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千头万绪，因此系统梳理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问题，选择深化金融改革突破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要求的：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元龙认为，针对中国金融体系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已刻不容缓，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理所当然将成为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记者：如何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以优化业已存在的结构性失衡？

　　王元龙：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失衡有十大方面：融资方式结构性失衡、金融地域结构性失衡、金融开放结构性失衡、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金融业内部结构性失衡、资本市场内在结构性失衡、政策性银行业务结构性失衡、金融监管结构性失衡、商业银行业务结构性失衡、金融组织规模结构性失衡。金融体系结构调整时不我待。

　　《决定》为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举措：“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显然，这就是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的蓝图。

　　记者：为什么说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是金融业对内开放的新突破？

　　王元龙：中国金融对内开放明显落后于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对内开放，放宽银行业市场准入限制，一是能够释放巨大的“市场化红利”。随着放宽银行业市场准入限制，中国的银行业将面临一轮新的资本投资潮。二是形成多元化竞争性银行体系。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设立数量众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金融机构覆盖和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银行真正为实体经济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放宽银行业市场准入限制将成为银行体系增量改革的主要内容。三是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民间资本加入到中国银行业体系之中，必将以其自身全新、独特的活力机制，促进国有大中型商业银行自身的变革，从而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鲶鱼效应”，起到“加速发酵”的积极作用。

　　记者：纠正政策性金融机构结构性失衡的方向是什么？

　　王元龙：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方向不是商业化，而是“逆商业化”。首先，需要明确政策性金融的定位，即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的，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以贯彻和配合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的金融机构。其次，需要完善促进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相关制度设计，构建相应的政策性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

　　对现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思路是：继续发挥其政策性金融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应完全剥离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业务，并纳入中央政府预算管理。具体的改革方案或采用“机构分立”，或实施“分账管理”。政策性银行的发展应遵循明确的业务定位、有限优惠、规模限制、透明度和非盈利原则。

　　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也包括增量改革。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社会效益的领域，需要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政策性银行在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支持瓶颈行业的发展等方面要更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除了《决定》提出的“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之外，还可创设中小企业、教育培训、人力资源开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

　　记者：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完善金融体系具有什么意义，如何能降低银行业风险？

　　王元龙：针对融资方式结构性失衡、资本市场内在结构性失衡，《决定》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首先，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基础，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包括发展交易所市场，做强主板市场，强化创业板，扩大新三板，把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多层次市场体系，提升其服务中小微民企的能力。

　　其次，创新直接融资金融工具。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继续发展股票市场和规范发展债券市场，推进优先股、资产证券化以及私募产品和私募市场发展。

　　再次，规范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关键在于要树立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对于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追究其民事、刑事等责任，健全赔偿机制。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至关重要，惟此才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王元龙：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尽管没有专门提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但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要求：“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毫无疑问，这些要求也完全适用于国有商业银行。（来源：金融时报）　

　　专家简介：王元龙，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2008年、2011年）。长期从事经济金融战略、经济金融理论、政策与实务等问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外商直接投资宏观调控论》、《中国金融安全论》（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中国抉择》战略研究系列丛书等。现任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