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勤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13日环球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3月9日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旨在加强对“全球治理”议题的研究。据了解，这是大学院校首个以“全球治理研究”为重点的智库型机构，一定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可靠有效的政策信息服务。

　　“全球治理”不是一个新鲜词汇，特别是在近十几年来，中国智库界对“全球治理”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人们从初始的参与到争取话语权，再到各种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为相关的国际秩序和行为准则的商讨，中国的角色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中国声音和中国作用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和重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面临的“新全球化”挑战，中国由被动参与“全球治理”转型成为主动“全球治理”的推动者。这个进程转化，显示了中国“治理理念”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稳中有进”的提升，符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地位和实力。

　　“全球治理”要“先治”“后理”。世界上有多种方式的“治”法：有文治，有武治；有法治，有徳治；有权治，还有“钱”治。究竟哪一种适合哪个国情，似乎都取决于各国的民心所向。全球问题如此复杂，仅仅依靠单一的方式去“统治”，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采用多种形式组合，才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治”是大局，是宏观政策，只有确定了“治”的大盘方针政策，才能够制定实施具体的“管理”，本属于微观层面的细枝末节。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存在的问题，基本都是没有认识和处理好“治”和“理”这个矛盾对立统一体的相互关系。而中国恰恰在处理这个关系上取得了极其珍贵和有借鉴意义的成功。

　　中国之所以具备了参与或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首先是因为中国成功的“治理”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多元，最困难的国家，把一个如此多样的经济体转变成为新型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治理”过程使中国获得其它任何国家无法想象的经验。能“治理”好中国，就一定有能力参与“治理全球”这个伟大的基础工程。

　　中国的古代圣贤说过：“治国无法则乱……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说出了治国的基本国策在于依法而治，而法律法规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要与时俱进，与时俱变，才能让法律和时代紧密结合，才能产生真正的治国功效。我们所谈的“全球治理”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寻找正确的“治国理政”的“治理”之道。各国国情千变万化，文化宗教信仰和经济结构均有很多不同，所以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模式来解决“全球治理”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全球治理”要解决的问题绝不是达到“全球一致性”而是保留和保护“全球不同性”，只有保持了“不同性”才能找到全球利益的共同平衡点。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海湾战争以及后来的中东战争，之所以没有达到战争发动者的目的，原因在于这些战争的目的是想消灭其它国家的不同性，强行把它国文化价值观归纳到西方领域里，这种“治国理政”的结果只能是越治越乱，越理越离，真正的南辕北辙。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全球治理”工程虽然投入巨大却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保留差异化，不同性，是“全球治理”成功的核心因素。

　　其实，“全球治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中国古人教导的：“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治国理政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让老百姓富裕而且长寿。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的执政核心任务就是要民众尽快富庶，人民的寿命大大延长。这两个任务基本顺利，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九千美元。有的外国机构预测再过1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5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也达到75至80岁左右。以此为标准推动“全球治理”的工程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一带一路”正是强化和丰富现有的“全球治理”的理论和路线，让沿路国家的民众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实现富裕和长寿的双重目标，这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基本路线也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全球治理”需要全球人的共同努力，而中国将为新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宝贵的“中国治理”经验，全球共享包容的繁荣。（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