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杨凡欣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2017年第6期《国际金融》。

　 　前言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和重要突破口。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动脉”，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提供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通讯条件以及生产条件，从而降低贸易成本，吸引资本流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和运营周期长、外部性强等特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有时甚至是不可逆的影响。因此，全球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势在必行，这有利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性，减少对生态的影响和破坏。绿色基础设施将成为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必然要求。正如2017 年5 月14 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时指出的，“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比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以及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都多；同时，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建造和资助的基础设施，也超过了所有多边开发银行和经合组织国家的总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就强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建造和资助基础设施时，中国可以分享和交流几十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中国方案”，帮助其他国家避开中国所遭遇过的严重环境压力。中国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经验极具价值，为世界供了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实现低碳的发展机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一、关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研究及其意义

　　基础设施建设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有关基础设施部分提出了到2030 年需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用水效率，确保可持续取用和供应淡水，以解决缺水问题，大幅减少缺水人数；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现代能源服务；增建基础设施并进行技术升级，以便根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各自的支持方案，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发展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包括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发展和提升人类福祉，重点是人人可负担得起并公平利用上述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审视国际发展趋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并融入了“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理念。2016 年6 月22 日，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演讲时强调：中国将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着力深化医疗卫生合作，加强在传染病疫情通报、疾病防控、医疗救援、传统医药领域的互利合作，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着力深化人才培养合作，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着力深化安保合作，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携手打造“和平丝绸之路”。

　　目前，针对“一带一路”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尚少，也不够全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性文献主要观点大致如下：推进实施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与沿线各国深化经济合作、展示负责大国形象、规避环境风险和促进顺利实施“五通”的根本要求；绿色金融和“一带一路”是我国两大战略性国策，两者需要有机结合，即要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支持“一带一路”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也要推进国内经济的绿色转型；沿线各国低迷的经济形势和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制约了大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开发；亚洲地区跨境

　　基础设施由于缺乏区域合作与协调，邻国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性不足，导致基础设施项目发展缓慢；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强生态环保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服务和支撑，发挥环保国际合作的交流平台作用；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在连续多年基建投资规模庞大的情况下，亟待解决的是投资与提供公共服务、弥补经济短板、降低物流成本等现实问题的契合，提升投资的精准度和效率，防范债务风险。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大多是分析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很少涉及中国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建造和资助基础设施时，如何运用几十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中国方案”帮助其他国家规避环境风险的问题。鉴此，本文将根据相关数据，阐述中国从自身转型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中深刻领悟到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提出的“中国方案”，以及如何以此为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缓慢而需求巨大

　　基础设施是全球竞争实力、经济繁荣及社会安定的基石。根据世界银行预测，目前全球有12亿人口没有通电，24 亿人口缺乏基本的卫生服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06）测算，受城镇化、人口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推动，2030 年，全球基础设施需求将达65 万亿—70 万亿美元。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30 年，全球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将高达57 万亿—67 万亿美元，其中，水和水处理、能源及交通建设约占80%（见图1），是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最主要领域（麦肯锡2013）。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世界银行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约1 万亿美元，每年还额外需2000 亿—3000 亿美元来确保基建投资的低碳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世行2013 年）；但要想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满足未来的需求，估计到2020 年之前至少每年还需要增加1 万亿美元，即每年在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投资需求约为2 万亿美元，且其中半数资金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这不仅会影响到这些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还将对其他国家的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影响。

　　（一）全球，尤其英美等西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低迷

　　全球，尤其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基建投资缺口巨大。统计数据显示，英国近20 年来的基建投入占GDP 的比重仅为0.5%—1.2%，与国际公认的2.5% 的理想状态相距甚远。根据英国政府出台的《国家基础建设规划》，2025 年前，英国的基建投资需要3830 亿英镑。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称，英国在整体基建质量中目前排名第27 位，与1997 年相比倒退8 个名次，不仅落后于欧洲近邻法国、德国、西班牙，甚至落后于亚洲的阿曼、巴林和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国家。

      美国基础设施多数建成于20 世纪中期，如今面临着长期投资不足。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认为，到2020 年，美国基建投资需求量为2.0 万亿美元（见表1、表2）。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扩大基础设施作为其竞选的重要纲领，并提出了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既10 年累计投入1 万亿美元。其在2017 年2 月27 日的讲话中还表示，将重点讨论基础设施建设，并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巨资；同时承诺，本届政府将把权限下放到各州。

      就亚洲地区而言，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ADB）最新发布的《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报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若保持现有增长势头，到2030 年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总计将超过22.6 万亿美元（每年1.5 万亿美元）。若将气候变化减缓及适应成本考虑在内，此预测数据将提高到26 万亿美元（每年1.7 万亿美元）。从不同地区来看，东亚占基础设施需求的61%。除了电力外，交通、运输和通信等领域也需要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方面，斐济等太平洋地区比重最高，为9.1%。

　　 （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基础设施投 资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

　　进入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21 世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成为了降低国际经济活动成本、促进国际经贸增长的必由之路，也成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性优先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年提出后，中国加强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公路、铁路、航空、海运、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等基建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沟通各国的跨境基础设施，以及连接地区乃至全球的基础设施联通网络，为地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机遇。

　　由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之间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基础设施投资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分布严重不均，难以满足经贸合作的要求（见表3）。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交通互联设施仍然是制约区域和跨洲性质合作升级的一大短板。

　　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可以把“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分为三种：一种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其代表为印度（印度人均GDP 在2015 年为1598 美元）；一种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其代表为马来西亚（2015 人均GDP 为9768 美元）；还有一种则是发达国家，其代表为澳大利亚（2015 年人均GDP 为56310 美元）。分别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做出统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以电力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各国情况不同，越发达的国家其电力基础设施生产爬升越小越慢，但总体都在上升（见图3）。

　　印度的电力工业生产指数从173 上升至194，马来西亚的电力工业生产指数从121 上升到132，澳大利亚的电力工业生产指数从98（甚至低于2011 年的基准值）上升到102。对一个国家而言，工业生产指数代表了景气值。所以，这些“一带一路”国家都需要加强自身的（以电力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以制造业、交通运输为依托，提供经济健康发展的强劲引擎。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代表性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瓶颈期。从图4 可以看出，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公路长度增长显示出停滞，但两国情况有所不同：印度是在急剧增长后陷入停滞，按照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规律，其公路质量仍有提升的空间，从而可以提升其公路运载能力；而澳大利亚已经进入了长期停滞乃至下滑的阶段，但从图4可以看出，其公路建设支出仍在上升，说明澳大利亚对公路建设的需求在于翻修与更新。

　　第三，以公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前景广阔的市场。图5 显示，以澳大利亚与印度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公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每年两国投入在公路建设上的支出都在急剧增长。这个结论，同样可以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国家，虽然2010 年以后国际公路协会没有更新这些国家的相应数据。

　　 （三）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巨大的潜 在投融资需求

　　在全球经济复苏愿望强烈，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巨大的潜在投融资需求。亚开行最新报告显示，从人口占对象国整体96% 的主要25 国的推算来看，目前的基础设施年投资额为8810 亿美元，仅为需求的一半左右（见图6）。电力供应网和道路等基础设施亟需完善，而目前基础设施投资仅为需求的一半左右，且亚开行等开发机构的投资仅占2.5%。因此，建议各国和各地区通过财政改革筹划资金，并用活民间资金。

　　 三、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

　　 （一）中国的制度优势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初见成效，并取得积极成果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增长循环被打破，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动力减弱、增速放缓和全球治理乏力的新阶段。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时刻，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增进全球治理，同沿线国家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积极成果。这与中国实行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有巨大关系。其最大特质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既具有考虑长远目标的规划能力，也具有从顶层设计的层面统筹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施工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大执行力。这种执行力具有向特定目标努力的持续性，并因此而成为中国基建的强大保障。如在1998 年大洪水和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的救援组织，2008 年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建设世界最大最长的高速铁路网络等，都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强大的执行力和基建能力。这种能力为世界所瞩目并得到了广泛认可。

　　中国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也得益于通过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中国改革开放后有效地动员了多种资源，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中国基础设施水平大幅全面提升，为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从1992 年到2013 年，中国用于修建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占GDP 的8.6%，而同期美国、加拿大仅为2.5%。截至2016 年底，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13 万公里，全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2.2 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极大地改变了时空概念，人员、货物、信息流动加速，推动了产业的增效和城市化发展。中国还建成了全球效率最高的超高压输电系统。而高效率的电网系统提高了整体效益，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06466 亿元，比上年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6%（见图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596501 亿元， 增长8.1%。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投资249665 亿元，比上年增长9.1% ；中部地区投资156762 亿元，增长12.0% ；西部地区投资154054 亿元，增长12.2% ；东北地区投资30642 亿元，下降23.5%。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基础设施投资118878 亿元，增长17.4%，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19.9%（见图8）。

 

　　 （二）中国不断完善的融资机制有助于 破解基础设施融资难题

　　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离不开充足资金的支持。与前述三个国家（澳大利亚、印度与马来西亚）相比，中国的财政收入遥遥领先，甚至高于这三个国家的总和，这还是在忽略这几个国家地方与中央财政收入支配能力存在区别的情况下得出的粗略结果（见图9）。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11299 亿元，按美元计价为1701 亿美元，比2015 年增长44.1%。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为145 亿美元。

     

　　目前，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机制建设已初见成效，并取得积极成果。首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的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不断为“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基金支持；其次，中国加大投资力度，支持“一带一路”国际运输大通道等重点项目建设，促进跨境基础设施连通；再次，中国积极参与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项目库，帮助各国政府部门开发和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并面向全球社会资本发布各国基础设施项目信息，促进项目融资，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此外，

　　中国还鼓励企业在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第四，中国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和开发计划署分别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旨在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目前，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一些跨国基础设施今年已经开工建设或投入使用，如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牙利- 塞尔维亚铁路，雅加达- 万隆高铁，中国与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瓜达尔港快速路、中缅天然气管道、中国与中亚天然气管道C 线和D 线等。目前，“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已经覆盖了44个国家。

　　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在高位，保证了中国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2017 年1 月7 日，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 年2 月28 日，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0051.24 亿美元，较1 月的29982亿美元环比增加了69.2 亿美元，为2016 年6 月以来首次回升，并终结了此前连续7 个月下跌的态势（见表4）。

　　2015 年1 月19 日， 中国商务部正式宣布，2014 年中国对外投资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创下了1231.2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连续3 年位列全球第三，且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对外投资快于吸收外资，中国已成资本净输出国。2014 年，可谓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元年，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迈向新的台阶，实现连续13 年的快速增长，并创下了1456.7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到全球流量份额的9.9%，同比增长18.3%，金额仅次于美国（2999.6 亿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第三位是日本的1286.5 亿美元），并超过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356 亿美元），实现了资本项下的净输出。

      2015 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 亿美元，同比增长18.2% ；中企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 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987 个，新签合同额926.4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同期，中企投向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优势产业的累计直接投资额约为116.6 亿美元，同比增长80.2%。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154.2%。截至2015 年12 月底，中企正在推进的合作区共计75个，其中一半以上是与产能合作密切相关的加工制造类园区，建区企业累计投资70.5 亿美元，入区企业1209 家，合作区累计总产值420.9 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4.2 亿美元，也带动了国内纺织、服装、轻工、家电等优势传统行业部分产能向境外转移。

　　 （三）中国基础设施的技术优势有利于 基础设施的发展创新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上拥有技术优势。这不仅体现在中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三峡发电站，全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体系，最大的高速铁路体系（总长度20000 公里以上，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全世界最大的4G 通讯网络，全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与个人电脑市场及生产量等宏观总体层面，更体现在中国有着一批批（且数量还呈增长趋势）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企业出现在世界五百强中，如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等等。粗略数下来，中国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公司在世界五百强中占有二十一席，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基建企业都要多。可以说，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的新名片：中国基建，不只是中国制造，同样是“中国智造”！

　　2016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0589 亿元，按美元计价为159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营业额760 亿美元，增长9.7%，占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的比重为47.7%。

　　还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中国基建的技术水平之高，进步之快。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础设施LPI 排名已从2007 年的世界第30 位上升到2016 年的23 位，超过了西班牙（25）、丹麦（24）及新西兰（29）等发达国家。

　　 （四）中国的人员优势是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基建工作的助推剂

　　一切基础设施建设，或者说，一切产业的根基，都离不开“人”这一要素。在中国，电力、煤气及水的供应生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四大行业中，仅在城镇的从业人员就有4319 万人，这是中国创造的又一“世界之最”。人员优势，是中国协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基建工作的助推剂。2016 年，中国研究生教育招生66.7 万人，在学研究生198.1 万人，毕业生56.4 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748.6 万人，在校生2695.8 万人，毕业生704.2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93.3 万人，在校生1599.1 万人，毕业生533.7 万人；普通高中招生802.9 万人，在校生2366.6 万人，毕业生792.4 万人（见图10）。

　 　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风 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对外开放与全面合作的总体构想；是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同时也是将中国命运与沿线国家命运相连，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的桥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人均GDP 低于1000 美元的极不发达国家，但主要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沿线国家间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基础设施“老龄化”问题突出，不少国家受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需求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其开放的程度、合作的深度、执行的力度也各有不同。还有一部分国家由于自身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其在扩大开放上步子迈得较小。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会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

　　 （一）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与风险不匹 配，私营资本积极性不高

　　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融资和盈利的风险。以往中国企业利润大多来源于能源、矿产、工程承包以及劳务输出等领域。受到全球经济整体环境的影响，中国企业开始逐步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通过设立产业园、新投工厂来进行跨境产业合作。然而，由于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政策多变、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欠佳，导致商业贷款不愿介入，私营资本望而却步，中国企业面临融资难等问题。不仅如此，中国企业还面临着目标国货币贬值、汇率变化等风险。例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货币贬值，一度使许多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遭到巨大现金风险。在中亚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由于剧烈的经济波动，不少中国企业的投资也损失惨重。尤其是“走出去”的中国民企，由于在信贷、保险等领域缺乏支持，抗风险能力较差，在经济波动过程中更成为最直接的受害方。此外，一些大型基建项目，由于沿线国家的系统性风险等原因，也面临合同违约的巨大风险。

　　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整体疲软，尤其是亚洲经济明显放缓。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很难出现亮点，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新兴经济体持续动荡，使得各方对全球经济形势均持谨慎或悲观态度。经济增速放缓直接导致的就业压力，同样困扰着“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并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

　　 （二）地缘政治风险关乎“一带一路” 的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处的地区也常被认为是当今地缘政治最为复杂多变的区域。如中东、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以及诸如缅甸、柬埔寨等个别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环境，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虽然其中的一些国家目前政局渐稳，但也仍然存有不少变数，局部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一些国家因其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治安能力、应急管理处置能力严重不足，使得共建“一带一路”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途经地区是世界自然资源的主要分布地区，历来也是世界大国争夺的战略要地。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出台各自的战略设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日本“丝绸之路外交”以及俄罗斯、印度、伊朗三国的“北南走廊”计划等。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积极态度，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却始终被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视为对其的排挤和抢占，增加了合作难度。

　　 （三）不透明的法律环境增加了中国企 业跨国经营的难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体系众多，涉及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东亚国家、中亚国家（阿富汗除外）、东南亚国家，以及除英国、爱尔兰外的欧洲国家，大多属于大陆法系，巴基斯坦、印度、英国、爱尔兰等属于英美法系，个别国家则为伊斯兰法系。不同的法律体系容易产生法律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部分国家法律不完善，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中进行海外投资、工程承包、跨境并购以及在出现法律争端进行外国仲裁及诉讼时，遇到诸多不适应的问题。

　　中国企业投资还面临市场准入限制风险。“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通过法律对境外投资者提出特别要求，或是跨国并购审查程序不透明，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难度。另外，中国企业常常因劳工问题面临法律风险，因忽视所在国特有的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容易违反平等劳动及反歧视相关的法律，面临罚款等处罚措施。

　　 （四）“环境威胁论”的指责重挫中国企 业的投资积极性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充分考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既要有足够的环境资源支撑，还要保护生态环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比较粗放，沿线部分国家水资源短缺，森林植被覆盖面积较小，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污染物排放量大，人类活动强度剧烈，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环境承载能力较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尖锐。相对环境而言，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运营周期更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较大，有时甚至是不可逆的影响。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2016 年7 月，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累计已达511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 ；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达52 个，累计投资156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9 亿美元的税收和近7 万个就业岗位。但同时，因环境与社会问题引发的投资争议甚至失败的案例也明显增多。近年来，中国公司积极在世界各地采购木材、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采矿业等资源性投资比重日益上升。这使中国企业屡屡遭遇“环境威胁论”的指责，一些罔顾客观事实，妄言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掠夺性开发沿线资源，给沿线国家带来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恶语挑拨，不断干扰着“一带一路”建设。

　　 五、中国关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球倡议

　　事实上，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一直强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2013 年9 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阐明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2015 年3 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则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因此，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绝不会沿袭发达国家主导的原有国际合作模式，即以低廉的经济利益换取宝贵的资源、环境和生态价值，而是在顺应各国人民对良好生态期待的前提下，共同探索经济与生态并重的合作模式。

　　 （一）要向全球推广“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国发展理念，并将生态文明融入“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这是在中国学者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也是中国脱贫致富经验的最到位的总结。“要致富，先修路”的发展理念早已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而深入人心，并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不断得到证实。2017 年3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中国现代化：制度建设投资》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硬”基础设施，包括公路、发电站、通信网络等。受益于PPP 模式和“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基建将继续成为稳定投资及稳增长的主要力量，是贯穿中国各地的投资主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以来，沿线国家反响热烈，中企也积极响应，已经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据人大重阳课题组统计，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中国与南亚各国签署了15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协议，总金额达306.5 亿美元；与非洲国家签署了12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协议，总金额达308.2 亿美元。在北亚、东南亚和东欧，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 运营”业务，也受到了相关国家的欢迎。同期，中国与北亚国家签署了4 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达163.1 亿美元；与东南亚和东欧国家各签署了5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协议，其中东南亚地区项目总金额为97.3 亿美元，东欧地区为143.9 亿美元。

　　 （二）创新绿色金融机制，助力绿色基 础设施建设

　　共建“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不能缺位。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绿色金融可以通过多种金融工具发挥金融杠杆作用，在以下几方面支持和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建设：（1）创新投融资模式，吸引多方资本投入“一带一路”的绿色产业发展。例如，推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设立专门的绿色金融事业部，鼓励发展沿线绿色产业基金，制定高标准的多边环境风险管理指引。（2）大力发展多方共赢的PPP 模式。由于绿色产业的长周期、低收益特点，以及生态环境的政府代表所有特征，绿色金融“一带一路”的开展要注重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以PPP 作为绿色项目的重要融资和实施模式，获取当地政府的资金、信用支持，促进当地政府与绿色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相互协调，稳固项目的环境风险管理和现金流管理。（3）要创建一套适用、高效、先进的绿色金融新标准。一些“一带一路”国家的环境标准、法律法规要求甚至高于中国，如俄罗斯的饮用水标准、大湄公河次区域一些国家的水体重金属标准，均严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要有符合国际规范的、高水平的绿色金融标准，才能给东道国和投资国带来双赢，才能促进“一带一路”战略持续、高效地发展和实施。

　　此外，还要创建兼具商业保险和政策保险双重特征的绿色保险。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为代表的绿色保险，将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环境风险治理机制，可以通过保费将可能存在的风险成本线性化，促使投资者或者生产者重视评估项目的费用效益比，从而有助于抑制污染项目的过度投资和建设，并敦促相关的建设或者生产行为达到环境标准要求，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污染损耗的概率。

　　 （三）引领多边开发银行参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亚投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亚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以及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均有不同程度的业务交集，沿线的有些国家还是多边开发银行的重点支持对象。因此，中国可考虑与其中合作较密切、业务关联性较高的多边开发银行，建立包括基础设施投融资在内的合作关系，更好地发挥多边开发银行资金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

　　引领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的重点事项包括：第一，支持国内相关金融机构与多边开发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就“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融资开展合作；第二，探讨与多边开发银行在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充分利用中国在多边开发银行设立的伙伴基金，推进有条件的基础设施项目；第三，探索搭建“一带一路”投融资论坛，发挥促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中介服务功能，邀请多边开发银行、沿线国家、中国相关机构和私营企业等广泛参与，深入研讨，推动专业化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的建设。

　　2016 年9 月3 日，习近平主席在G20 工商峰会开幕式演讲中指出，“中方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以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这项重大倡议正式写入最终达成的《G20 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中国在G20 杭州峰会上倡议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并建议把秘书处设在世界银行，与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遥相呼应。这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再一次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也是对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

　　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形势下，选择基础设施领域作为振兴世界经济的突破口是务实之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改善本国基础设施的需求，并需要为此筹措资金。中国倡议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将在全球范围建立融通资金的有效渠道，撬动全球各类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事业，推动全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四）建立“一带一路”生态文明传播机制，扩大沿线国家对中国生态发展理念的认同

　　“一带一路”的愿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实现共赢共享。因此，要建立“一带一路”生态文明传播机制，在“一带一路”的话语传播中，积极引领中国生态理念的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来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话语，中国学者尽量不能缺席。另外，要善于用合适的话语来讲述“一带一路”的故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已有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在沿线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尽管有这样积极的成果，国际上对于“一带一路”仍存在诸多误读，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将为当地带来新的污染和环境退化等问题。因此，中国要高度重视此类疑虑，建立“一带一路”生态文明话语传播体系，积极开展有效宣传，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舆情监测分析和应对的工作机制。国际舆情一定程度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晴雨表，既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也将对未来工作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为了及时、全面地掌握国际舆论对建设的反应，应高度重视国际舆情监测分析工作，善于运用监测分析成果，在工作中采取因应措施，扬长避短。因此，中国相关单位要探索建立“一带一路”建设国际舆情监测分析和应对工作机制，使这项工作常态化、规范化，不断提高水平，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服务。（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