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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监管金融巨头?

发布时间:2020-11-18 作者: 刘典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平静地看待金融公司的快速发展,并不急于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这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的传统银行体系还不十分发达,很大一部分人口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根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中国成年人口比例最高(2.25亿),但他们甚至没有银行账户。而没有银行贷款的人甚至更多。中国的银行倾向于向大型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这些银行认为的那样,贷款违约的风险很小。结果,个人贷款还不到中国银行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对于中小型企业,这一份额甚至连20%都不到。最后一点,百姓缺乏投资机会导致了中国经济某些部门的过热。

受访者刘典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17日卫星通讯社。


金融创新不应妨碍健康竞争,应同寡头和其他障碍作斗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在北京“财新论坛”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他认为,监管机构的任务是防止时间过快和不受控制的增长,应对市场动荡以及监管金融领域的所谓创新。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平静地看待金融公司的快速发展,并不急于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这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的传统银行体系还不十分发达,很大一部分人口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根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中国成年人口比例最高(2.25亿),但他们甚至没有银行账户。而没有银行贷款的人甚至更多。中国的银行倾向于向大型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这些银行认为的那样,贷款违约的风险很小。结果,个人贷款还不到中国银行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对于中小型企业,这一份额甚至连20%都不到。最后一点,百姓缺乏投资机会导致了中国经济某些部门的过热。在本世纪头十年末,它是房地产市场。低存款利率有时甚至没有超过消费者物价指数,迫使人们将积蓄用于购买新房。一方面,这会迅速抬高价格,另一方面,泡沫可能随时破裂,因此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为市场降温。 2015年股票市场取代房地产市场。但是大量非专业股民的涌入很快导致股市接连出现波动。


最初政府将金融科技的发展视为刺激小型企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好办法。最重要的是,金融科技公司是与传统银行系统并行发展,而且似乎并未对其构成风险。私人基金为那些至少拥有少量自由储蓄的人打开了大门,使他们能比银行存款更高的利率进行投资。结果,直到最近,阿里巴巴的余额宝基金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在2018年达到顶峰时,该基金管理着2680亿美元的资金。在中国还存在了几年的5000多个p2p平台,它们向小企业和民众提供贷款。


但是,许多p2p的破产迫使中国政府开始考虑监管的必要性。数十万投资者一夜之间失去了投资。事实证明,中国大多数创新型p2p平台都遵循金融金字塔的原则。否则就很难解释与之相关的法规旨在将风险降至最低并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从而使这类公司的数量降至零:今天只剩下两个p2p平台。


后来出现了小额信贷贷款产品,而不是p2p平台。这些产品由蚂蚁集团等金融巨头提供。长期以来阿里巴巴的金融产品一直不受监管——毕竟移动支付在世界范围内已广为人知,以至于它们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然而即使这里,一切也不容易。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披露了令监管机构担忧的细节:通过蚂蚁集团平台发行的未偿还贷款总额为1.73万亿元。而这些资金中约有98%属于银行承销或证券化。同时,尽管蚂蚁集团本身并不将自己定位为金融公司,而是将其定位为科技公司(这就是为什么将其原来的名称蚂蚁金服更名为蚂蚁集团的原因),但消费者贷款和对小企业的贷款为公司带来了39.4%的收入。


这意味着该公司实际上是一种金融机构,但又不受为银行规定的相关法规的约束。这使它增长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蚂蚁取消的IPO有望带来340亿美元的收入)。同时由于银行充当承销商,风险扩展到了传统的金融体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典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对市场进行监管,以使金融科技公司和银行的业务遵循相同规则。刘典说:


“缺乏监管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平,也就是说类似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公司存在巨大的监管套利。比如银行等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放贷业务是有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相当于放出贷款的收益被监管措施摊薄。可以说监管措施的核心也是为了保障整个体系的安全。但是像这些新的金融科技公司就没有金融监管层面的制度性成本,等于风险由传统金融领域承担,利润却被公司所获取。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就存在巨大的监管套利,这也是为何国内的经济金融学者对于蚂蚁金服的商业模式抱以批评的态度,就是因为他给市场带来了隐形的不公平。”


此外,由于其垄断地位,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巨头开始向市场和消费者开出他们的条件。例如,他们强迫一些商店仅支持一种支付系统,禁止一个市场的卖家使用另一家公司的工具和产品。结果就出现了肖远企所说的不健康的竞争环境。公司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业务流程中的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市场崩溃。因此,保持平衡非常重要——一方面,不妨碍业务的正常发展,这会带来许多公共利益,并提高了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监管确保这些公司不会带来稳定性风险。刘典接着说:


“我认为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一些运用数字化技术从事具体金融科技业务的互联网公司,比如蚂蚁金服,在他们规模快速增长的表象下面,实际上掩盖了一些隐形的坏账率。而金融服务领域的从严监管,就是从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视角去采取的。而且在蚂蚁金服上市之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担心他的上市是否会如当年的中石油上市一样,对资本市场的资金产生虹吸效应,最后导致整个市场行情的走弱。所以在市场眼里面,这些金融科技公司一方面带来了很大的造富效应,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在北京论坛上表示,在每次危机发生之前,市场发展尤其迅速。可以回想一下1997年的亚洲危机,当时大量的外国投资导致国债通货膨胀并一次又一次破坏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在美国抵押贷款热潮似乎帮助实现了美国的梦想——拥有房屋的梦想,但却导致了2008年的危机。在危机之前,一切也看起来也很顺利:证券化为银行提供了可用于扩展其贷款组合的额外流动性,并且投资者对新的可靠赚钱方式感到满意——因为住房需求始终是稳定的。但在一夜之间,一切都像纸牌屋一样倒塌了。一切始于美国金融巨头——投资银行。他们太大了,承担了CDO中风险最大的部分,最终崩溃。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中国政府决定提前出手整顿金融科技公司和小额信贷组织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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