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11日“听戈”微信公众平台。

　　不久前刚在《环球时报》上看到北大曹和平教授宣布中国已经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的高论，正在考虑是否撰文反驳一下，不成想忽然又看到许小年教授宣布中国已经成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更高的高论。

　　曹教授因第一季度GDP增长6.9%而颇感振奋，并且以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迅猛、第三产业占比持续增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加大以及“双创”的不断推进为依据，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转型成功，中国离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渐行渐远。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转型虽然看到一些积极的苗头，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但转型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没有根本改变，甚至有出现反复的可能，中国现在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如果说曹教授的观点让我感觉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这个判断的论据有些不足，有些过于乐观的话。那么许教授的观点，对我则如石破惊天，惊出一身冷汗。细看许教授的演讲记录，深感他已经站在了国内经济学表演艺术界的顶峰。

　　（一）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于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浪潮中，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往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便陷入到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他们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通俗来讲，“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后均进入过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之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看不到跳出陷阱的希望。

　　一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快速发展期积累的矛盾将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长时间陷入停滞。

　　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如同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在快速发展阶段，几乎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享受到自己国家“改革开放”的硕果，人人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但在发展后期，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财富向少部分人聚集的现象，这些国家的政府如果不能摆脱利益集团的胁迫，依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必然被“马太效应”所左右，必然出现贫富的分化，也就必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后果，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基本告别了走入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将长期陷入经济大幅滑坡、百姓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

　　显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被严格定义，在学术界有着共同理解的概念。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除许小年教授之外的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商业机构和经济学家宣布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连国外一些一生专门从事“中国崩溃论”研究事业的学者都没敢宣布如此骇人听闻的观点。

　　许教授对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依据是，中国这几十年的增长方式一直是数量型增长，而不是效率型增长。通过资本积累来驱动的经济发展已经无法持续，必然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现在中国各领域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呢？是零，甚至是零以下。一旦资本收益等于零的时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纠正许教授的一些常识性错误。

　　第一、工业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单纯数量型增长的阶段。所有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路上，数量型增长和效率型增长从来都是相生相伴不可割裂的，从来没有谁把数量型和效率型增长划定一个时间点加以区分。从煤炭到钢铁、从蒸汽机到汽车、从铁路到高速公路、从可口可乐到麦当劳、从乡村别墅到摩天大楼，从个人计算机到互联网，那种增长是单纯的数量型增长？那种增长又是单纯的效率型增长？

　　第二、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过投资回报趋近为零的阶段，那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周期波动，马克思称为经济危机。而这些国家在经历投资回报变低的或长或短的时间后，都会逐渐进入到下一个增长周期，笃信市场经济的许教授怎么把这个基本规律也忘了呢？许教授怎么会得出，投资回报率低就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结论呢？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可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啊？谁家的孩子考一回不及格，你就判定人家是先天弱智？

　　接下来纠正一下许教授的事实错误。注意，许教授说的是所有行业，所有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是零或者零以下。不知道许教授这种斩钉截铁的事实是通过什么方法归纳出来的？难道他和才曹和平教授不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确钢铁、水泥、煤炭、轻工等很多行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但许教授可能从来不坐高铁、也不开新能源汽车、也不会骑共享单车、也不会去乡村旅游、也不去亲子乐园、也不吃有机蔬菜、也不住养老地产、也不看网络视频，因此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全然不见，对如徐小平同学等风险投资家的废寝忘食的工作闻所未闻。众多传统企业的确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徘徊在生死线上，众多传统名企业家不敢投资扩大再生产这都是事实。但新一代的创业者正在用全新的思维方式、投资方式、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这种堪称热烈的景象后面投资回报率怎么会是零？

　　最后纠正一下许教授举例的错误。许教授用来说明现在投资回报率为零，特意举了一个袁隆平种地的栗子。说现在地里再增加多少台拖拉机也没有用了，提高产量得靠有更高科技含量的种子。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许教授怎么连工业和农业都不分了？用农业的例子来说明工业化的规律。农业的生产资料主要靠阳光和水，所以投资很容易产生边际效益递减，但工业不是这么个理啊。您不能拿老年人来论证喝牛奶到底长不长个啊？

　　（二）

　　在许多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他们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财富过度集中，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同时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每一次波动都成为一次对低收入人群的洗劫，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这些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经济短时间增长乏力进入转型期，并不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甚至没有相关性。很多国家经济转型不成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政策的失误和政治经济的综合因素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导致的。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可以成为少数几个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幸运国家，还是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跌入陷阱？现在看来，虽然总体上可能性不断降低，但威胁依然存在。

　　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经济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低工资、低人权、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从中国经济的最强项制造业来说，企业普遍大而不强，没有成长出一批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品牌价值大的企业。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关键技术靠国外，主要占据产业链低端。与此同时，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为了追求追求超高速增长，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也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在社会层面上，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同时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仇官、仇富等情绪普遍，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

　　相对乐观的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拉美等一些曾经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完全不同。政治上相对安定，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尚未完全撕开，利益集团对政权的全面裹挟尚未形成。同时，人才总量巨大，本土市场巨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但在笔者看来，这个结果有点过于乐观。虽然我基本认同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但所有的这些优势在于决策者是否清晰的认识到贫富差距的拉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现实的理解决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骤。过多的强调先做大蛋糕在说分配蛋糕，有可能错失解决“分蛋糕“问题的最后时机。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下一步中国经济的拉动问题。

　　（三）

　　在过去30多年里，从发展轨迹上看，中国基本效仿了日本经济成长模式：高效而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经济高速发展。但从国民财富分配的结果上看，却产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国走过的所谓“拉美化”趋势。

　　也就是说，较小的贫富差距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恰好处于两者之间。从经济发展的质量来说，更接近于日本、韩国、台湾——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但从贫富差距来说更接近于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中国的这一现状决定了，如果中国能够在短期能缩小贫富差距，那么中国在经历一番艰苦的跋涉之后，能够勉强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中国错过了眼下的时机，任由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发展，那么中国必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众多的人口、贫乏的资源、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将导致中国永远失去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机会。

　　贫富差距的问题解决不好，改革开放就等于全面失败。这绝非危言耸听。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也在于此。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局面必须得进行改正，要想改正，必须先从两个领域入手，一个是坚定不移地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财税体制向特权阶层开刀，二是加紧构建新型福利社会，减少国人后顾之忧。最近几年，政府的惠民政策不断推出，新型福利社会已见雏形，但税制改革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从税制改革下刀即顺乎民意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改革税制，尽快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奢侈消费税，剥夺不法财富和浮财，此为正道。

　　现在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精英都积极混淆“企业家”与“富人”的本质区别。在制定政策时以保护企业家的名义保护富人。在税收制度上一锅烩，不区分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以保护企业家的名义保护富人在房产投资和奢侈消费上利益。其实企业家群体和富人群体，虽然有一部分交叉，但本质上是两类人。那些把财富大都放在厂房、设备、流动资金上在生产中流转的是企业家，那些把财富基本隐匿于房产、奢侈品、理财账户上的才是富人。很多富人的钱不是通过经营企业来获得的，所以必须通过税制设计向富人财富征更多的税或者逼迫他们把钱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税制改革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走。

　　目前的财税制度，已经基本丧失了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财政税收体制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收入分配不公平、房屋价格持续上涨、房地产暴利、农民财产收入过低、资源浪费性使用等一系列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由此导致巨大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丛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税收制度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纠正一次分配的不公正现象的有力武器。而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功能。由于缺乏完备的个人财富报税和核查手段，个人所得税事实上成为针对工薪阶层的工资税。房产税、遗产税税种也迟迟没有推出。依靠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征收机制，根本无法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就更别说对“黑色财富“”灰色财富“的抑制了。

　　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现象日益严重，并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效应。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它严重地损伤了普遍受益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

　　其二，它使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使他们对于社会产生某种抵触的心理，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反社会的情绪，进而降低社会的稳定程度。

　　其三，它严重挫伤大量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削弱社会发展的活力。这一切，对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

　　二战后，拉美和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而只有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少许几个经济体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大部分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顿状态。从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哪个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没有快速拉大，哪个国家就能通过“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哪个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快速拉大，那么哪个国家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一例外。（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