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贾晋京系人大重阳宏观研究部主任。本文摘自人大重阳书系《人民币为什么行》前言，刊于2017年第2期金融博览杂志。

　　自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人民币汇率发生大幅度波动，加上公开数据显示外汇储备规模大幅下降等消息，市场一时之间众说纷纭，引发了对人民币汇率的担忧。但对于汇率，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会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这需要从全球货币秩序安排说起。

　　1969年SDR创立，当时的世界经济大背景是1960-1968年发生了11次“黄金危机”。当初，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在规划“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时，吸取了战前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与教训，认为金本位制下对黄金的相互争夺将导致国际经济失序乃至世界大战，于是设计出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秩序框架：各国央行的黄金全部存在美联储，而美联储发行的黄金借据——美元则作为世界货币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全部与美元挂钩。这种机械的顶层设计有其好处，使用单一世界货币，使得国际贸易过程更简洁，易于展开；却也有明显的缺点，经济发展需要更多货币，但黄金数量的有限性难以支撑货币数量的扩张。对于大量货币的需求，导致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不断要求从美联储撤回黄金，于是有了11次“黄金危机”。最终，美国不得不于1973年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任由货币发行量飞涨，金本位制终结了。而“黄金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由“全球最终贷款人”IMF设立了SDR作为“纸黄金”，也就是由世界上使用最多的主要货币，按权重构成一种“抽象黄金”，发挥与黄金一样的职能，作为各国央行的储备，其数量可以不受实体黄金的限制。

人大重阳书系《人民币为什么行》 点击购买

　　从“纸黄金”的创设过程，我们知道SDR本质上是一种稳定全球汇率的顶层设计，即便其占各国央行储备的比例很小，也不影响它的这一性质。它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扩张。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货币的根本命题：什么是世界货币？它怎样才能稳定？

　　货币是用来交换其他物品的，它的交换能力（购买力）的强弱，决定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在国际上，一种货币能用来买到些什么，决定着它有多“受欢迎”。例如，人民币可以用来购买中国的产品，而中国生产的商品品种和数量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因此也就有很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愿意持有人民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的货币发行国只有几万人口，相应地其货币也就不可能在国际上有很大使用量。美元能够在“二战”后成为世界货币，是因为它成了唯一与黄金直接挂钩的货币，也就是美元以黄金为“锚”。然而，1973年金本位制终结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它以什么为“锚”才能保持稳定？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是：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协议，等于把美元的“锚”重设在了石油上。石油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和能源，每一个国家都须臾不可离。于是，美元就与工业社会的“血液”联系在了一起，这是美元继续保持世界货币地位的基础。

　　由此也可以说明，一种货币的用处大小，要看用它到底能买到些什么。用美元可以买到石油以及美国的产品，用欧元可以买到欧洲的产品，用日元可以买到日本的产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欧洲、日本等各个国家的产品在发生变化，于是，不同货币的用处也就发生了改变。过去，发达国家曾被称为“工业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曾经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工业产出，但是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工业已不在发达国家。世界各国之中，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中国。举个例子来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全球海关统一编码（HScode）计算，国际市场上一共有5052种商品，每种商品都会由某个国家占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交椅，而一个国家总共在多少种商品上占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交椅，很能说明该国的工业实力。2007-2014年，这个世界排名的前五位都不曾改变，依次为中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然而，它们占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商品种数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从2007年的1210种上升到2014年的1610种，德国从2007年的777种下降到2014年的700种，美国从2007年的665种下降到2014年的553种，意大利从2007年的340种下降到2014年的222种，日本从2007年的251种下降到2014年的172种。也就是说，只有中国的数据在快速上升，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下降。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势的反映：实体经济重心越来越向中国转移，许多原先主要在西方国家生产的工业产品，变成了主要由中国生产。相应地，人民币作为与“中国制造”关系最密切的货币，也就越来越多地被世界所需要。

　　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货币之间的关系，反映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不过，却并非即时反映，而是要把“历史积累”和“未来趋势”这两大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主要经济体的货币都是高币值货币，也就是说，主要经济体的货币通常来说币值要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拿SDR构成货币来说，英镑长期以“世界上币值最高的货币”自居；欧元、美元也都是币值很高的货币；日元乍看币值不高，但考虑到日元没有类似“角、分”的辅币单位，实际上也是高币值货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在这些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史中，都有过较长的货币升值时期。例如，1935年之前，1英镑长期等于5美元左右。1936-1949年则是美元的大升值周期，从4.7美元兑1英镑升值到2.8美元兑1英镑。1969-1995年，日元则经历了巨大的升值过程，从360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1995年4月的79.70日元兑1美元。而英镑、美元、日元在度过漫长的升值期之后，则进入相对较慢的长期贬值过程。可以看到，这种币值的变化过程，与国运的走势有相关性：国运上升期，则货币长期为升值走向；国运下降期，则货币长期为贬值走向。如果放在全球大格局中看，币值的长期升值（强势），代表着国力在全球的上升；币值的长期贬值（弱势），代表着国力在全球的下降。如果截取当前期来看，则可以说，高币值货币代表“家底厚”，低币值货币代表“家底薄”。

　　然而，国运、国力都只是币值的长期因素，汇率时常变动，因为还受到短期因素影响。这时，就有必要使用“国势”这个概念。《孙子兵法·势篇》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是运动、变化、发展中的当前状态，以水来比喻，水的体量、速度与温度都构成“水势”的要素。与之相比，“国力”强调静态的实力，“国运”强调长时段的趋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国运、国力都处在上升期，而国势在每时每刻会略有涨落，但大势是在走强。因此，汇率堪称国势的温度计：汇率的涨跌体现着短时段国势的涨落，汇率的长期走向体现着国势的升降，而“温度”的高低即币值高低则体现着国势的历史积累。反映在人民币上，就可以说，短期看，人民币有涨有跌；长期看，人民币必将是强势货币。

　　货币的地位，一方面靠硬实力，即能买到什么，另一方面靠软实力，即制度安排。现在，人民币已经兼具“软”、“硬”两方面条件，毫无疑问，将踏上里程碑之后新征程。（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