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4-26 作者: 刘元春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市场上出现将扩内需简单理解为重回房地产与基建投资的观点,刘元春表示,放松房地产调控毫无疑问是饮鸩止渴。不能因为目前环境的变化而放松调控,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才是根本。而在基建方面,要按照中长期规划,在符合实际且合理的情况下可适度先行,如果简单随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个工具,就会导致基建定位出现错配。
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刊于4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并传递出多个重要信号。
会议强调,要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下,这样的提法有何深意?我国扩大内需的潜力还有多大?带着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市场上出现将扩内需简单理解为重回房地产与基建投资的观点,刘元春表示,放松房地产调控毫无疑问是饮鸩止渴。不能因为目前环境的变化而放松调控,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才是根本。而在基建方面,要按照中长期规划,在符合实际且合理的情况下可适度先行,如果简单随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个工具,就会导致基建定位出现错配。
三因素施压中国经济
NBD: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的表述。您如何看待从“调结构”到“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的变化?
刘元春:今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比较大,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进行一些深度体制机制的调整。政府的职能和行为模式会发生变化,过去简单以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动机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深度改革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可能带来一定的冲击。
二是今年要打好三大攻坚战,特别是在防控金融风险上还面临一些挑战,流动性方面不会像以往那么宽松,一些局部的金融风险还会有所释放和暴露,这也会对内需产生一些影响。此外,房地产市场的限购、限贷、限售等一系列举措,也会对内需造成一些影响。
三是目前整个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
上述三种因素决定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对冲性的举措,我们还要为改革留空间,为攻坚战留空间,为贸易摩擦留空间,所以在内需上就不能简单地延续过去的策略。在加快调结构的基础上,把扩内需也作为今年的一个任务提出来,这意味着要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作出重大的改革和攻坚。
NBD: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世界政治经济复杂。在您看来,世界经济正面临怎样的复杂背景,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重视扩内需是否和这一复杂背景有关?
刘元春:扩内需和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一点关系,但是绝对不能简单认为扩内需就是因为外需不可靠,不能简单认为扩内需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
正如我上面所说,扩内需和三个因素相关,一是促改革,二是攻坚战,然后才是外部环境。从目前来看,即使有中美贸易冲突,今年整体的外需环境还是不错的。
就目前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短期并不会太大,但是从预期的角度和金融货币的角度,具有一些强烈的扰乱作用,具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有必要高度重视,在稳定预期方面、在稳定金融货币方面要有一些很好的应对举措,以防止中美贸易摩擦使我们内部的改革节奏、宏观调控的节奏、发展的节奏受到不必要的冲击。
合理情况下基建可适度先行
NBD:结合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我国内需还有怎样的潜力可供挖掘?
刘元春:内需潜力方面,中高端需求的释放非常重要。要想释放中高端需求,在房地产领域必须要有中长期的战略,这是很明确的。以往多年来,中国由于房地产投资和消费支出大幅度挤压了居民日常性的消费支出,所以在扩大居民消费这方面还要挖掘更大的潜力。
民间投资也是挖掘内需潜力中很重要的一块,特别是服务类的投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目前,民间投资复苏主要集中房地产以及市场化的IT行业,但实际上一些中高端服务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此外,目前中国广大农村消费升级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挖掘。
总之,扩内需一方面要围绕以扶贫为主体的低端消费的升级;第二方面是围绕着中等收入群体所展开的中高端、高质量服务的升级,两头并进,即福利性的扶持和市场性的扶持要同步推进。
NBD:对于此次政治局会议扩大内需的政策信号,有观点认为房地产与基建投资领域将获得重大利好,对此您怎么看?
刘元春:为了扩大内需而简单地放松房地产调控,毫无疑问是饮鸩止渴。
现在来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很难在短期内一下子建立起来,所以在中短期内仍然要在保持房地产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去杠杆、去泡沫,在稳定中建立起房地产长效机制,回归本源,这就需要继续保持房地产调控的大方向,不能因为目前环境的变化而放松了战略性的定位。
基建投资方面,还得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一些基建可以适度先行,适度超前,但是如果过度超前,也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甚至恶化,因此基建一定要从目前地方政府债务、产业发展趋势和基建与其他生产匹配性角度进行全面的审视和规划,而不能简单因为宏观经济波动,过度地让基建投资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否则就会导致基建定位出现错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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