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典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16日《金融时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许多重大的次生影响，尤其推动了国际经济运行与互动的转型，加速了国际经济的区域化——经济大国在全球化谈判中难以达成一致，纷纷选择增强自身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和主导力，来提高在新一轮全球化与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议价能力。随着主要经济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与再平衡，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很可能呈现出中美欧三方互动的格局。

这种演变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将如何应对？

疫情导致各国经济压力增大，国际经贸、政治、安全等领域的摩擦纠纷增加，经济区域化很可能会被侵蚀为“集团化”，成为抗拒全球化、排斥他国经济影响、增强自身权力的工具。中国需要多加重视欧盟、俄罗斯等中间力量，在世界经济变局中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而在应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三方各有优势与对策。

自冷战结束至今的30年间，美国一直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领导了大部分国际合作，维持国际机制的运行，塑造了上一轮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此，即使美国相对实力衰落，美国的国际地位仍然较强。然而，此次美国面对疫情的失当举措，暴露出其对内治理能力衰弱、社会分裂加剧，损伤了其国际形象和信誉。

欧盟作为超国家政治实体，具有丰富的经济政治区域合作经验，是世界经济的一极，也是重要的国际规范性力量。在后疫情时代的相关防控、疫苗研发等工作上，欧盟将继续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渠道，帮助国际抗疫以及维护欧盟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

虽然中国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并且疫情加剧了地缘政治矛盾与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中美关系紧张、科技摩擦、关税摩擦等冲击外需与国际供应，但中国坐拥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并且上半年的举国齐心抗疫，为经济复苏打下基础；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也释放出经济合作信号，展示出内外部的有利条件。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战略，一方面将扩大国内市场，刺激内部有效需求；另一方面要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双循环”发展。此举将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坚持中国的制度优势，并推进治理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为实现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制定了长远布局，可谓是后疫情时代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应对之道。

从时间维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开启了市场化改革，构建外向型经济模式，取得了持续4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双边与多边经济走廊等项目，将自身经济实力转化为区域影响力，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交叉点的世界经济“双环流”体系。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除维持稳定的国际供应和需求外，更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内循环”并非指自绝于国际经济交流之外，而是指位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经济循环体系，主要在一国之内运行。以史为鉴，20世纪初，美国一直以“国内大循环”战略来夯实经济，谋求长远，拒绝在工业实力和技术不领先的情况下过早地培育出口导向型经济，融入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

“内循环”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减少进出口，而是更高水平地对外开放，核心是激发中国内需市场的潜力。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从去年的40万亿元增长到45万亿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人均消费的提高，使中国未来可能长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因此，激发经济“内循环”，反而可以刺激海外进口，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同时，要注重对接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目前，国内产业链对比国际标准仍有落后的地方，比如芯片、医药行业。所谓“双循环”，就是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在这些空白领域充分与全球产业链融合，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余波未平，中国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稳步推进经济复苏，制定应对世界经济未来演变的“双循环”战略。如果加快培养这一新发展模式，相信中国经济定能顺应历史大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