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为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兼职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5日“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微信公众号。

“智慧社会”正日益为人们所憧憬。但到底何谓“智慧社会”，其在人类历史上如何定位，将为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智慧社会”一词最初是由欧盟提出来的，旨在“探究如何利用当代技术社会趋势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挑战。智慧暗示了创新、社交、移动和基于传感器的技术的赋能能力，以各种方式在众多部门和应用领域实现需求和资源之间的高效协调。” 国际电信联盟发展部（ITU-D）认为“智慧社会是指利用技术的力量和潜力提高人类的生产力，将资源聚焦于重要的活动和关系，并最终改善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日本提出建设“超智慧社会”，“将所需的东西和服务在所需的时间提供给所需的人，能够极其细致地满足各种社会需求，实现充满生机、快乐富足的社会”。韩国也提出“智慧韩国”的目标，即“建设一个不断创新的平台，以实现居民导向、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这些说法表明国际社会已在推动“智慧社会”的建设，但对于“智慧社会”的解读不甚一致，且不甚简明扼要，令一般人难以得出”智慧城市”清晰与准确的景像。

笔者认为，要更清晰与准确地描绘“智慧社会”，应对“智慧”与“社会”二词分别进行解析。“智慧”一词，一般而言当然是指“人的智慧”，但在“智慧社会”中却指的是“人工的智慧”；否则，人已存在了若干万年，“人的智慧”也存在了若干万年，为何到今日才提“智慧”？所谓“人工的智慧”，就是模仿“人的智慧”而创造出来的“智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工智能”。“社会”一词，一般而言当然就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但其在“智慧社会”中所强调的是“智慧”的全覆盖性，以区别于之前已出现过的“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街道”、“智慧小区”及“智慧家庭“等区域性覆盖和“智慧工业”、“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及“智慧教育”等行业／部门性覆盖。所以，就笔者而言，以 “用‘人工的智慧’来服务与管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来定义“智慧社会”, 可能令人更容易理解并击中要害。

为何要用“人工的智慧”呢？“人工的智慧”比“人的智慧”更为优越吗？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5G等信息技术高速发达的今天，“人工智能”已进入实用与普及阶段， 而“人工智能”就是“人工的智慧”， 的确可以比“人的智慧”更为优越，体现在自动性、集思性、实时性和全面性等各项特性上。由于这些特性，“人工的智慧”能够比单个或多个（再多也是有限的）“人的智慧”大大地提升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的能力、效率与效益。这已为“机器人棋手”完胜全世界最好的“真人棋手”的事例以及大家都看好的无人机、无人驾驶及无人商店的前景所证实。尤其是，自动性是“人工的智慧”的最高境界，解除了人的脑力与体力付出，从人民的福祉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一角度，不是意义重大无比吗？因而，用“人工的智慧”代替“人的智慧”不仅是可行的，更是可取且意义非凡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5G等技术的发展使“人工的智慧”得到实用与普及，是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至今的幸运，何不善用这一幸运来圆人类从体力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且又取得更好经济社会效益之梦呢？

“社会”之全覆盖性，意味着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以“人工的智慧”来替代“人的智慧”，不仅直接地全面改善人民生活， 更通过“互联网+”或“物联网+”间接地全面改造与升级经济的所有行业与部门，实现全社会“人工的智慧”化， 从而全方位地在脑力与体力上解放“全人类”并使得整个经济与社会更快发展，何乐而不为？

如此这般，人类社会岂不是进入了一个几千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吗？其理想程度，马克思当年所憧憬的“按需所取”的共产主义恐怕也难以比拟，陶渊明的“桃花园”之朴素与和协就更显得太原始了。

以上分析的目的，在于理解“智慧社会”的历史定位。很多人已经指出，“智慧社会”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的一个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定位不可谓不高，而上述分析表明这却没有高估，可能还有所低估。将信息社会作为一个已经完结了的社会形态，位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和“智慧社会”之前，不甚恰当。首先，人类的农业社会时跨五千年以上，工业社会时跨二百五十年以上，而信息社会的时间跨度不太明确但至今约50年左右，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并列似乎不太相称。第二，信息社会的前期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电子通信产业的发展, 而后期则与“智慧社会”有很多重合之处且还在持续。所以, 将其前期作为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或收官阶段, 后期作为“智慧社会”的初级阶段或基础阶段, 更为合适。这样，“智慧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并列。其实，如果更严谨一点的话，人类历史在农业社会以前为狩猎时代，时间跨度可能几万年，也是一个社会形态，则人类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正处于“智慧社会”；“智慧社会”是继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第四个社会形态，当然是迄今为止最高级的社会形态。这应该是“智慧社会”的恰当历史定位。

分析和讨论“智慧社会”的历史定位，又在于强调“智慧社会” 的历史意义。既然“智慧社会”定位为人类历史行至今日的一个社会形态，经济与社会将必然地向这一形态，即向“人工的智慧” 的方向全面转型。于是，从“智慧城市”、“智慧农村”到“智慧街道”、“智慧小区”及“智慧家庭”，从“智慧工业”、“智慧农业”到“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及“智慧教育”的全面建设便是人类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些“智慧系统”的建立必将取代现有的以“人的智慧”所建立的相应系统。不难想象，这一全面的建设会催生多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又会增加多少的居民消费，进而产生多强的经济增长需求，是如何估计都不过高的。有效地抓住如此的需求，还愁没有经济增长动力吗？所以，说“智慧社会”的全面建设将是今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是毫不过分的。

正因为如此，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或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将形成新的分水岭：向“智慧社会”转型快的经济体或国家将强劲增长并引领其他；向“智慧社会”转型慢的经济体或国家将增长缓慢且落后其他。向“智慧社会”转型的快慢将是今后经济体或国家竞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而其他传统的决定性因素将被日益边缘化而成为无甚紧要。这一趋势的现实意义在于，我国正处于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激烈竞争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刻正好出现决定此竞争与变局结果的新因数，即“智慧社会”之机遇；能否及时抓住这一机遇将决定我国在此竞争中能否取胜, 即能否取得有利于我国的大变局之结果，不可谓不关键。

因而充分认识“智慧社会”的历史定位与意义，从而及时抓住机遇向“智慧社会”全面转型，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提出了建设“智慧社会”的目标，这些年来我国在向“智慧社会”转型方面也取得了很多进展，但离全面建设“智慧社会”还有很大的差距。现我国正步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刚公布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到与”智慧社会”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 包括“信息化”、“人工智能”、“数字化发展”、“数字经济”、“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及“大数据”等，表明“智慧社会”的建设在“十四五”规划中将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但笔者认为，鉴于上述分析以及很多国家已设立建设“智慧社会”的目标，仅是进一步的体现是不够的，应该将其提升到全局性、关键性、甚至主导性的地位，这样才能够使我国于今后5年在向“智慧社会”全面转型方面迈出切实的步伐，从而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竞争中胜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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