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7期。

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持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达到了新水平，进入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民经济信息化快速发展成长期。约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及经济失衡的动因和特点等均发生了系统性改变，要求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也对宏观调控机制的完善和政策的科学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重要的内容在于对货币政策体系及倾向的演变。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复苏，面临一系列特殊矛盾，要求货币政策及时作出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失衡特点的变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要求，逐渐演变。就政策倾向而言，先后经历了紧缩、稳健、适度宽松、重回稳建，再到更加“灵活适度”的历史变化。尤其是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又遭受突发疫情冲击，如何适应经济复苏要求、调整货币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及特点

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简称“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但在我们果断采取极严厉的防控举措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艰苦卓绝并付出巨大牺牲的艰苦努力下，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进入第二季度，在疫情尚未结束、国内出现反复、国际上仍在不断蔓延并产生“倒灌”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呈现较好的复苏状态。在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创下多年来单季增速最低纪录的基础上，第二季度各项经济指标降幅普遍收窄，复工复产总体平稳，呈现出新的特点。工业生产等供给侧修复好于预期；需求侧方面，出口需求表现超出预期，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及预期，特别是所谓“报复性消费”不仅未能出现，反而出现了持续紧缩的现象，在北京等疫情出现反复的地区表现更为严重；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仍较低迷，供需缺口不断扩大。从具体数据上看，5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增长8.9%，连续三个月增速高于2019年水平。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首次实现了由负转正。相比之下，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3.7%，仍未走出紧缩区间。从今年1~5月份累计同比情况看，工业增加值累计下降2.8%，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7.7%，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下降15.9%，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14.8%。因此，可以说现阶段经济复苏的总体特点是，供给侧好于需求侧，工业好于服务业，投资好于消费。在有力的宏观逆周期调节下，全年有望达到4%以上的经济增长。

从我国疫情危机的经济复苏过程特点看，从经济几近停摆到最终实现经济运行常态化，大体需要经历生产复苏、需求复苏、供需平衡三个阶段。因为我国在今年第一季度迅速控制疫情并成功守住经济下滑的底线，而且疫情救助政策相对更加侧重于保企业、保产业链供应链，使得国民经济的生产供给能力未遭系统性破坏。因此，企业有能力加快复工复产，特别是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上可以相对分离的工业产品生产，有条件推动供给侧率先实现复苏。相比而言，需求方面实现自主复苏面临更为严重的阻碍。因为疫情产生的巨大经济和心理预期的冲击，导致各类市场主体行为模式产生剧烈变化和重新调整，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行为均趋于保守。

从进入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上看，以推动复工复产为先导，以供给侧修复为标志的行政型（政府主导的）经济复苏已基本实现，但是以需求扩张为先导，以经济循环体系修复为标志的深度经济复苏（市场为主导的）尚未真正启动。居民收入和就业等各类市场预期恶化对消费需求的压抑，企业盈利预期下滑和高度不确定性对投资需求的限制，海外疫情的加速蔓延对出口需求的冲击，等等，不仅使得总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显现，而且使得居民消费行为、企业投资行为、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行为等更加保守化，不仅制约了经济复苏的速度，而且制约了高质量发展的转换进程。

现阶段我国经济复苏正处于以生产复苏向需求复苏转换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和政策作用的重点应当从行政性复工复产向市场型需求扩展。由于需求侧的投资和消费复苏的速度滞后于供给侧复苏的速度，导致核心CPI的回落，PPI的跌幅扩大，工业环比复苏放慢，综合领先指标的停滞，等等，表明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已经开始明显制约经济复苏进程，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常态化的瓶颈性约束已经开始从产业链供应链等供给侧因素转向市场需求不足、订单缺乏等需求侧因素。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当从疫情救助向有效需求刺激转变，政策效应重点应从供给侧扶持向需求侧扩张转变，实现机制应从政府行政主导向市场推动转变。

从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看，虽有疫情冲击，但我国各类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基本稳定，避免了资产负债表缩表效应，主要是由于前期金融风险防范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各类金融市场保持平稳运行，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没有大起大落式的波动，债券市场蓬勃发展，债务违约风险有效缓解，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但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就业风险增大，由于经济增速放缓，疫情冲击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不仅需要重视城镇居民显性失业问题，而且还需要高度关注农民工隐性失业和新出现的已返城民工二次返乡潮的问题。尽管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上调了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控制水平，从2019年的5%左右调至6%左右（登记失业率5.5%），但一方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新增900万个以上就业岗位，如果经济结构等方面没有显著变化，这需要经济增长达到4.5%左右，而实现今年4.5%的经济增长是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的；另一方面，实现这一目标还受劳动力供需结构制约，特别是今年创新高的874万高校毕业生，其就业受结构性因素制约更为明显，结构性摩擦失业的压力更大。同时，这一失业率政策目标所包括的范围不含农民工，而农民工的大规模返乡潮不仅加剧着全社会（而不仅是城镇失业率）失业的压力，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其他方面的负面效应，包括可能对脱贫攻坚目标实现产生重要影响。

针对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特别是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进程的特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其中重要的便是货币政策的调整。

二、当前货币政策调整与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复苏

在疫情冲击，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空前增大的宏观格局下，货币增速需要适度高于名义GDP增速，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当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区，尤其是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进而进入下降趋势时期，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呈现趋势性下滑。货币政策如果盯住名义GDP增长率，就难以起到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而是顺周期加剧或顺应经济下滑趋势。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降，实际增速进入换挡期，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速度显著降低，要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要求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其逆周期调节功能，货币增长速度应适度高于名义GDP增速。

二是货币供应增速要适应经济均衡增长要求，需要抵消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明显降低（1992年为1.07，2018年降至0.5），疫情冲击下经济活跃程度急剧下降，货币流通速度显然会进一步降低，这就需要提升货币增速。

三是货币增速要考虑金融本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以保证金融体系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持力，在目前也需要货币增速适度高于名义GDP增速。一方面，紧盯住名义GDP增速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在一定基础上的增长要求，对经济存量本身，特别是金融资产存量本身进行交易和市场结构性调整形成的货币需求考虑不充分，事实上这部分需求也具有很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为满足这部分需求，同时考虑对其中不确定性的消化，需要在名义GDP增速基础上适当提高货币增速。另一方面，货币增速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结构发生深刻调整的时期，既要使企业具有将已有资产置换为新兴产业投资的融资能力，又要使金融业具有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关注资产价格，尤其是盯住金融资产价格，维持资产价格温和上涨，为资产相对价格市场调整创造空间，从而为国民经济结构升级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的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条件，这也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否则企业资产大幅贬值，使之既无抵押置换能力，也无偿债和新的融资能力，难以推动结构转变；金融企业资产存量大批坏账、大幅损贬，使之无力支持国民经济升级转型。

当然，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失衡要求，特别是在经济进入下行区间、受疫情冲击下行压力空前加剧的条件下，货币增速需要高于名义GDP增速，但也不是无限制的，只能是“适度”高于。而“适度”的基本约束条件便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要求，而具体标准的把握则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失衡的不同特点和不同程度而定，一般应快于名义GDP增速2~3个百分点。从我国近年来的情况看，GDP增速目标维持在6%~7%之间，相应的通胀目标CPI控制在3%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控制在5%左右，M2增速控制在8%~9%左右，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控制在10%左右，实践表明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考虑到疫情冲击的空前深刻和直至目前其影响仍具很大的不确定性，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明确的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但没有明确具体GDP增速指标不等于否定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不等于不需要适度的经济增速，要实现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CPI政策目标控制在3.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控制在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的宏观经济指标，要实现“六稳”进而落实“六保”，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应在4.5%左右，这就要求货币增速至少应在9%左右，考虑到疫情冲击仍具极大不确定性，甚至应当更高些。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要综合运用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2019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增速8.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10.7%）。

为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

一是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稳定货币政策预期，稳定货币与价格和产出的联系。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主渠道从外汇占款到信贷，不确定性有所加大，阻碍货币政策传导，相比较于外汇占款，银行信贷内生性形成银行存款，通过准备金形成国内基础货币。目前，为适应信贷扩张，各类公开市场操作及法定准备金率的不定期下调成为商业银行获取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但这些渠道未形成规则化的机制，在加大不确定性的同时，加剧了市场利率的波动性，导致商业银行在资产配置上更倾向于短期流动性资产，降低了贷款意愿，阻碍货币政策传导。因此，需要稳定各层次金融机构流动性获取能力。

二是使逐步降低准备金率常态化。现有的高准备金率是为了对冲外汇占款，但自2014年后，外汇占款已不再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准备金是对商业银行销售产品（存款）的征税，降低准备金相当于对银行减税，意味着降低商业银行成本。

三是拓展货币政策工具。除采取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外，如公开市场借贷便利等手段调控利率等，需要将一些非常规货币政策逐渐转化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内容与组合。我国央行在新创设了SLF（常备借贷便利）、MLF（中期借贷便利）、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TLF（临时流动性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后，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项更加充分，也需要进一步利用这些新丰富的工具进行资产结构和规模的调整，以提高金融市场的容量和灵活性，使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的金融市场更具不同的定位和针对性，在提高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等不同市场的效率同时，降低其风险，从而推动企业融资和金融业本身的结构调整。

四是在政策力度上，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一方面在政策结构上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相配合，形成财政、货币政策“双扩张”的合力格局；另一方面在政策强度上不仅需要总体上创造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而且需要更好地发挥政策效率和预期引导作用，合理推动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利率下行，有效处理政策利率传导和风险分担的机制问题。“稳投资”的关键在于实际贷款利率的下降，稳定的可预期的低利率政策是市场复苏的重要条件。此外，为防止通货紧缩风险和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的收缩，在宏观上需要保持货币供给的稳步上升，其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的同时，在微观上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剧和不确定性持续上扬的背景下，还需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与其他改革举措协调配套。在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溢价加点进行有效对冲，切实降低企业所获贷款的实际利率，提高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效应传导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刺激投资的同时，有效扩张市场总需求，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加强宏观逆周期调节力度和有效性。

五是在宏观审慎监管上，要与逆周期的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相协调，重点在于加强市场约束力度，完善市场秩序，而非松紧力度的简单调整和改变。从而在防范金融风险累积的同时，避免导致市场预期的紊乱，以有助于“稳预期”。在经济下行和疫情严重冲击下，金融风险加剧，违约可能进入常态化。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使命在于金融风险的预防和缓释。这就更加需要推进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等方面在机制上的一体化，需要强化货币投放、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投放之间的协调性，提升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统一性，而不是处于相互对立的矛盾状态。事实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辅之以市场秩序约束的强化和完善，克服金融市场的价格刚性和缺陷，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竞争性能力，是相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制度前提。

作为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首先便是市场化的改革和完善，否则宽货币、宽信用下的金融领域很可能形成严重的泡沫化，从而进一步诱发资金“脱实向虚”，加剧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和虚拟经济的背离，导致“衰退性泡沫”出现。这就要求，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抗疫情冲击的逆周期调节的货币政策在根本目标上必须一致，即营造相对宽松的高质量的需求环境；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是防风险，即“稳金融”，应当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实际上在现阶段，宏观审慎监管应既要维护逆周期调节所需要的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其有效性的重要微观基础在于：市场秩序的建设和完善，使适度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传导建立在市场主体秩序（企业产权制度）和市场交易秩序（市场价格制度）不断完善的微观基础上。

三、长期货币政策调整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政策倾向应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总体方向一致，而宏观经济政策总体倾向又应与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总体要求相统一，其政策力度应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相适应，其与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政策的组合方式应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构性特征相一致。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进入经济新常态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方向，程度以及导致失衡的主要动因等，都不断发生变化。相应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在政策倾向上、政策强度上以及与财政政策的组合方式等都有相应的改变。

首先，1978-1998年近20年的时间里（除其中个别年份外），宏观经济失衡总体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整个国民经济呈现的是“短缺经济”，宏观经济矛盾突出集中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上。1985年、1988年、1994年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CPI分别上涨9%以上、18%以上和24%以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倾向（包括货币政策在内）长期紧缩。

其次，从1998年下半年起至2010年底的十几年里（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总体特点逆转为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冲击之后，需求不足的矛盾更为尖锐，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从以往长期紧缩转变为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倾向，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需求疲软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产能过剩由1998年下半年开始凸显的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进一步深化为投资品产能过剩，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倾向进一步调整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了扩张力度。

再次，自2010年10月起退出全面反危机政策轨道之后，尤其是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再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扩张强度较全面反危机时期有所减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倾向上虽然是重新回到1998-2010年期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方式，但在内容上是有所不同的。1998年之前的宏观经济失衡是“短缺”，政策倾向是“紧缩”，相对于“紧缩”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倾向自然是扩张性的。而2010年之后重新回到“积极”与“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倾向组合，相对于此前的全面反危机强力扩张而言，政策倾向具有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结构特点。特别是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之后，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倾向、力度和结构都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作出了新的调整，以适应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即既有需求疲软导致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又有要素成本等上升导致的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的双重风险。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冲击，2020年预计全球进入严重衰退，出现负增长，我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第一季度GDP增长为-6.8%，创下多年来季度增速最低纪录，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倾向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

就货币政策倾向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而言，货币政策需要一方面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总体上相对较为宽松的需求环境，另一方面又不能对需求加以强刺激，尤其不能采取“大水漫灌”式的总需求扩张。

一方面，之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相对宽松的总需求环境，是因为：

一是市场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是通过市场总需求的拉动实现结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型一般都是危机导向型的，或者说是经过危机来倒逼式的推进。因此，结构转型的过程往往是经济走出危机实现恢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时就是需求逐渐强劲，经济逐渐复苏的过程。要求这一过程中的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扩张性，特别是在进入复苏阶段之后，或者说危机之后的“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能够也需要为营造宽松的需求环境发挥更有力的作用。

二是我国现阶段结构升级的动力重点在于收入增长，消费升级的主要力量依靠收入增长形成的恩格尔系数变化，收入效应是导致消费者和不同部门消费支出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力，正是这种消费支出结构变化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力量。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效需求，即收入增长的不断支持，而收入增长需要维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有效需求的扩张。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金融本身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予以支持，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需求相对宽松的资产价格环境，需要维持温和的资产价格上升，而这一点也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一般而言，结构转型往往会引发资产价格波动，旧产业资产可能贬值，新兴产业资产价格上升。但若波动幅度过于猛烈，传统产业部门企业资产贬值过快过猛，便失去抵押的价值，难以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新融资实现新产业转型。同时，金融业本身若持有与传统产业相关的金融产品存量较大，短期内又大幅贬值、坏账，那么金融业企业本身也缺乏能力支持产业转型。

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创新来推动结构升级，而创新无论是从成本上还是从周期上均需要稳定的较低的成本风险控制，这也要求货币政策持续营造较为宽松的资金环境，以维持相对稳定和较低的利率。一方面，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会通过利息等渠道加大企业成本，特别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企业成本，使其缺乏创新的资金能力；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往往需要长期累积性的创新，成本高、风险大、周期长，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增大其创新成本和风险，进而系统性地降低其创新力，因而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另一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采取长期强力刺激的货币扩张政策，原因为：

首先，强力扩张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总量上的“大水漫灌”会推动需求膨胀，形成普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这样的市场需求环境下，实际上不需要也不可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触及的是生产者的竞争力和效率，包括企业、产业及国民经济生产体系。若面对的是需求膨胀甚至是普遍短缺的市场环境，生产者根本不必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也不需要转型升级便可以生存。之所以强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要原因就在于适应需求疲软的市场变化，并且这种需求疲软的市场变化具有系统性和趋势性，依靠短期性的强力刺激总需求的调控方式难以根本克服，因而才将调控重点转向供给侧。

其次，以强力扩张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在短期或许会有较明显效果，但这种短期效果是以牺牲经济长期发展质量为前提的，这种需求的扩张能够把一些低质量低效率的项目带动起来，需求膨胀形成的经济泡沫本身是对创新升级的根本性阻碍，短期的繁荣将会严重阻碍长期发展，一时的速度将会严重牺牲发展的质量。

再次，强力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增大货币总供应量的同时，会大幅度降低利率。低利率一方面能够刺激需求也有利于降低投资者利息成本，但若长期以降低利率刺激经济会使对投资者的盈利门槛要求标准越来越低，势必累积起大量低效率的项目，这些项目在市场需求条件宽松时具有盈利能力，尤其是在低利率条件下具有竞争性（内部收益率高于利率），但当经济条件变化，利率降至无以再降而不得不回升时，这些低利率刺激起来的低竞争力项目便成为不具生存能力的经济泡沫。实际上，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因此，为促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刺激，不能采取强力扩张的货币政策。如何选择？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特别是从各国处理失业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的经验来看，重要的是在货币政策目标上要选择一个“名义锚”。20世纪60年代各国普遍认为失业与通胀之间存在稳定永久性的替代关系，货币政策目标可以视需要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转换。后来研究发现并不存在这种长期替代关系，长期里失业会保持在自然率水平下，不因刺激性政策而有所改变，而长期刺激性政策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这就需要为货币政策目标构建一个“名义锚”，以稳定通货膨胀预期。20世纪80年代各国普遍以货币增速为“名义锚”，但并不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以货币供给作为“名义锚”，但若由于种种原因货币流通速度发生了改变，会导致货币增速与价格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因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各国开始直接将通货膨胀率作为新的“名义锚”，从而在控制货币供给的同时，把货币流通速度也纳入政策考虑范围，克服了货币与价格和产出之间联系变动不稳定的问题。那么，在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既要兼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求的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即要求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又要防止过于扩张所导致的严重通胀，如何选择货币改革“名义锚”？从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及传导机制之间的联系上看，即从货币政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生作用的过程看，一般条件下，要求我国货币政策的“名义锚”首先在于盯住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同时适当关注资产价格）。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直接的总需求度量指标，盯住名义GDP增速能够既考虑实际经济增长又考虑通胀两方面因素，并据此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使之维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求的适度宽松的需求状态。(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Twitter：RDCYI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