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IMI所长，研究领域涉及金融制度与金融发展等，近期就“不确定性”与制度金融学发表观点。本文刊于2019年12月2日“IMI财经观察微信公众号”。

制度金融学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使命，那就是帮助人们找回迷失已久的对不确定性（未知的未来）的“敬畏感”。早在1936年，凯恩斯在《通论》中就已指明，既有的经济学框架对“不确定性”充满漠视，并由此断定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我调节理论是“建立在极其危险的信息基础之上”的可疑理论。凯恩斯反复强调，“在形成我们的预期时，如果对非常不肯定的事物赋予很大的比重，那将是愚蠢的”；“突出的客观事实是，我们对未来收益进行估计时所依据的知识是极端靠不住的”。更值得留意的一种情形是，“对于一个完全缺乏信息的人而言，他对前景作出偏高或者偏低的预期具有相同的可能性，从而，根据相同的概率，可以求出一个统计学上的平均预期值”，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因为“对于缺乏信息的事物赋予相同的概率会导致荒谬的结果”。此外，“除了投机所造成的经济上的不稳定性以外，人类本性的特点也会造成不稳定性，因为我们积极行动的很大一部分系来源于自发的乐观情绪，而不取决于对前景的数学期望值，不论乐观情绪是出自伦理、苦乐还是经济上的考虑”。因此，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论在个人事务还是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影响着将来的人的决策都不可能单纯取决于精确的数学期望值，因为进行这种计算的基础并不存在”。

不幸的是，这种关键性提示似乎从未引起当时和此后经济学家们的注意。主流经济学在经历了所谓“凯恩斯革命”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却只是披上了一件凯恩斯理论的“外衣”。我们如今在理论史上看到的是不无滑稽和诡异的一幕当时，众多自称高擎凯恩斯革命大旗的经济学家，满怀对未知未来的征服欲望和无限自信，与其他原本就对不确定性嗤之以鼻的经济学家一道重新上路了。从此，这种由凯恩斯首先强调且对现代金融学发展弥足珍贵的“感觉”长期遭到金融学主流框架的排斥，以至于发展至今的主流（新古典）金融学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对不确定性充满傲慢与自负的理论体系。

不应忽视，只要存在不确定性，制度就是重要的。不确定性妨碍人们之间建立信任，也同时凸显出相互交流信息的内在需要。信息交流并非免费，因此，削减不确定性从来就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奢侈”行动。不少人止步于信息成本的“高门槛”，而整个社会经济则只有长期忍受市场波动带来的困扰。面对“不确定性”，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一个需要严肃对待且必须作出选择的“十字路口”。在此处，部分崇尚金融技术的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们决意动用自己手中打磨多年的“数理利器”，依靠自认为越来越成熟精深的各类模型，为降低信息成本门槛从而削减困扰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而奋力一搏。

未曾料想，20 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一种被称为“投资组合选择”理论的正式创建，不少志趣相投的经济学家迅速聚集起来，并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金融学革命”。我们已知，作为这场革命的结果，单纯围绕金融技术建立起来的这门年轻的学科竟然成为金融学的“主流”，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不过，面对21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此种在普通人看来多少有些神秘玄妙的理论却在多数情况下显得无所作为和乏善可陈。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在金融技术与不确定性的反复较量中，前者屡尝败绩。更有甚者，那些精致的理论模型不但不能产市场不确定性和分散风险的功效，反而在金融危机的加剧和蔓延过程中时常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面对几度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风险以及由此造成的福利损失，部分明智的主流金融学家开始低下曾经傲慢的头。

此刻，在不确定性面前一直表现谦恭且备受主流金融学排斥的那些经济学家应当挺身而出。这些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坚信，特定的制度安排可以帮助市场处理不确定性进而建立信任。或者说，不确定性和信任是特定制度安排的函数。起初，由于时时处处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门槛，因此每一个参与市场游戏的个人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市场定位”，也不太清楚自己的效用函数以及如何实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应运而生了。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市场规则与市场结构可以引导人们确立其在市场交易中的角色以及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每个市场参与者的效用函数及其实现方式也随之确定下来。无疑地，“与其说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原子核般的芸芸众生，个个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如何得到，不如说这个世界人人都在规则和习俗的约束下行事，这些规则之所以约定俗成，正是为了应对不可知的未来”。

很显然，对付不确定性的合理选择应当是率先确立相应的金融制度安排（或金融游戏规则），而不是寻找和倚重那些貌似先进且盛气凌人的金融技术。进一步地，如果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使不确定性得到了有效约束，那么，主流金融学的金融计量和预测“负担”就会减轻，甚至有些高级的金融技术“装备”从此便可“铸剑为犁”。当然，对于那些难以在短期内转变理念的主流金融学家而言，当下至少可以考虑，在目前仅仅基于金融技术（制度因素被给定或者被排除）构建的模型中，逐步“杂”一些金融制度变量（哪怕是替代变量），以改变其对待不确定性和金融风险的不当态度，进而增强模型的现实性、适用性和解释力。归根结底，抛开金融制度基础，金融技术将无力单独面对不确定性，而透过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将使我们顿悟：尊重和善待不确定性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唯一至善之道。对此，无论是个体投资者、企业组织，还是商业银行、政府部门以及经济学家等，都概莫能外。

尊重和善待（而不是试图征服和算计）不确定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秉持这样的态度与理念，我们才会按照不确定性的内在机理和深层构造主动设计和合理构建相应的制度框架。从理论上讲，一切不确定性，不论表现形式如何，都自有其产生与演 化的制度根源与内在逻辑。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制度根源和内在逻辑大都自然而机巧地掩藏于某种特定经济金融演进的长期历史进程之中。它们或明或暗、忽隐忽现；它们中的不少因素只可感受和领悟，却无法刻画和计量。不失精明的主流金融学家显然是从一开始就观察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大都选择“避实就虚”，倾向于关注表层技术关系，而置深层制度机理于不顾（当然也难以顾及）。当人们都试图单纯依赖自认为高明（或许是别无选择）的金融技术去测算和估计不确定性本身的“计量结果”时，其实大家已经变成了不确定性的“戏弄者”。什么是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若市场把自身的风险处理与稳定机制拱手交给一群只懂得玩弄金融“巫术”的所谓金融学家，那才是最大的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

最近几十年来，在借助金融创新以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美丽谎言” 的怂恿下，全球范围的金融交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并日益呈现出脱离实体经济过程的趋势。于是乎，货币是否为简单的交易中介？金融是否中性？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到底具有怎样的作用？金融发展是否存在一个合理边界？等等，这些长期萦绕金融学、曾被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已然定论的问题需要在一个全新的制度范式下进行重新认识。自然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极有可能给予主流金融学的既有哲学基础及其理论框架“致命一击”。

在制度金融学看来，重要的其实不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资产的组合，而是这些创新和组合是否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福利增进的金融创新就是“好的”金融创新，相反，则是“坏的”金融创新。事实上，如果只关注于金融运行的技术层面，则金融创新就很容易被引向一味追求私利的歧途，由此勾勒而成的“金融增长图景”背后将掩藏的是实体经济的衰败和社会福利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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