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本健系人民日报社内参部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刊于2014年6月11日中国网。

　　中国现在地方债的大概规模，据国家审计署的统计，2013年6月份地方债务是130亿左右，占GDP很可观了，因为国际负债率有一个警戒线，国际工人占GDP的60%，如果按照官方统计已经到60%的警戒线了。

　　现在最具争议的就是地方政府所负债务，有没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国企资产规模比较大，土地也是国有的，按照现在整体的政府资产状况来说，发生大的危机可能性不太大。但是现在国际国内的环境对整体地方债的环境还是有一些非常大的隐忧在里面。

　　中国债务的成因

　　地方政府预算失控和投资过渡。2013年政府的投资是37.5万亿，投资的热度一直下不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地方政府的预算是一个软约束，没有建立预算的硬约束的制度。地方政府官员可以通过贷款和融资平台，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地方债既然是软预算，它的偿还机制和决策失误的决策机制是缺少的，借钱之后不管是否进行投资，及投资收益如何，都很难被追责。

　　融资制度的缺位。现行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借债，按照预算法，地方政府的预算是平衡的，每年不能有赤字。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社会保障和维稳的经费，都需要钱，所以一旦出现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只能发债，如果不能发债就搞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各种的渠道来融资。

　　地方融资平台绕开监管大规模的举债。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为满足对外融资需求而采取的一种融资模式创新，是地方政府在现实的资金需求压力下，为绕开现行的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的法律和制度障碍，而采取的新的变通手法。

　　地方债务管理无序。如果当了地方一任官员之后，欠了很多债，基本还不上，或者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回报率非常低，根本没有还债的希望，而对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处罚力度偏小，使其举债规模不断扩大，举债形式愈加隐蔽，债务规模远远超过地方政府财力的实际承受能力，就造成了地方债务的膨胀。

　　经济和社会风险。地方政府也有它的难处，包括地方的信访制度，或者发生自然灾害，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地方政府确实承担了很多的责任，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所以有时需要举债，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处理这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风险。

　　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时间风险，二三季度债务压力较大，因为这个时段要出现一个兑付债务比较集中的高点。按照国家规定，中央在地方发债很多债是三年期的，而三年很快就到了，所以集中偿债的压力比较大。

　　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主要出现在省一级政府。政府的等级越高，信用等级越好，负债模式更多，是间接负债，而低等级的政府更多依赖是直接负债，加上财政收入各等级政府之间不均衡分配，就导致债务差异的债务风险。

　　区域风险，主要有四类区域风险。

　　产业结构单一，支柱产业过于集中在强周期性的行业。产业结构第一，比如以能源生产为主的，比如鄂尔多斯、山西的运城；融资能力差，金融机构认可能力低，自身融资能力非常不足的地区，这类地区主要在不太发达的边远山区，包括云南非省会城市；相对本身经济财政规模公开债务较多，负债也是非常重的地区，经济财政规模就是说它经济财政规模还是比较发达，财政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包括天津、重庆、常州、镇江、惠阳、湖州、嘉兴、乌鲁木齐等；支柱产业存在明显产业过剩，区域环保压力的地方，比如钢、玻璃、水泥过剩的河北。

　　化解政府债务路径选择

　　地方人大应该发挥作用，由于现在地方人大主席基本上都是书记兼任的，人大的约束力受到限制，所以人大的审议和表决是不科学的。地方债如果超过国家给的范围，或者基建项目确实不合理的，地方人大确实应该否决你通过融资平台融到的这些举债的变通办法。地方人大应该有否决权，通过硬预算才能最终从根源上控制地方债务的无序扩大。

　　完善财税体制。不能再依靠土地财政，应该给地方政府找一些财政来源，或者税收来源。根据英美发达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就是发行房产税等。中央财政方面，中央应该把一般性转移支付搞明确一点，该走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就明确，不要让地方政府通过寻租、行贿来拿到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提供合法的融资渠道。现在中央选了10个地方政府让他们自己发债，还推动市政债的发行。市政债发债通过市场来决定，财务状况和资金投向需求要向市场公布，向市场募钱，用社会民间的钱。如果发100亿的市政债，投资项目却没有前景，就发行不了，让市场监督整个地方融资的需求。

　　地方公共投资的可持续性融资模式。包括地方融资平台与地方财务完全脱钩，对不具有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不能把它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不能变相把好多不合规的项目打包到地方融资平台里面去。

　　硬预算和财税改革，是最重要的两点，这两个做到才能遏制地方债的膨胀，让地方政府不依赖土地财政，这两点是根本的根本。（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