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勤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月12日观察者网。

　　最近一段时间，正是各地政府密集召开两会的时期。人们关注的热点几乎集中在地方政府如何确定2016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就是我们常常关注的GDP数字。

　　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各地政府似乎都患上了同一种“疾病”——GDP“恐高症”。具体地说就是有些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避免谈高速发展，更忌讳谈高GDP。地方政府普遍变得很低调，很低姿态，以往那种高谈阔论，高举GDP大旗治理经济的模式已经很难看到。但是，这种低调、低态是否正常，是否真的符合地方发展实际，是否真正的表达社会和公众意愿值得引起关注。

　　据统计，大约有一半的省份降低了2016年的经济指标，有的甚至降低了两个百分点。这些改变对中国今年经济指标的最终确认将起到制衡（而不是平衡）作用。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些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指标时的数据，更要关切这些数据背后存在的现实和问题。

　　“体力不支”，难以为继

　　首先，有些地区在以往的高速发展当中，已经过度消耗了大量的资源，造成现有资源匮乏或严重不足。特别是以煤炭、水泥等为龙头产品的省市，面临着重新组合生产力，寻找新的发展热点的巨大压力。在GDP指标下降较大的地区，正是我们常说的产能失衡、库存失序的“体能透支”省份。它们面临的是如何“调产能，整库存，激活力，创新机”的挑战。只有平安度过这个险滩，这些地区将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一方面要冷静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更需要在困难时寻找有利商机，鼓舞士气。而鼓舞士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分析和发掘潜在的有利条件，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应对暂时的困难。面对困难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消极等待，等待上级给予各种政策；另外一种则是绝不放弃一切可能的机会，提升和发展地区竞争力，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这样，在条件成熟时即可以毫不迟疑地转降为升。

　　南北有差，各有其因

　　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比较：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省市对2016年的经济“热情指数”相比似乎是“北高南低”，给人的感觉是，北部地区的指标在“尽力而为”，而南方则是“留有余地”。例如天津的GDP确定为9%，北京由6.9%降为6.5%，而河北则由去年的6.8%提升为7%。由此可以确定京津冀地区在2016年将保持相对稳定。其实，在2015年，中国南方各省的经济完成指数均高于北方地区。湖南、湖北的增速达到8.6%和8.9%。而江西则高达9.1%。全国范围内除了新疆和西藏的增幅最为耀眼（分别高达11%和9.3%）之外，绝大多数省份的发展符合实地状况。但是，在设计2016年的经济指标时，各省不约而同地采取“向下看”的方式，则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态度规划本地区的未来发展，因为这毕竟会影响波及未来三到五年的中长期发展能否稳定和持续。

　　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全局的影响至关重要，一度成为中央关注重点。东三省由原来的“优等生”退步为“后进生”，在经济发展上拉了全国的后腿，去年三省的经济指标不好看，人们期待东北三省能够重振当年“老大哥”雄风，带领全国的实体经济稳定发展。令人欣慰的是，辽宁省在2016年的GDP指标定为6%，给严寒中的东北经济送来一股温和气息。气可鼓，不可泄。东三省压力重重，却前途光明。

　　“环境”“质量”，难成借口

　　有的地方在对待GDP问题上存在一些认识偏差，应当纠正。

　　例如，有人认为高GDP就一定不环保，一定不绿色。这种看法曾经左右了许多人的理念。所以，许多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中都把发展绿色经济和环保经济作为论述重点，也成为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的“绿色理由”。其实，把高GDP人为地和环保、绿色对立起来是形而上学，缺乏科学根据。我们只有把高GDP和谐地与环境结合起来，一定可以做到既有高速发展，又保证了环境人文，是个双赢的发展模式。

　　其次，有的地方政府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误认为只要速度高了，发展的质量就一定低了。其实，“高速必然低质”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取决于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应当是时刻保持统一和稳定的协调关系。在过去的高速发展中，的确有不少地方片面强调了速度，而忽略了对发展内涵质量的把控，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造成土壤、空气和食物诸方面的失调。

　　在如何协调速度与质量方面，中国已经学到更加科学的管理经验，这一对矛盾是可以得到平衡解决的。

　　速度高低，巧用实力

　　中央十分强调“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化，应当得到全面和正确的理解，但是有的地区可能把相关的政策解读为“中低速”发展的趋势，这就导致有的地方在经济指标制定过程中“就低不就高”或“宁低勿高”的倾向。这样做虽然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风险，但也可能产生压抑市场自身能动性和积极性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以往的年代曾经发生过，并给经济恢复造成较长时间的“还魂期”。因为，市场的自身能动性和积极性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灵魂力量”，我们必须注意保护和发扬。

　　中国目前正处于结构调整期，这个期间的任何波动都会对经济整体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有的产业如钢铁、水泥、氧化铝等处于“死机”状态，期望未来能够“起死还生”；还有的产业如纺织、成衣生产等正处于“待机”半死不活状态，都在力争避免“死机”以求获得“重新启动”的机会。各地政府在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给那些正处于“待机”或“死机”状态的产业“给养补充”的机会，保存适当“体能”以便在机会来到时能够迅速恢复“产能”，完成结构转型的需要。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适当保存“适度产能”以应对突发需求，涉及国家的战略安全大局，是十分必要的考虑。

　　中国GDP增长依旧有潜力，没有必要避之不及

　　外部内部，因素互补

　　现在国际国内谈到当前经济形势时，几乎都使用一个共同语言：“外部因素”。欧美国家谈到他们的经济复苏困难时总说是“受到了外部市场疲软的影响”。他们所说的“外部因素”是指“中国因素”。而我们在谈到本国经济面临困难时也同样使用“外部因素”这个表述，当然我们是指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下降造成的冲击。看来，中国和国际市场互为“外部因素”已经是无法避免的现实，两者都是“绳子上的蚂蚱”。那么再强调“外部原因”为低GDP的理由显然已经没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认真做的事情就是集中精力解决内部因素问题，在完善需求同时改善供给，把发展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我们就能够有效阻止经济进一步下行，让经济尽快稳定，积蓄力量，实现中国的两个梦想。

　　所以中国要想取得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正确解决“发展与环境，发展与质量，外部与内部”这三个矛盾，解放思想，释放生产力，激活创造性。否则我们自己会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而不能大胆地挖掘发展潜力，甚至失去发展的宝贵时机。

　　在分析长江三角区的地方发展指标时，我们会观察到这些地区在2016年的经济规划中是留有余地的。这除了表明这些地区政府的精明之外，也证明他们对未来的经济走向存有疑虑和担心，所以他们的计划明显保存实力，留作备用。而上海依然像一个“个别生”一样坚持不公布具体的GDP发展指标。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属于“创新”，而是一个“自信心”的问题。上海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作用十分巨大，无可替代。上海的创新能力，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加强之中。上海应当给国人以充足的信心和正能量，帮助全国的经济稳定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创新挖潜，前途无限

　　在许多地区，在多数领域，保持一定的“高速”发展潜力和动力确实存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保护和发掘它们的发效机率。

　　根据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有10个省市的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广东、江苏和山东的总产值已经突破六万亿元大关。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虽然遇到下行困难，但是基础动力依旧稳定，证明中国要保持的“中高速发展”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标准。我们应当辩证、科学地处理好“发展与速度”的关系，做好工作，实现经济降速，生活上升；产值下降，收入增加；企业转型，就业不减。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和降速的困境，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现象，从长远看是可以通过结构调整得到逐步缓解和改善。中国经济不怕降速，就怕失速。片面和不科学地调低GDP指数未必是个安全可靠的做法，相反会导致多重关系失衡。因为只有当经济发展要素发生扭曲和变形之后，就可能出现“失速”的危险。目前支撑中国稳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的“消费信心指数”不降反升，达到48%，整整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中国的经济基本盘是乐观的，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未来是有信心的。

　　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应当尽快祛除不必要的“恐高症”，让GDP回到合适地位，让公众更多体验到改革的利益。（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