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于《金融博览》2016年第10期。

　　中国外长王毅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角之一。中国崛起对于地区和全球秩序有何意义，我们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进程中？对此，本刊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李巍。

　　打着欧洲烙印的“全球治理”

　　《金融博览》：怎样理解“全球治理”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时间提出来的？

　　李巍：欧洲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并推广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它的提出有几个背景，首先是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伴随着世界空间上、信息上的日益联通，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比如地区性金融危机的蔓延、贸易摩擦问题、移民问题、地区冲突问题、跨国水资源问题和国际环境保护问题等。一向对国际社会有着深度思考的欧洲人开始意识到全球化意味着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年代，大家相互依存，必须用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这些人类共同的问题，传统的建立在零和思维基础上的冲突逻辑已经不适用于全球化的新时代。欧洲人建立了欧盟，这实际是一个准世界政府的雏形，他们希望把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向全球推广。

　　第二个背景是冷战的结束。以前这个世界是分裂的两个平行的世界，或者说是彼此敌对的两大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可能实现需要联合起来进行的治理。当冷战结束之后，横亘在国际社会中间的意识形态和军事联盟的铁幕消失了，一系列的跨越国界，需要各国间联合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摆在世界各国面前。这一时期的美国克林顿政府特别支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制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比如上世纪90年代，在安全领域，联合国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在金融领域，一系列地区性金融危机中，比如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土耳其危机、阿根廷危机，站在前台的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此同时，WTO的成立让世界贸易越来越制度化和法制化，世界银行也在解决地区贫困性问题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所以，整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治理概念非常热的一个时期，它强调多边主义，强调通过国际制度甚至类似于世界政府的比较强有力的国际制度来进行治理，而不是靠单一的民族国家来治理世界。这个概念从欧洲开始到美国，再到发展中国家，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到了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10年，全球治理这个词的热度又有点降温，这主要是因为小布什是个强调单边主义的总统，他强调实力，还抛开联合国打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进展不顺，人们对WTO很失望；同时，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广“华盛顿共识”，为美国的资本全球扩张服务，这些让许多国家对这些全球化治理机构非常不满，也让这一时期全球治理的提法开始降温。

　　《金融博览》：但到2008年之后，全球治理又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李巍：这个时候美国出问题了。美国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它的问题必然影响到全世界，所谓美国一感冒，全世界都打喷嚏，何况这次美国不是一般的感冒，而是得了肺炎。G20的升级就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的，人们重新发现，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它们的问题都已经不再局限于国界之内，需要全世界一起面对解决。

　　1975年出现的G7，其目的是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整个西方发达国家要处理的金融和货币问题，它是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后来随着新兴国家的兴起，人们发现要解决全球问题，就必须把新兴国家纳入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框架中去，于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G20。但那时的G20只是央行行长和财长峰会，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小布什遇到大难题，这个峰会开始升级为全球首脑峰会，希望新兴国家来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

　　G20包括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全球治理又重新成为主流话语。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前的全球治理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但2008年后的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共同进行的全球治理，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轮全球治理中更为积极的原因，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金融博览》：我们要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去，这里面最需要处理好的应该就是中美关系。

　　李巍：没错，我认为当前新一轮的全球治理的成效关键取决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过去是有变化的，和过去大国间的关系也大有不同。以前的大国关系，美苏之间是军事领域的竞争、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领域是相互封锁或者相互隔离，这完全是一种冲突和对抗性的关系。再往前看，以前英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争霸都是对抗性的关系。今天的中美关系虽然也是一种战略竞争的关系，但这种竞争就目前而言，主要是围绕对国际制度的塑造和控制来展开的。中美目前总体上并没有展开意识形态的战争，也没有发起军备竞赛。而且这种国际制度竞争不完全是对抗的关系，很可能有利于全球治理，比如美国搞世界银行，我们搞亚投行；美国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我们推进建立“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尝试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这是制度和制度的竞争，是“朋友圈”的竞争。

　　中美之间围绕国际制度竞争所展开的竞争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全新的形态，正在成为两国战略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制度之战”取代“枪炮之战”成为支配未来国际秩序演进的根本力量。这种制度竞争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制定游戏规则的竞争，另一个是伙伴关系的竞争。中国现在特别强调伙伴关系，美国谈盟友，我们谈伙伴。盟友主要是指安全领域，是对抗性的，比如你是我的盟友就不能是对方的盟友；而伙伴不同，你可以和我合作也可以和我的对手合作。总体而言，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比美国的盟友战略更能体现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如果中国学者对中国外交实践中的伙伴关系战略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有望成为中国对世界的重要知识贡献。

　　《金融博览》：这是一个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

　　李巍：这种制度间的竞争如果保持在良性状态，它对全球治理是有好处的，它会促进既有制度提高效率，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就像自由市场中的企业一样，它们相互间的竞争能够带来效益最大化，而垄断必定带来效率的低下。以前整个国际全球治理都是发达国家所垄断的，现在第一次出现新型国家在制度上对它进行挑战，这种挑战是有利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

　　《金融博览》：这可以理解为中美现在进入了一个战略竞争的时代，战略竞争最核心的就是制度之战。

　　李巍：是的，但我所提的并不是国家制度之间的竞争，而是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这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尤为明显。这两个领域，中美互有攻守。

　　在贸易领域美国表现的是攻势地位，比如说美国提出了TPP，跨太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还有服务业贸易协定，这给了中国很大压力，但现在也遇到了问题，比如TPP国会通不过，TTIP在德国、法国遭到反对。但整体上美国在贸易上是攻势地位，它不满意既有的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想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贸易规则。

　　同时，在金融领域，中国却是在攻势的地位。这很有意思，美国是金融大国，但是美国是既有的利益受益者，既有的金融制度是对美国有利的，所以美国是想捍卫自己的金融制度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目前的中国从贸易崛起到金融崛起，中国感受到了整个金融制度体系对自己的约束，所以中国要用G20替代G7，要发起成立亚投行，要把人民币纳入到特别提款权，要建立金砖开发银行，中国希望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从主观愿望上来说，我们希望最终能实现彼此合作完成最优的制度设计，中国和美国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它们不该是对立的，应该是补充的。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金融博览》：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位置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在其中贡献些什么呢？

　　李巍：简单来说，是三个方面：物质、制度和思想。

　　物质上比较简单，比如说我们的对外投资，比如说我们的“一带一路”，向外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帮助等等。

　　制度方面，我们开始初步地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中国思路，比如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我们还在东亚设计了“清迈协议”及其多边化，今年还设立了东亚“10+3”的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这也是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由中国人担任办公室主任。但坦率讲，我们现在的很多制度设计还是在学习既有的制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在刚刚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经验能力还不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制度的背后一定是思想，美国建的那么多制度，背后都有学术思想和价值理念的支撑，而这现在恰恰是中国的短板。

　　中国现在对全球治理过程的参与，是从物质阶段向制度过渡的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很重要，就是要让我们设计的国际制度比美国的好，需要有思想的支撑。这个思想需要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能够为这个世界未来的方向提供来自中国智力的支撑，但目前我们这个方面非常薄弱。

　　美国当年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要重建世界，重建世界需要新的思想，比如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就已经提出了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后来的杜鲁门把这个想法付诸于实践，变成了现实。

　　而《大西洋宪章》的思想来源是美国威尔逊总统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其中就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良世界的方案。如果再来往上溯源，这个计划则来自美国100多年的国内治理经验，也就是美国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的。所以，也可以说，最终的渊源，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治理提出什么样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该国在国内的实践。威尔逊之所以能够提出“十四点计划”，因为美国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强国了，虽然后来陷入孤立主义，但是经济上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强国了。所以他想把自己国内的一些经验，比如说权力制衡、民主制度、自由市场、产权法制等输入到国外去。

　　中国在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确实有一些工作做得不错，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们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们想把我们的基础设施搞得好的方面推广出去。

　　我认为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也要源自良好的国内治理经验。中国要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领导者角色，必须首先成为楷模和榜样，必须有软实力。软实力意味着别人觉得你好，愿意主动跟随。比如你的节能环保是不是做的很好，你的金融治理、国内的金融体系是不是很好，你的基础设施是不是很好，你的卫生治理、疾病治理是不是很成功，等等。中国的国家治理还要考虑很多东西，一方面要向美国学习，同时还要学习欧洲的模式，还要复兴中国传统的儒家的东西。

　　《金融博览》：您曾提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需要有超越经济学的视角，比如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就不只是对货币本身的考量，还可以从其他哪些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呢？

　　李巍：任何一个大国货币的出现，比如说当年的英镑，或是美元，都是和其强大的政府支撑有关的。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有稳定的国际政治基础，这个国际政治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个货币的发行者能不能为其提供有利于国际流通中的制度设计。比如说美国，美元的流通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或是市场现象，它是靠美国的外交能力，以及军事霸权建立起的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比如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等，这些制度机构本身的设计就有利于美元。

　　二是政治基础，就是能不能建立一系列货币合作伙伴的网络。除了私人外，政府是更强大的货币使用选择者，政府愿意在国际市场上使用什么货币，对这个货币的国际地位非常重要。政府本身是一个经济行为体，它掌握着极大的金融资源。一种货币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自发的经济事件，同时是一个外交事件。这几年，人民银行和多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助协议，建立了人民币的清算机制，而这些都需要其他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主要是市场力量，另一方面外交能力也很重要。这点在危急时刻会显得更为突出。我们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思维，而不单纯是经济学的思维。

　　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中美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它们一个是东方文明，一个是西方文明，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那么我们希望21世纪是两者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联合治理的世界，这是全球治理的理想境地。（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