘的商船按照斯考滕记录的航线，冒着风险南下绕过合恩角进入了太平洋。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大型货轮因麦哲伦海峡的出海口曲折流急，而选择绕过合恩角的航线。我在南美工作时，就听一些商业界人士说过，阿根廷、巴西一些运送大豆到中国和亚洲的货轮有时就会选择这一航路。当然，现代船舶及其导航装备已大大降低了航程的危险性。

昨晚举行的船长晚宴上，一位看上去50多岁的服务员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回答，“中国”。他脱口而出，“Beijing Olympic Games”。真没想到，奥运会过去已10多年，在遥远的“世界尽头”，会有人一提起中国就想起北京奥运会。

他告诉我们，正是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出现在他们公司的各种游轮上。这并不奇怪。中国的GDP总量在2010年达到了世界第二。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不少中国的大型商船也行驶在绕过合恩角的航线上。而早在1984年，中国海军J121船就驶过了德雷克海峡。

站在合恩角，面向太平洋眺望，遥想400多年前一艘艘渡过了“鬼门关”的帆船扬帆西行，或是满载货物顶着风浪返回欧洲……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一个接一个的欧洲国家向东方、向全世界伸展出它们的臂膀。

在这场你争我抢瓜分世界的扩张中，列强们以大探险带动了贸易大交换，促成了资本力量的全球化，这对东方各民族形成了强烈冲击。如何对待这场大冲击的遗产？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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