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2022年2月10日中国银行保险报。

2022年2月10日《中国银行保险报》冬奥特刊版面

pdf下载

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强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强化绿色低碳发展导向和任务要求。”这不仅体现了京津冀地区在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表明减碳工作是京津冀地区未来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导向。在此背景下，北京应发挥其首都区位优势，建立京津冀减排长效机制。

“绿色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理念之一，围绕这一理念，北京自2005年起不断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将城市中原有的重污染，高排放的企业逐步迁出。例如在社会中引起较高关注度的首钢大搬迁；首钢集团用时五年，将集团产业从北京的首钢园区搬至河北省唐山市的曹妃甸，在环境方面，为北京奥运会带来了诸多国际赞誉。无独有偶，低碳与可持续发展再次成为北京与张家口2022年冬奥会的核心理念之一，位于北京石景山的首钢老园区更是承办了滑雪大跳台项目，如今北京的绿色发展影响力也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随着河北省不断地承接来自北京的重工业企业与项目，河北省的生态环境质量每况愈下。河北省的空气质量常年位于全国末流。并且根据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唐山、石家庄与邯郸这些著名的河北重工业地区更是在近几年的空气质量排名中位于全国的后五位。而“污染转移”不但对河北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且在根本上也没有解决北京空气质量的实质问题。虽然权威数据显示北京早在2016年便实现碳达峰，但北京地区的雾霾与沙尘天气近几年仍屡见不鲜。

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虽然此后在多项发展机制上形成了统一的标准，但因历史与政治等因素，京津冀还未真正实现全方位一体化，在区域内的绿色发展中仍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首先，因北京的首都地缘政治优势，多方面资源向北京流入，比如科技，金融与文化产业等。最终导致了京津冀地区有较高的经济存量差距，再加上因吸引制造业拉动地方经济的需求，河北与天津对环境质量要求比北京要低，不同的环境标准让区域内三地在环境优化方面各自为政。其次，京津冀地区的减排主观能动性不足。背后的原因之一在于国企的减排意愿往往小于命硬企业。而京津冀地区的国企数量又较高，根据数据测算，京津冀地区内的国企数量超过650家，远超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国企数量。而相较于民营企业而言，国企对于碳中和的回应相对迟缓。当前已有不少民营企业对碳中和工作做出回应，比如发布企业碳中和规划、ESG报告与执行碳中和相关业务等。但当前主动发布相关减排规划的国企仍乏善可陈。总的来说，京津冀地区内的大部分企业的减排行为更多需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而不是以主观的减排需求去遵循市场化发展趋势。

在碳中和背景下，区域减排机制将成为北京推动京津冀实现绿色一体化的重要抓手，不仅要发挥北京的资源优势，更要借此机会将发展劣势转化为转型动因。北京市副市长殷勇曾透露，北京正在申请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北京如能成功申请成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那么北京将在科技、金融与减排标准方面为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减排工作做出贡献。

第一，发挥高科技产业集群效应，为京津冀地区的绿色研发技术提供有力保障。当前北京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位列全国第一，2020年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企业中有17家坐落于北京，此前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陈吉宁表示，北京的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强度已达到6.17%，远高于创新型国家及经济体2.5%的水平。相较于传统行业而言，可再生能源的多项技术当前仍不成熟，况且河北与天津拥有大量的传统重工业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在低碳转型发展中需要大量的新技术支持。北京对于两地在技术支持层面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北京如能在科技领域发挥其作用，那么京津冀将会在环境治理与绿色科技发展两方面实现协同作用上的突破。

第二，以绿色金融为抓手，解决京津冀地区内的绿色企业与绿色项目的融资困难问题。比尔·盖茨在其专著《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中提到绿色溢价的概念，即使用清洁能源比使用传统化石能源所高出的成本。当前不同行业所面临的绿色溢价不同，比如光伏发电已经达到负绿色溢价水平，新能源汽车的绿色溢价也已趋近于零。但仍有不少行业的绿色溢价过高，例如碳封存、碳捕获、碳利用（CCUS）与氢能制造等。所以在未来，决定绿色能源与技术普及的关键在于相关成本能否低于传统化石能源的运用成本。然而，新能源相关产业的技术发展面临着资金投入大、且回报周期长的问题。当投资者同时面对传统项目与新能源项目时，新能源项目难免缺乏投资竞争力。绿色金融的结构模式可将新能源项目的投资竞争力进行提升，将政府要求与企业利润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比如绿色债券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所以，绿色金融对于地方新能源项目的融资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尤其对于河北与天津而言，虽然从两地的经济指标中可以看出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上游，但金融资源相对匮乏。北京应与河北与天津两地分享绿色金融资源，在成就绿色项目的同时也为北京的环境作出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对于生产排放与项目要求提供统一的认证体系，建立配套机制。不仅是京津冀地区，当前全国范围内对于碳核查体系、绿色项目标准以及产业减排路径仍存在分歧，不同地市与机构间的标准很难得到互认，为后期的的协同减排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目前，京津冀地区已在机动车排放标准上达成统一，但仅在此方面达成共识还尚不能对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减排行动起到决定性帮助。京津冀三地所处的碳中和进程差距较大。从京津冀地区的产业排放趋势中可以发现，河北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第二产业的碳排放量仍在不断增加。天津的工业化进程已到末期；第二产业的碳排放量区域平稳，但尚未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北京第三产业占比较高，虽然第一与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已呈明显下降趋势，但第三产业的碳排放量仍在持续飙升。考虑以上因素得出结论，单一产业减排标准的统一无法有效将区域内整体碳减排的优化，减排体系的统一是未来京津冀三地能否成功实现绿色投融资流通与碳排放统一管理的核心因素。

为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生态一体化的建设，减排长效机制不可或缺。而减排长效机制的建立也将会有效地盘活京津冀三地间的经济往来与技术交流。此前中央已明确：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所以，碳中和事业对于各地方的经济发展可谓是新发展契机，虽然河北与天津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在经济层面达到北京的高度，但对于两地的经济发展将会有可预见的提升，并在未来有机会对北京的各项发展进行反哺，最终以碳中和工作为杠杆，撬动京津冀地区的全方位一体化发展。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