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弟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副主任、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刊于10月22日《中国经济时报》。

我国日益加大的资金供给和需求缺口需要哪些政策支持？实现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需要哪些方面共同发力？专家表示，政策长期保持稳定有效能正确引导市场预期，需要发挥市场力量，探索市场化运作。实现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激励机制、供需对接、信息披露、专业人才培养等，核心是机制建设和人才培养。在解决资金问题之后，建立和完善为绿色金融发展相配套的制度体系、第三方服务机构以及适合不同阶段、不同层级的投融资体系。

我国绿色金融自2016年完善顶层设计和制度基础以来，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绿色发展融资需求也日益扩大。据中国人民大学绿色金融团队核算，2017年我国绿色金融新增资金需求为2.186万亿元，但同一年新增绿色信贷余额仅为0.94万亿元。绿色信贷占绿色金融余额总额度的90%以上，年度资金缺口达1万亿元以上。我国日益加大的资金供给和需求缺口需要哪些政策支持？实现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哪些方面共同发力？

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史英哲、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副主任曹明弟、兴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兴业研究绿色金融高级分析师钱立华。史英哲认为，政策长期保持稳定有效能正确引导市场预期，需要发挥市场力量，探索市场化运作。曹明弟认为，实现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激励机制、供需对接、信息披露、专业人才培养等，核心是机制建设和人才培养。在解决资金问题之后，建立和完善为绿色金融发展相配套的制度体系、第三方服务机构以及适合不同阶段、不同层级的投融资体系。鲁政委和钱立华认为，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是绿色标准尚须完善、绿色金融人才比较匮乏、激励约束机制尚须深化、信息不对称等。

绿色金融需求渐加大，供需对接是核心难题

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绿色金融的需求逐渐加大。尽管有人认为绿色金融主要的难题是资金问题，但史英哲认为，其实资金不是问题，已经有很多金融机构参与到绿色金融的实践之中，也有大量的国际责任投资者，关键在于打通资金流向绿色领域的瓶颈。

“绿色金融的资金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在国际和国内呈现不同的状况，原因也各有不同。”曹明弟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资金供给大于需求，因为大多经济较发达国家，生活水平较高，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较高，节能环保、应对气候变化等理念影响着民众，为绿色产业提供资金的意愿和能力较高，因此，有较多的绿色资金供给，特别是一些具有较强社会责任的养老基金、企业年金、公务员、教师等专业团体的退休基金等。但这些国家基本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工业等产业高度发达，制造业以高精尖为主要特征，污染少、排放低，绿色资金的需求少，从而呈现出绿色资金供过于求的现状。

曹明弟表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财富水平不高，对绿色金融基本处在无意识的状态，绿色资金的供给非常少，但对于发展产业、提升经济有很大的需求，同时受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制约、推行“绿色一带一路”的影响，希望推动基础设施和工业现代化、绿色化，对绿色资金有较大的需求。中国近几年随着绿色金融体系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发展，绿色金融的供给迅速增长。作为全球最大的绿债发行国之一，2018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发行绿色债券超过850亿元人民币，存量规模居世界前列。截至6月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为7.7万亿元人民币，占企业贷款余额的近10%。中国将“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并提出“美丽中国”建设，对绿色金融的资金量也不断加大。据中国人民大学绿色金融团队的测算，为达到国家制定的2018年绿色发展目标和2018年应达到的环境保护标准，2018年需要新增绿色投融资资金量为2.19万亿元人民币。绿色金融的供给和需求都快速增加，但供给仍然跟不上需求。

鲁政委和钱立华认为，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巨大的缺口，主要是绿色项目的环境外部性还没有实现内部化，市场主体的内生动能还没能有效激发。很多的绿色项目具有环境的正外部性，但由于此外部性未实现内部化，因此，前期资金投入大、投资回收期长且收益率不高，因此，此类项目不容易融到中长期的资金。在新兴市场，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21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8.5万亿元，在绿色融资中占据主导位置，但占全部信贷的比重只有9%。而且中国的银行贷款现在的期限较短，难以满足很多绿色项目中长期的需求。绿色债券市场自2016年以来迅速发展，成为企业开发中长期绿色项目的重要融资渠道，但累计发行量目前只有6000亿元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

对于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的机制中的难点，曹明弟认为，一是找到的项目无法判断是否是绿色项目。二是绿色项目的收益率不具备商业可行性。三是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收期较长，资金能够支持的时间期限不足。四是项目相关的绿色效益难以或无法评估，以至于无法纳入投资的成本、效益或风险评价中。五是缺乏专业机构对绿色项目的持续运营状况和绩效进行有效评价等。

政策支持是助推器，须深化绿色金融发展体制机制建设

钱立华对政府在绿色金融中的重要性作出阐述：政府是国家绿色发展的规划者，也是绿色金融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者。按照市场导向，国家做好规划、政策制度基础建设和体制机制建设，为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随着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家可以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重点解决绿色金融标准问题、环境信息披露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尚须深化的问题，为绿色金融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建立制度基础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向绿色领域。

“首先要加强激励机制。”曹明弟表示，将优质的绿色贷款纳入MLF担保品范围之后，鉴于绿色信贷较低的不良率，可以降低绿色贷款的风险权重，进一步激励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服务绿色实体经济的能力。此外，应当尽快推动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全面评估考核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业绩，引导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加强对绿色环保产业的信贷支持，从而提升绿色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的能力。

史英哲认为，首先，在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方面，可以考虑更多的绿色金融激励政策，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采取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为绿色金融定向降准以及绿色债权优先受偿等政策。比如可以参照普惠金融的相关扶持政策，使定向降准政策惠及绿色信贷，为绿色项目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这将对绿色发展形成强大的助推力。还可以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在原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已经明确对符合规定的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使用75%的风险权重，绿色金融同样符合宏观调控的战略导向，并且具有更高的资产质量，绿色信贷不良率明显低于行业平均的贷款不良率，有理由降低其风险权重。其次，加强约束机制。为了提升金融机构的绿色业务能力，须加大MPA等考核方式，并且需要加大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培训。

曹明弟建议，可以加快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筹建和运营。通过国家级的绿色发展基金，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绿色发展的决心，同时通过各类金融工具，为相关绿色项目提高信用、降低风险，培养和引入多样的绿色投资者，为绿色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大量资金。

关于机制创新方面，史英哲表示：“需要金融机构对习惯了的传统经营模式，探索创造新的机制，比如成立绿色担保基金等支持中小企业绿色融资。”

统一标准是基石，须推动国家层面绿色金融标准制修订

为了完善绿色金融市场，史英哲认为，环境效益定价困难是其中的一大阻碍，国际的碳市场是先驱，但还不算成功。

他提出了绿色标准的问题，需要一种更合适的绿色标准，而非像现在只是简单区分“绿”和“非绿”。国际上采用了一个非常好的通约变量来衡量绿色程度，那就是碳排放，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能源消耗来计算排放了多少碳或减少了多少碳的排放。但是，国内和国外不同的地方在于，国外的绿色发展主要强调温室气体的减排，而国内则涉及到气、水、土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只是碳的问题，这些领域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综合来看可以通约的变量，如果将来能够找到这样一个通用的变量，那么绿色的激励措施将更加精准、有效地落实到位，这方面未来可能需要依赖环境相关的理工科等基础学科研究来实现。

在标准未统一之前，史英哲提出了一个切实有益的建议：“绿色标准在实务层面国际国内将逐步实现统一。可以鼓励债券通下发行的绿色债券，同时获得国内绿色债券标准和国际绿色债券标准的双重认证或是第二意见，对于获得双重认证的绿色债券给予特殊标记或是说明。海外发债使用国际绿色债券标准和认证机制。在时机成熟时，探索实现国际国内债券标准的逐步一致。”

曹明弟认为，须加快推动国家层面的绿色金融标准制修订，形成一致的绿色标准体系。尽快出台关于绿色产业的标准，推动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制定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国家发改委制定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原中国银监会制定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等标准和目录的统一，以便于形成统一和一致的市场和绿色金融资产。

对于如何扩大市场，引入更多资本，曹明弟认为，将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理念内化到整个社会和机构的意识和行动比较难。需要人人都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到社会和金融机构运行的方方面面，为绿色金融发展的机制建设深入思考和设计，通过金融支持绿色项目，推动生态环境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相关国家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初期基本都会遇到这类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英国，一方面通过宣传引导，推动广大民众意识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希冀更多的人关注生态环境，并通过绿色金融这种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从日常的生活、消费、个人理财以及所在的企业、团队和社群，将环境发展作为履行社会公民的责任之一。”曹明弟表示，另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国家战略（如《英国低碳转型计划》）、政策举措让民众从绿色发展中获得益处，比如率先建立国有全资的绿色投资银行，专项投资于低碳、绿色发展技术和项目，在推动绿色发展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带动私营投资加入，为私营资本通过绿色投资获利提供样板和示范。

激发市场是最终手段，可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吸引资本进入

钱立华认为，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难点之一是除了政府资金外，如何引导更多的商业资本（私人资本）投向绿色金融领域。

史英哲表示，金融机构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当前，大量的资金寻找有投资价值的资产。在去杠杆、财政紧约束的环境下，传统的高信用质量资产变得稀缺，需要一些金融机构能够转变传统经营思路，更市场化地进行运作。”

曹明弟称，可以发展和运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资产和技术来推动绿色金融。比如信托、融资租赁和个人理财等工具和产品，为绿色金融引入来源众多、方式多样的资金。

钱立华希望吸引国际投资者，未来我国需要积极利用国际资本促进国内绿色投资，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利用绿色债券通，吸引国际投资者，提高市场流动性。需要在国内外大力宣传推广“绿色债券通”，增加国内发行人选择绿色债券通的意识，也使得国际投资者完全了解政策以及操作程序。随着国际资本的持续进入，将有助于国内责任投资者的发展以及绿色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提升，从而积极促进国内绿色投资。

英国就建立了绿色投资银行。2012年，英国政府成立并支持了全球首个绿色投资银行，提出五大绿色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保护或提高生物多样性和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主要投向四大领域：离岸风电、提高能效产业、废物和生物能源以及在岸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该绿色投资银行与数十家共同投资人合作，来推动整个英国的绿色经济与绿色项目投资。在2017年8月，由麦格理集团收购，完成私有化工作，并更名为“绿色投资集团”（GIG）。该机构从原来的“基金模式”，通过私有化，实现了向“银行模式”的转型。

我国《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在做此类尝试。钱立华表示，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模式，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通过政府资金的翘动作用，吸引更多私人资本进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央财政整合现有节能环保等专项资金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投资绿色产业，体现国家对绿色投资的引导和政策信号作用。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设立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目前地方政府主导发起和设立了数十只绿色发展基金，正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地方绿色产业发展。

专家表示，信息披露也非常重要。鲁政委和钱立华认为，国家可以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重点解决绿色金融标准问题、环境信息披露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对于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非常重要，如此，才可能实现绿色债权优先受偿。史英哲强调，前期一定要注意信息披露制度，注意能力建设，要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力量。引入信息技术有助于信息披露。曹明弟提出，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改善信息披露，“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加强环境信息披露、防范绿色金融风险等。”（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