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贾晋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务委员兼宏观部主任、首席研究员。本文刊于《前线》杂志2018年7期。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站在这一年的历史方位回顾改革开放40年、展望 “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需要把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置于历史维度与世界维度之中来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

历史维度中的中国“四个四十年”

美国学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论》中认为，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欧洲，它可以被表述为“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像一个大帝国那样幅员辽阔”，但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在此意义上，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可以被表述为现代世界体系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对应“中国之世界”，我们可以把现代世界体系称为“国外之世界”。

在此意义上，1840年之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一是“睁开眼”，二是“醒过来”，三是“站起来”，四是“富起来”，五是“强起来”。改革开放的40年，大体对应“富起来”阶段，前承“站起来”的阶段，后启“强起来”的新时代。可以发现，不仅“富起来”是一个约40年的进程，它之前的三个历史进程也各为约40年，可以合起来看做中国发展变化的“四个四十年”。

19世纪50年代到1898年的第一个“四十年”是“睁开眼”的阶段，一小部分中国人在这一阶段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认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外部世界入侵中国的开始，但中国对外部世界现代化性质的认知即“睁开眼”，需要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起算。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其代表作《海国图志》于1852年出版完成，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的第一批近代思想家如冯桂芬等人的思想成型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而1861年初，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兴起，被历史学界公认为中国自主近代化运动的开端。从19世纪50年代起对外部世界所具有的近代化性质的认知，是近代中国的“睁开眼”阶段。

1898年到1938年的第二个“四十年”是“醒过来”的阶段，走在前面的一部分中国人在这一阶段进行了现代化方向的探索。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落幕，但从“睁开眼”转入“醒过来”要以更多的中国人凝聚现代化共识起算。1898年的戊戌变法尽管没有成功，但却是一次在全国“士阶层”中有着广泛共鸣的社会运动，并且有着改变现存制度的主张，可以认为，对中国社会来说，它是使得对现代世界体系有明确认知的人群扩大到知识分子阶层的标志。而1911年开始的辛亥革命，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都成为“醒过来”阶段中的里程碑事件。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则是国民中的先进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始。

1938年到1978年的第三个“四十年”是“站起来”的阶段，中国人民在这一阶段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1938年，《论持久战》发表，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速败论”和“速胜论”隐含地将抗日战争的性质当作中日政权之间的战争，而非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而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正是由于《论持久战》，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中华民族意识大觉醒，中国人民认识到抗日战争的性质与明亡清兴这样的历史截然不同，进而现代化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而非一部分人的事情，从而为中国“站起来”奠定了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中国“站起来”的标志，从此，自主的现代化建设才有了展开的条件。自主的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使中国在工业、社会、教育、卫生等多个社会主要方面实现了“站起来”。

“富起来”的40年，可以看作是前面三个“四十年”的延续。拿赛跑来比喻的话，可以说这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现代化”这个赛场上赛跑。中国用第一个“四十年”认识到自己并不在赛场上，用第二个“四十年”来入场，用“第三个”四十年来起跑，第四个“四十年”来追赶，终于来到了可以“并跑”的历史新方位，并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世界维度中的中国“富起来”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新方位，回顾来时路，可以看到，“起跑”之后，“追赶”阶段的高速度，来到“并跑”位置的关键。改革之初，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随后的40年，约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年的160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超过8800美元，增幅约55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8%增加到16%，增长8倍多，并且连续多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稳居全球第一。从“跟跑”到“并跑”，在此，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础需要厘清：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改革是内因，外资和国际市场是外因。

中国的改革历程，其实是在不断突破原有的体制机制束缚，即市场结构基础上，坚持创造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过程，这是一个创新驱动型的经济过程。对市场结构的“破坏”与“创造”都在发挥巨大作用。因此，中国高速增长的过程，虽然是量的快速增加，但并不是在1978年技术水平上的数量叠加，而是推动技术积累和市场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形态不断演进。

通过上述认识，也能够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如担心中国会不会掉入长期社会不平等、增长乏力、发展止步不前等问题逐渐成了国内外研究热点。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自改变市场结构，而非简单的数量积累，所以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因为人口数量等原因，不具备自主改变市场结构的能力，市场本身受制于人，才是一部分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中国“富起来”的过程本质也在质变而非量变。当然，从高速增长阶段的指标来看，数量扩大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了实现追赶，从而达到“并跑”的需要。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从发展方式看，创新正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作用，成为撬动中国动能转化的核心理念。从人民生活看，人均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消费呈现多元化和升级态势，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快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空间格局看，中国的经济地理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由此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带，与原有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区域发展呈现由不平衡向趋于平衡、由不协调向日益协调转变的良好态势。从治理体系看，中国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优化。作为维护一种文明形态长远发展的国家，其自身的长治久安也就成为了文明的存续之要。对此，中国古代先贤早有论述，谓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或谓之“文治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党建、反腐、军改等一系列大幅度优化工作，中国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长治久安的基础。

而中国的世界地位变化，也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随着2014年APEC 北京峰会、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的成功召开，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相互关联之紧密程度前所未有，然而全球化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之复杂也是前所未有。要想走出困局，唯有在世界各国人民中结成新的合作网络，彼此理解、互学互鉴、求同存异，构建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已将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而世界也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人类共同生活在命运共同体中，全球化需要新的动力和方向，中国正在以共同发展观高质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