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乐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6日环球网。

　　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全球治理机制的融入者、参与者，正在变为引领者，世界对中国经验、智慧和方案也有了更多期待。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和共同发展，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与此同时，国际舆论中刺耳的声音也开始增多，尤其是近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抛出了美国民主基金会的两位学者新造的“锐实力”概念，恶意揣测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渗透;德国外长在刚结束不久的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责“一带一路”是中国地缘战略工具，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威权秩序，对抗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秩序。面对西方刻意营造的负面舆论环境，中国不能只是被动应对，而应该生产出能够真正代表未来世界发展潮流的新话语，重塑世界对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认知，使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得到世界更广泛的认同。

   中国vs西方：新旧世界观之争

　　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和国际新秩序的攻讦，恰恰反映了当今世界，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已经落后于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发展。

　　当前，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长期以来西方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市场疲软、国际发展赤字鸿沟日益扩大等严峻挑战时日益失效，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首先，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美国全球事务层面实行战略收缩，政策聚焦国内议题，大打贸易保护主义牌，对国际多边合作不以为意，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无意承担国际责任。欧洲则迟迟未从欧债危机中走出，又接二连三陷入民粹主义浪潮迭起、难民大规模涌入、恐袭频发等内部治理危机，在领导全球治理方面有心无力。其次，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亚洲GDP占全球比重已经超越了北美和欧洲，世界经济重心从西向东转移。但既有国际制度体系未能够及时反映此种变化，治理结构和规则不公平、不合理，非西方国家代表性严重缺乏。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转型是大势所趋。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新型全球治理观等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体现了整体性思维下的新全球观，超越了传统上狭隘的民族国家概念和意识形态分歧，摒弃了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迥异于西方个体本位的思维方式，从人类社会高度相互依存、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视角理解全球秩序。“一带一路”作为促进全球和平合作的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不仅填补了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重大缺口，还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提出四年多以来，从最初的合作倡议，逐步上升到国家战略，顶层设计框架不断完善，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全球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先后将相关内容纳入决议，“一带一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响应，从倡议转变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然而，长久以来的观念霸权让西方世界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以客观公正的视角和平和的心态审视自身、看待中国。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即将填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真空充满焦虑和恐慌，他们深陷自己塑造的话语体系无法自拔，仍以过时落伍的旧世界观审视中国先进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

　　面对东西方新旧两种世界观之争，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全球治理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积极塑造中国话语的国际认同。

　　 增强中国国际制度体系领导力

　　重塑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体系，需要提升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领导力和话语权。国际组织作为该体系最核心的构成要素，引领着新观念、规范及制度的产生、传播和推广，极大地影响着全球治理发展趋势。因而，国际组织既是世界各国互动合作的最主要平台，也是大国影响力竞争的核心领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经历了从谨慎参与，到深度合作，再到积极塑造的历程，此过程背后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地位和角色认知的动态调整。近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无需赘言，国家硬实力的大幅提升有目共睹，相对而言，中国软实力仍有提升空间，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国际规范塑造能力以及国际影响传播能力应继续提升，而依托国际组织增强领导力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

　　1.引领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创新

　　在此方面，中国已经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有了良好开端。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股份分配、投票权、管理层遴选机制等方面的创新，首次在国际多边机构中体现出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也让开放区域主义的新型治理原则得以实现。

　　此外，中国发起成立的跨区域多边合作论坛，也较为成功地将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植入国际多边合作议程。以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等为例，此类合作论坛突破了传统国际组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对成员国施加硬约束的做法，将合作建立在成员国互信和共识基础上，实行自愿参与原则，决策机制为协商一致而非诉诸表决。这些合作机制的成功运行有助于塑造世界对新型全球治理观的认同。

　　未来，全球治理的空间范围将向深海、外空、极地、互联网等公域不断拓展，中国面临着填补当前治理体系空白的重大机遇。因此，中国应当牢牢把握机会，在现有治理机制尚未覆盖以及覆盖不完全、机制运行不成熟或机制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领域未雨绸缪，积极推动现有机制改革并推动更多新型国际组织建立，在常态化的国际互动与合作中塑造世界对中国话语的认同。

　　2.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在专门知识和专业技术基础上发挥专家权威，并以此形成重要规则、规范体系和共同价值观念，指导相应领域内的国际互动交流合作。国际组织运行过程中，国际组织职员负责将组织的法定授权转化为具体运作程序和行动，他们在政策制定、游说成员国采取行动、协调不同立场、确保具体项目实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无论是在综合类还是专业类国际组织中，中国籍专家和高级官员相对缺乏，影响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以联合国大会秘书处为例，2017年7月发布的秘书长报告显示，秘书处高级官员序列由一级主管(D1)、二级主管(D2)、助理秘书长(ASG)和副秘书长(USG)构成，共357人。其中，中国籍官员只有9人，而美国有45人，英国24人，法国14人。专业类国际组织中，中国权威专家人才缺位现象更为严重。例如，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作为国际南极科学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主导南极科研计划的制定、启动、推进和协调，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南极治理发展方向。中国从1986年加入该组织至今，只有两位科学家进入过执行委员会(担任副主席职务)，近十年都没有新科学家进入该机构管理层。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普遍存在于各类国际组织中。

　　为此，中国应该将国际组织人才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填补国际人才储备的巨大缺口。大多数国际组织内部晋升仍遵循官僚体系运转规律，从低级职务向中高级管理层晋升需要较长时间积累专业技能及人脉资源，因此，从长远角度看，需要建立阶梯式培养机制：一方面，输送更多已经在自己所处领域内具有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优秀人才进入相应国际组织管理层，并提供工资、生活费等补贴，解决好配偶、子女的工作、教育问题，打消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为有志成为国际公务员的年轻人提供更多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机会。2014年，教育部下属的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首次推出选拔优秀青年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项目，此后选派人数逐年增加;2017年，留基委出台了《留学基金资助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选派管理办法(试行)》，对资助对象、奖学金包含费用种类、选拔办法等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日后，除提供资金支持外，还可以考虑利用高校、研究机构等资源设立国际组织人才专业培训项目。

　　提升国际话语塑造及传播能力

　　重塑国际话语体系，善用国际组织平台是外部途径，而同样重要的是内部革新，从自身出发提升国际话语塑造及传播能力。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高文化软实力工作，尤其是在对外交往中，将中外人文交流视为与政治、经济合作同等重要的支柱。

　　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呈现出行为主体多元化、形式内容多样化等趋势，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多机遇。对外交往不再被某些特定单位或部门垄断，企业、高校、智库、个人等都可以成为中国话语的传播渠道。《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好新型智库，深化中外人文交流。为此，中国应该尤其重视挖掘智库在中国话语生产及传播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促进智库研究水平、国际交流水平、对外传播水平等的全方位提高，使之得以生产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优质思想和知识产品，并利用自身影响力与号召力调动广泛的社会资源，极大地延展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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