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部分指标出现下滑，一些舆论再次大谈中国经济颓势，不少企业主则大喊救市。一时间，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崩溃论又甚器尘上。这些论调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轮，用词扎眼，让人忍不住又想说几句。

      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经历或已忘却了经济危机的真实境况。我“有幸”亲历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时的欧美国家场景。2008年秋天，我在美国观摩大选，走访了东中部六个州。当时莱曼兄弟刚破产不久，每走访一地，听到美国朋友说最多的，就是谁谁失业，哪个朋友又被炒鱿鱼；各地商场门可罗雀，工地几乎全停工。2010年前后，希腊主权债务已发酵，我先后在欧盟五个成员国调研，看到听到的也是此起彼伏的失业消息，商业街冷冷清清。与当地朋友聚餐茶叙时，对方显得如此拮据，以至于我忍不住频频出手主动埋单。

      当下中国的经济现状则完全两样。许多公司、企业要么用工荒，要么招人难。刚结束的清明小假期，到处人头攒动。每周末甚至工作日的晚间，商场、夜市几乎都是热热闹闹，人满为患。所有大城市，高楼大厦频起动工，工地多是繁忙景象，道路、铁路、管道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也没有断。这些都是凭肉眼能看到的社会常识。

      但常识有时会被遮盖，因为抵不过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一些经济学家或舆论精英眼里，对中西方经济状况的评判标尺完全不一样。近年来欧美经济出现了1-3%不等的增长势头，那些声音就大喊“强劲复苏”；而中国经济虽有下滑，却仍保持7.5%以上的增速，反被说成“陷入衰退”。“复苏”与“衰退”在真相面前，出现价值审定的背离。我不愿将这种黑白颠倒视为市面上流行的阴谋论，但至少可称之为“经济评价的双重标准”。

      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中国经济像是常常得A的优等生，最近得了A-，于是那些人都说他在退步、成绩差，有的还责骂、诅咒他；欧美经济是常常得C、前些年老考不及格的差生，近期偶尔得了C，那些人就为之喜悦，纷纷赞美称道。从这个角度讲，光听一些流行舆论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在全球话语失真、失实、失控的舆论大背景下，中国人要有基本的经济清醒度。

      当然，近年来，也有不少企业主朋友常感叹生意难做。以我近年来在江浙一带的企业调研的经验看，生意陷入困境的，不少是过去几年趁“四万亿”之风，将银行借贷用做房产炒作的投机者。现在货币政策收紧，房价升值乏力，自身企业的产品升级换代却没跟上，面临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决策者恐怕不能偏听几乎一面倒的“救市”声，而应当多一些调研与甄别，既要让市场力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挤掉一些非理性繁荣的泡沫，也要帮助真正的技术创新企业渡过难关，塑造必要的市场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谈到“国家现代治理”，这恰恰是金融层面上的现代治理理念。

      不过，各项数据诸如GDP、工业增加值、PMI、进出口、投资、消费、汇率水平、股市等的确出现消极迹象。我不是马克·吐温的拥趸，但当年吐温先生曾说过“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的话，需要在这个时候提醒一下经济观察者们。

      专注某些横截面的短期数据，对指导投资、微观调整是有重大参照意义的。但对宏观政策而言，应该对市场的数据波动保持柔韧性。对消极经济迹象的未雨绸缪很有必要，各类预案也要提前准备，然而，常识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动摇。这恐怕也是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讲“不会因一时波动而采取经济刺激”的底气所在。

 
      按照综合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先导及运行实际状况的克强指数（中长期贷款、工业发电量、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速加权得出）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2月份克强指数是9.21，不仅高于2013年11月份的8.76，而且远高于上年同期（2013年2月）克强指数的-3.73，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触底回升的苗头。

      无论如何，中国应保持对经济数据监测的宏观审慎，以及对美国量宽政策后的必要警觉。但相比于欧美的态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经济自信。在这里，我只简单提四点常识：

      一是政策余量。相比于欧美长期以来的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发展多年来的主线是“金融抑制”，时刻在防止发展过热。所以，“单独”政策一放开，中国即将面临的老龄化难题会大大缓解；房市、车市若继续低迷，可采用取消限购、降低首付款等多种方式来应对；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超过20％，处于历史高位，稍微降一些，钱荒便可化解，流动性也能释放，以此类推。说白了，中国招数远比欧美多，目前远未到“救市”摊牌期。

      二是发展潜力。以欧美国家约80%的平均城镇化率来看，中国新型城镇化在未来10-15年还将消化3-4亿人口，加之现有城镇基础设施的优化、生态环保产业的崛起、中西部产业纵深发展、医保社保等民生保障的完善，只要保持目前的政局稳定与政策持续性，预计在2025年前中国至少还能产生10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还将至少增加1-2倍。当欧美经济增长点难寻时，时间却在中国这边，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远未挖掘殆尽。

      三是创新红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及中西方技术代差的减少，中国社会创新潮呈现出前所未有之势，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已赶超西方且不说，小米、微信、华为、电商等均已站在了世界创新前列。创新的中国式困境还很多，但所谓“中国永远不可能有创新”之类的批判，即使不是批判者的心理自卑所致，恐怕多少也是对中国目前真实状况的不了解。

       
      四是人才输入。伴随欧美国家财政支出与科技投入持续减少，欧美的技术创新与人才正在呈现全球东移之势。京沪穗深每年欧美精英、海归回国呈现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吸引力与日俱增。雾霾、拥堵、文化差异丝毫抵不住中国掘金热的诱惑。1930年代德国精英源源不断赴美淘金时，当时美国政治问题、环境恶化的程度与当下中国无二致。理性分析已显示，富人移民海外，远不如国际人才东移中国来得真切。

      当然，中国问题与挑战都很多，可扪心自问，哪个时期的中国问题不多呢？哪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挑战比现在少呢？改革开放35年的市场化进程，的确养成了一些中国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但同样塑造了新一代中国人的务实、勤奋与坚忍品格。过去的改革进程本身就是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正在进行的这一轮改革同样如此，所谓“稳增长、调结构、促民生、保增长”不是转型期的一句空话、套话与废话，一定会出现大量不适应与小波动。但信心不可丢，常识不可放，回归认知的本位，勤奋踏实进取，坚信未来还会更好，毕竟，中国复兴的“创业期”远未结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来源：观察者网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