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疫情经济影响与对策”课题组报告，课题组组长：王文，执笔人：贾晋京、卞永祖、曹明弟、刘英、刘典、崔一喆、张梦晨，原文刊于10月12日丝路瞭望。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人类面临着一场日益严峻的考验，世界正处于一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为应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有关“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规划。这不仅仅源于当前世界纷乱复杂的局面，而且还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到了需要积极扩大内需市场，稳定并优化自身产业链体系的关键阶段。

国内大循环：历史与世界维度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一方面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升级：美国宣布新的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升级对华为的制裁，驱逐TikTok字节跳动，打压腾讯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行为，给我国经济的外需与国际供应带来了双重冲击。

疫情引发的次生冲击和逆全球化周期性压力叠加，导致在低位的全球贸易继续坠落。社交隔离、出入境管制等措施极大阻碍了商品、劳动力的流通，服务贸易面临全面挑战，中国经济的外部市场也出现了需求萎缩。同时，由于欧美“群体免疫”的抗疫措施效果不足，加上美国试图联合盟友对中国企业实行封杀，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剧。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也因发生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转型与权力格局转移的大周期之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中国积极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双边与多边经济走廊等平台增强区域经济外溢效应之际，一些西方国家则试图通过与中国脱钩、全面打压中国的科技创新、强行驱逐或收购中国龙头企业、实行全球产业价值链“去中国化”、从经济全球化退回到区域化等措施，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崛起。

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接下来的五年计划对我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中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6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的书面致辞中也指出，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随着“双循环”的启动，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因此，可以看出，打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外循环协同发展，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是我国必然将要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

通过这次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韧性是大型经济体中比较强的一个。当前，我国具备全球最完善、规模最大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一亿多单一市场主体和1.7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超过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这其中包括了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键发展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尽管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但我国经济的基本盘未变，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外部背景下，再简单依靠参与国际大循环已经不足以继续支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应当激发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必须从“外向型”的发展模式，演化成一个“以内为主”的发展模式。

破除对“内循环”的认识误区

经济双循环战略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是在国内外形势因疫情发生剧变背景下提出的，是对不平衡格局的主动调整，也是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动改革。

“内循环”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之前，我国的社会经济体系有很大一部分是出口导向型，社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主要目的地是国外。当前，在全球疫情影响和中美贸易冲击下，这些商品和服务中有相当多的部分需要转入国内大循环中，以提升我国经济体系的市场纵深和产业广度。与“自我封闭”恰恰相反：内循环并不是对外封闭，而是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例如，2020年国务院金融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均释放了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的强烈信号，积极推进金融业对内对外自主开放，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营商环境等方面也将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越来越大的对外开放力度将不断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规模和层级，也将不断增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韧性。

“内循环”不是放弃国际市场。“内循环”战略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长期规划的适应性举措，更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2001年，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为38.49%。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历了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阶段。到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4.77%的峰值。此后，中国外贸依存度处于长期缓慢的下降趋势之中，至2019年仅为31.86%，也就是说“外循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早就小于“内循环”了。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际贸易与投资规模大幅下降，中国需要应对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此外，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可能将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发达国家或会收缩其在全球化中的参与程度，将部分制造业迁回本国，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因此，中国非但不能放弃国际市场，反而需要积极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中国企业向海外进发。在开辟新的国际市场的同时，实现国内生产与消费更加均衡的国际化。此外，通过提升国内居民生活与收入水平的方式，激活内需、改善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依靠“内循环”战略挖掘新的发展动力，摆脱过去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传统国际循环模式，实现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在功能上的互补。

“内循环”不是排斥外来投资在投资方面，开启“内循环”并不意味着要关闭中国投资市场的大门。恰恰相反，中国若想实现经济“内循环”的长远发展目标，就必须保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欢迎外资的到来。

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外资直接对华投资总额逐年波动上涨。即使是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也并未对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对华投资额仍在波动上涨的区间内。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表示，2020年4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大增11.8%，远远高于去年同期6.3%的水平，中国吸引外资金额今年有望增加到1500亿美元。

从历史上看，外资对华投资规模处于长期增长趋势，积极吸引外资对华投资仍是一项中外双赢的模式。

随着近期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加快对外开放进度，“上海自贸区”与“海南自贸区”相继成立，在实体产业中又引入了像特斯拉这样的科技巨头公司，这些举措都说明了中国“内循环”并非是闭关锁国，而是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

“内循环”不会减少中国进口。事实上，“内循环”加强不但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也将为其他国家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从去年的40万亿元增长到45万亿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如果“内循环”战略取得成效，中国居民收入有望在未来十年实现快速增长，内需规模将不断扩大。

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启“内循环”不但不会减少进口，反而会不断刺激海外进口规模，促进全球经济发展。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升，中国正在经历消费升级阶段。“内循环”下增加进口，既有利于缓解国内一些领域内高端产能的不足，又可以促进或带动国内过剩产品出口。

“内循环”不是独立于全球产业链之外“内循环”的目的是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链价值，拓展全球市场。一方面，全球产业链在一些高端领域具有绝对优势。例如芯片产业、医药产业等。与其继续保持连接并加强合作，将有助于国内产业链更高效地进行发展，促进国内在这些空白领域的突破。

另一方面，国内产业链发展水平距离国内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全球产业链链接，通过外部力量的导入，可以推动我国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去除积弊，畅通循环。推动政府、企业和居民在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环节的效率提升和公平维护，使国内大循环更加健康可持续、稳健有活力。在短期内则体现为稳步推进全球经济贸易和产业合作，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内循环”促进中国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结构优化，必将提高中高端产业的自主化程度。这些高自主化的中高端产业在国内市场上所形成的大循环，就像为中国资本架起了一道“高架环路”。具体而言，我国中高端产业的自主化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向：

工业内循环

工业内循环的背景从国际看，是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变、改善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总体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这些因素使得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同时，除了来自商业方面供给需求的压力之外，我国还要面对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一系列国际政治上的不利局面，不得不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实现工业内循环，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继续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和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接断点，确保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达产。通过加强智能制造业发展，推进数字基建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构建以我国国内新工业为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并通过外循环打造和畅通新型产业链、供应链。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实现稳定、高效的产业链与供应链。

服务业内循环

服务业内循环需要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提高国内的营商环境。畅通贯通国内外市场，开拓多元化市场。通过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促进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服务业。

服务业内循环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掘更多新的增长点，最终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创新内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时强调，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当今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兴起。曾经，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大背景下，我国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鼓励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推进核心技术研发工作，以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金融内循环

中国经济进入内循环时代，货币金融也要寻找其内循环模式。首先，要加强中国的货币主权，人民币的发行不仅为中国经济体系提供匹配的流动性，更是中国经济能够健康发展以及加快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外汇仍然占据央行资产的巨大部分，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必然会极大影响到央行的资产，进而放大效应，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经济体系的稳定性。

其次，近来全球正掀起一股去“美元化”的浪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抛售美债，世界各国使用本币结算、弃用美元的现象正在增多，美元指数最近也迎来2010年9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体现了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金融体系正在出现裂痕。金融内循环可以减少我国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也可由央行降低美债持有比例。

我国应加大对于新颖融资、信用货币的推动发展。依靠大数据来管理风险，取缔抵押品，从而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抵押的风险管理模式。利用数字和技术，开发大数据风险模型，改变风险管理，进入数字货币时代。

资源内循环

在经济“内循环”的背景之下，要看到资源内循环，尤其是清洁能源的发展机遇。

目前，我国的风电、太阳能、水电、核电等数据都排在全球第一，我国的新能源产业、电动车推广以及电池技术都处于全球先进水平。在5G时代，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电动汽车充电桩等系统，推动私家车、公交车辆全电驱动计划，推动以电代煤，推广地源热泵、电采暖等技术。目前，我国推动的油气体制改革、天然气市场改革及电力体制改革将促进形成多元化选择的竞争性市场，便于人们享受到更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服务，将共同形成能源产业链的循环。

同时，立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基础，加强优势能源利用技术的研发和储备。未来，可以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不断的投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降低综合成本，完善产供储销体系，产业链将自行实现良性循环。

自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通过优先发展国际大循环的战略，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成功吸引大量外商在中国投资建厂。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一度过于依赖对外贸易，也造成了大量的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这也导致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居民收入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并限制我国产业链进一步升级等困境。因此，早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就已经开始逐步实施经济再平衡战略，并分阶段将国内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改变为内需消费型经济模式。

可以说，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复杂国际局势，大大提高了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推进速度。从长期来看，中国绝不可能放弃对外经贸合作的机会，并仍会继续推动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大循环战略。但是，未来中国的首要任务必然是依靠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推进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更好地互联互通，最终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全新发展格局。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