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本文英文版刊于1月5日《环球时报》英文版“Wang Wen on Changing World”专栏。

2020年最后一周，北京继2月、5月后第三次发现了本土新冠病例，病例发现地就在我家2公里外。我所在街道一下子紧张起来：30万人，两天内，全部完成核酸检测。所有接触者被锁定隔离。社区、大厦进入要求变得更严格。街上行人明显减少。

10天后，北京市政府宣布，基本控制住了新一轮本土疫情。又一轮的病毒袭击，再次在政府、社会、组织与个人的密切配合下被打退，诠释了人类演进的又一个典型瞬间。

其实，人类的演进就像一辆负重前行的大车，必须不断适应疾病、猛兽、天灾的侵袭。只有个人、组织、政府与社会在同一个方向付出努力，进步才有可能。否则，将会面临“超载”而止步不前的困境，甚至爆发更大灾难。

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越南、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应对明显要好于欧美国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东亚各国的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已达成了“生命重于自由”的价值共识，往一个方向推动“大车”的前行。

相反，欧美国家则是分裂的。个人过多的权利主张，组织过散的权限归属，社会过杂的权衡考量，政府过弱的权力运行，使得欧美国家抗疫总是在原地打转，像是一辆负重过多的老爷车。

30多年前，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就曾警示过“国家超载”的难题。这本被称为“民主理论的必读书”后来出了修订本，增加了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研究与认识，但对欧美国家超载式的批判仍然不变。

这种批判或许可称之为“赫尔德陷阱”。我对“赫尔德陷阱“的理解是，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们的期望过高，政党组织的政策主张过于强化票仓群体的利益，政府权力无法覆盖全民，社会不断出现价值观的分裂，导致经济、社会事务赖以运行的制度失灵，国家陷入止步不前的停滞深渊。

这次疫情典型地证明了欧美各国已跌入了“赫尔德陷阱”。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难想像，疫情大规模爆发已一年，欧美国家竟还有那么多民众缺乏自律，反复强调个人自由，不愿意戴口罩，不相信医学；也很难想像，在欧美国家还存在那么多政党、社会组织之间的无谓争吵；更难以想象，一些政客还以意识形态之由，无端地把脏水往其他国家去泼。

截至2020年底，拥有世界最发达医疗设备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30多个欧美国家总计竟超70万死于新冠，很可能在2021年春季将超过100万。难怪已有人断言，新冠疫情已沦为西方危机、民主危机。

跳出“赫尔德陷阱”的关键是，在危机时，必须依赖于能充分配置所有资源的“强大国家”。政府要有自上而下的执行，社会要有从里到外的配合，民众则要有发自内心的遵从。这是超载理论对于当下民主国家危机的真诚启示。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向前发展的国家，都应该讲求秩序与自由、权利与责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平衡。平衡得好，国家则能持续发展；否则，就会跌入“超载陷阱”。在大危机中，天平则必须有所倾斜。程序须让位于效率，自由须让位于生命，争论须让位于合作。

正如二战时美国与英国出现了罗斯福、邱吉尔，应对这场新冠疫情，欧美国家的确需要大英雄。我不知道，拜登会不会是，但拯救生命应该是他的首要任务。

这又令我想起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的话，无论是新兴国家，还是老牌民主国家，恐怕都需要面临着一个重大任务，即提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实现个人机会所必需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

这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的提供，不只是源于政府一方，也来源于社会。希望欧美国家的所有人能够从中汲取这种变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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