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核心观点来自刘戈新作《在危机中崛起：美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刊于1月9日听戈微信公众平台。

　　2017中国经济向哪里走？此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有分析认为，表述的变化透露出中央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弱化，未来个别时段低于6.5%是可以接受的。

　　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关键是要对当前我国经济所出的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处境的三个方面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性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没有改变。

　　“转型要多少年？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性没有变。在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政策、机构和个人投资、社会人力资源几乎都向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倾斜，采矿、钢铁、有色、建材、造船、货车、建筑机械、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吸纳了最多的资源，形成了极大过剩的产能，并且背负了巨大的债务。此外，在一般制造业领域，众多在服装、家具、家电、轻工、电子等传统领域的中小企业由于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降低，同时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差、管理水平低很难实现转型，也将陆续被市场所淘汰，这个过程也将持续多年。

　　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双创”行动中，基于服务业互联网+的大众创业相对火热，但企业真正基于技术进步的创新能力偏冷。大部分中国企业对技术研发的主动性投入不足，这可能导致经济过程中转型的科技创新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形成爆发性增长，以弥补传统行业下跌形成的缺口。从而使中国经济转型的时间被一再延长。

　　其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没有变。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被描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府改革层面，清理各类不合理的管制和准入政策、商事制度改革、财税领域的营改增和对小微企业减税等政策的实施都已初见成效，但真正触及利益调整痛处但又必须痛下决心的“硬骨头”被绕过去了。

刘戈新作《在危机中崛起：美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

　　例如，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迄今为止的改革措施都是基于原有税收框架下的修修补补。将间接增税为主向直接征税为主过渡的目标被无限期搁置，税收实际上已经丧失调节贫富差距功能的问题被长期回避。

　　所有的这些被暂时绕过去的坎，最终都会发现是无法回避的。当真正触及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举措推行的时候，整个经济运行也必然会遭受更加剧烈的考验。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形成一套地方政府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方法失灵之后，尚未有新的机制建立。政府干预或者促进经济增长的权利边界的界定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任务同样艰巨。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没有变。中国经济的减速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已经形成一种双反馈机制，在中国经济进入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常态之前，很难指望世界经济能够强劲回暖带动中国经济上行。

　　提醒大家中国经济的“三个没有变”不是唱衰中国经济，而是希望更冷静、全面、长期的观察中国经济。真真的信心来自于对困难最全面的准备，而不是某些指标的短时间变化。

　　“L型”的一横有多长？

　　2016年5月，“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话，以用不容商量的口吻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定义为“L型”——而不是什么“V型”、“U型”。并且补上一句“不是一、二年可以过去的”。听上去，这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和官方媒体一贯坚持的“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声调十分不同。

　　实际上，“权威人士”这个听上去“自我唱衰”判断是有强烈的指向性的。2016年一季度统计数字出来后，马上有媒体和专家摁耐不住心头的喜悦之情，把由于货币超发和房地产去产能政策导致的钢铁等大宗产品价格迅速上涨的虚火形容为“开门红”，并断言中国政府将恢复大规模刺激经济的做法，因此经济增长和股市都会出现所谓“U型”反转。

　　“权威人士”显然意识到，这种说法如果不及时进行彻底澄清和纠正，将会对地方政府、企业和普通投资者产生误导。

　　对地方政府来说，这种苗头极有可能导致主政官员工作重点和工作目标的失焦。搁置本来规划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计划。搞改革一定会扰动现有利益格局，费力不讨好。如果转而回到上项目、搞土地财政的老路上，则轻车熟路、得心应手的多。对企业来说，这种说法很容易影响企业管理者的判断，增加过剩产能企业的侥幸心理，导致更多的企业硬撑，从而占用更多的市场资金和资源，影响整个经济的转型的力度和速度。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说法会加重投资者的赌徒心态，进而使股市和其他市场的投机氛围加大，导致资本市场更大的波幅。

　　所以，“权威人士”的“L型”表述，是给略有躁动的市场迎面泼出的一瓢冷水，起镇静、醒脑、提神三重功效。

　　从1979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到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人口从20%上升到55%，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中国工业化的中期。在这期间，虽然有1989年前后、1997年前后和2008年前后三次市场下行的调整，但中国经济都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长速度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一度降到7%以下，但紧接着由于四万亿投资的迅速推出，又一次实现更加凌厉的“V”型反转。这“两V一U”的反转都是在政府大规模投资刺激之后实现的，而后两次的经济下行之前政府都曾大力推动过去产能的政策，甚至上演过不少或“挥泪斩马谡”或“杀鸡给猴看”的戏码。

　　所以一旦有中国经济再一次依照惯性将实现“V型”或“U型”反转的说法或动向，大家宁愿相信这将成为现实。但“权威人士”和大多数中国主流学者都十分清楚这一轮中国经济下行的动因和走向的确和之前的三次下行周期不同。

　　此前的三次下行调整，直接动因都是来自国际因素的影响，而中国国内远未被满足的消费和基础建设的巨大需求加上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形成的价格竞争力，使得政府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力立竿见影，使经济形成“V型”或“U型”反弹。

　　但这一次不同是，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束，中国无论是消费还是基础建设都产生了阶段性过剩现象，而在国际市场，由于“人口红利”的结束，成本的提高，那些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力的出口产品需求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回望其他世界大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在城市化率达到50%-60%期间都会发生一次大的调整。这次调整不再是仅仅以周期性为主，而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共振。

　　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以及巴西、智利、伊朗等国家的动荡都是在城市化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发生的。不在这一次经济下行的窗口期彻底将工业化中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切换到工业化后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必然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所以面对这一次经济下行调整必须既如履薄冰又大刀阔斧。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出台的政策动作要小心翼翼。另一方面有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打破既得利益的桎梏，对整个经济运转方式和分配方式动大手术。（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