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John Ross）系英国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4日观察者网。

  

第一部分用实证研究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这不仅惠及中国，而且惠及全世界。本部分将分析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既然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取得空前成功，那么这显然会对经济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中国取得空前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何中国能取得优于其任何国家，特别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中国是在没有思想或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取得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这种不合情理的想法，应置之脑后。否则，全球应立即放弃对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不懂经济学知识就能取得优异表现，那么经济学这门学科显然就毫无实用价值！

 

相反，下列事实将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史无前例的经济成就归功于经济理论，而非缺乏思想和经济理论。确切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取得非凡成就，是基于坚持维护马克思主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只是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正如下文所示，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从跟随前苏联背离马克思主义，到回归马克思主义。也即是说，改革开放代表回归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成果，并不意味着中国理论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反，正如上文所举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例子，十九大进一步改进和深化了改革开放的一些设想，从而同时实现了回归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也说明，十九大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本节论述了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鉴于改革开放是在中国早期经济制度深受1929年后苏联经济模式影响的背景下启动的，下文将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经济制度进行比较。然后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确切地说源于瓦尔拉(Walras)、杰文斯(Jevons)、马歇尔（ Marshall）的边际主义经济学进行比较。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就有必要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浅析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众所周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分析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后来马克思将“未来社会”称为“高级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就是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过渡的过程。

 

就对人类的影响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包括等量劳动交换，以及纯粹形式上的平等，而不顾不同的人条件不同或需求不同。相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立足于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换言之，高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是立足于纯粹形式上的平等，而是立足于各尽所能与按需分配。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章分析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时，对这些经济理念进行了概述。

 

显然，按马克思的设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 文字里的“一步一步”显示，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

 

马克思在其后来的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高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作了更详尽的分析，但与《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完全一致。他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哥达纲领批判》中就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指出：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3

 

马克思就这种过渡提出，社会报酬、产品与服务的分配，必须要“按劳分配”（这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即便是在国有经济框架内： 

 

“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14

 

在这样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必然仍将存在：

 

“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15  

 

马克思认为，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过渡时期，才会实现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的最终目标：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6

 

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清楚地表明，邓小平是严格按照马克思理论制定改革开放政策。事实上，众所周知，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确切地说，正如他指出：“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17

 

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政策与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不是一脉相承。但正如下文所示，中国的经济政策是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下进行——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符合马克思理论，但与1929年后苏联的经济政策大相径庭。

 

邓小平就中国经济改革政策指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而非更高级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中国要想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前提条件是要大规模发展生产力/产出。”很明显，邓小平几乎是一字不变地引用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观点：

 

“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8

 

更确切地说，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特点来看，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 

 

“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9

 

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分配原则与共产主义社会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相反，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20 这正符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作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所概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按劳分配是商品生产的基本原则——商品必然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在社会主义阶段，市场经济会因此存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是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成。

 

可以看出，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29年后苏联经济制度为何遭受失败？

 

上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顾，有助于我们评估1929年以后的苏联经济制度。1929年后苏联建立的经济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这个体系中：

 

· 所有产品的价格都是由政府制定，在莫斯科与海参崴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小产品是非法的，尽管莫斯科与海参崴相距6000多公里；

 

· 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经济单位如当地商店和餐馆等都属于国有；而在农村，个体农场主的持有权几乎都被取消，改为国有或大型合作社；

 

 

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

 

· 在这种经济制度下，资源是通过物料平衡原则而非市场进行分配；

 

· 由于世界经济难以预测，国际贸易在这种经济制度下遭到重创，降低到极低水平。

 

这种制度有时被称为“计划经济”，但更准确的说法是“管制经济”。因为计划经济只处理几个关键变量，同时允许市场决定其他大部分变量，而在苏联制度中，成千上万的经济变量被严格地集中控制。

 

从基本的经济角度看，苏联1929年实施的经济调控政策是用计划分配原材料一步取代价格分配，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用“使用价值”一步取代“交换价值”。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苏联在1929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步就完成了这种过渡。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就财产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即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财产产权的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与此相反的是，1929年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将所有的财产充公国有。

 

显然，这样的制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除上文提到的基本标准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派生自“社会化”(即大型)生产。他还就资本的过渡指出：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1

 

为体现这种分析与他早期作品的一致性，马克思特别在《资本论》附录里添加了《共产党宣言》里的一长段引文。但显然，农民生产或者餐馆和当地商店个体所有制等等所有这些，在1929年后都被苏联收归国有。这些财产被没收并不符合马克思任何时期作品的观点，不管是他早期的作品《共产党宣言》，还是他晚期的作品《哥达纲领批判》或《资本论》。

 

因此，很明显，苏联1929年推行的制度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向高级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29年后苏联取消了市场，一步到位而非马克思所说的一步一步地取消了市场和所有主要的私有制形式。这是强行将几乎所有重要经济行业全面收归国有——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试图将上层建筑一步到位地置于经济基础之上。显然，1929年后苏联推行的经济制度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极左的冒险行为。

 

有时听到这样的观点：1929年苏联推行这种制度是出于必要的军事/地缘政治考虑——这种管制经济可以优先发展军事和重工业，而这种军事工业综合体反过来帮助苏联在二战中打败纳粹入侵。因此，当面临战争威胁时，国防和军事建设应优先于经济建设。按这种观点，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推行管制经济很有必要。更有甚者，以邓小平1984年6月30日谈改革开放的讲话“除非打起世界战争22”这句话为例，指出“邓小平赞同世界战争必然优先于其它所有因素”。但有人对苏联1929年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提出质疑，因为该计划比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早了4年。

 

但就本文而言，没有必要评价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推行极左管制经济制度的正确性与否，或者当时斯大林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但斯大林的做法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这种制度帮助苏联战胜了法西斯德国。 仅仅有必要指出的是，二战结束后苏联仍继续推行这种管制经济制度，并一直延续至1991年苏联解体。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推行管制经济制度是否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暂且不论，但二战结束后数十年仍几乎完全沿用这种制度，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49年建国后，中国引入了管制经济制度，逐步将所有重要经济行业转为国有企业，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农村公社。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一些经济路线几乎都是借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的苏联模式。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1929年后所推行的经济制度进行的系统性比较清楚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及其后其他中国领导人推行的经济政策显然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鉴于几乎100%的产业都属于国有企业，中国实行了“抓大放小”的政策，保留了大型国有企业，对小型国有企业则放开为非国有/私有制，即国有和私有企业并存的经济结构。显然，这种经济结构比1929年后苏联实行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更符合马克思的设想。当然，这同样适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主张在过渡期间实行按劳分配，而非按需分配，这同样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上文所述，改革开放通过回归马克思主义创建的新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取得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奠定了基础。

 

 

1978年安徽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边际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上文谈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比苏联的经济政策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本节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理论的比较分析。

 

两者有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但这种称谓具有误导性。出生于德国，大半生在英国度过的马克思不仅是个西方人，而且他的经济理论也是源于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正确的术语称谓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边际主义经济学”。

 

要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就有必要了解马克思所分析的问题。认为马克思不关心市场与供需平衡是一种误读。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整体分析是基于市场运行的假设。确切地说，《资本论》里的价值分析是假设市场供需平衡。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令人深思。他问道：“如果供需处于平衡，那么经济将会呈现何种态势？我们又该如何发展经济？”也即是说，马克思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假设供需处于平衡，那么经济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在任何时间点供需都是处于平衡状态——他清楚地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只是假设分析的目的：（1），在竞争性市场中，市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解决供需失衡；（2），在非竞争性市场中，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将以租金的形式产生（包括地租和经济租金——《资本论》第3卷以大部分篇幅对垄断产生的经济租金进行了分析）。也即是说，马克思并非无视市场或供需平衡，他只是想分析供需处于平衡时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或者确切地说边际主义经济学对供需关系的分析，并不一定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反——这取决于其整体框架的其他特征。正如下文所示，这一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进展，这仅仅是因为马克思所分析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就有必要回顾李嘉图和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马克思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亚当·斯密

 

矛盾之处在于《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与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均毫无疑问同为经济学经典著作，但后者的传阅度比前者更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读过《资本论》，而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读过斯密的《国富论》。

 

尽管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没有看过斯密的《国富论》，但马克思却用心品读了这部作品，他对此的笔记和评论长达数百页。事实上，斯密相当一部分的分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与斯密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唯其如此，才能看清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马克思的观点比边际主义经济学更接近斯密的观点。

 

马克思与斯密

 

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第一句话明确指出： 

 

“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按其一贯说法来看，他作品的其他主要结论都是依据此话推导而来。马克思在他最初的作品里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仍沿用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法，但在其后期的作品里，则用“劳动社会化”23或“社会化生产”24，取代了“劳动分工”，但两种说法可谓异曲同工。当然，马克思把劳动社会化 /劳动分工视为最重要的生产力，以及把提高劳动社会化程度视为人类进步的最重要来源，正如他指出：“劳动分工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25

 

如下文所示，马克思与斯密的经济理念并非彼此互不相干，而是不约而同地阐释了劳动分工 /劳动社会化细化所带来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家，或者确切地说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很难领会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从未读过《国富论》，也不知道马克思在其后期的作品里用“劳动社会化”取代了“劳动分工”。但正如下文所示，马克思的分析是在劳动分工理论之上发展而成，这令任何从未读过斯密作品的人都能了解这一过程。因此，下文将对斯密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的分析。

 

马克思对劳动社会化的分析

 

斯密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劳动分工的人，他的才华在于他是第一个阐明其影响的人，从而创建了现代经济学。如下文所示，虽然马克思纠正了斯密的一些错误，但他并未改变斯密的基本结论——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马克思的才华则在于他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而且他的说法比斯密的更易令人明白。

 

事实上，认为“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斯密与马克思是对立的，以及两者阐释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遗憾的是，只有那些从未读过斯密巨著的人（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才持之以恒地坚持这样的想法！正如下文所述，与边际主义经济学相比，马克思对经济动态的分析更接近斯密的分析。

 

劳动社会化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在论述马克思对劳动社会化的分析之前，有必要了解它们所带来的重要意义。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细化意味着每个生产者，即作为生产消费者的每一个个体，越来越依赖于他人的生产。更具体来说，这意味着：

 

· 其他人的生产在单个生产者投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间接投入（其他人的生产）相对直接投入（单个生产者的生产）有所增加。经济学对此有不同的表述，比如流动资本/中间产品的作用呈上升趋势，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劳动力技能（即教育和培训 ）的作用呈上升趋势，技术研发占经济比重呈上升趋势，但它们只不过是体现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细化这一重要过程而已。

 

· 每个国家都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生产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这形成了习近平主席频频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劳动社会化呈上升趋势这一过程的分析到此就结束了。正如马克思与斯密指出，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细化具有诸多意义。对于马克思与斯密对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的详细分析，有兴趣的朋友请查阅拙著《 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与拙文《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可以很好的诠释亚洲的增长？》。因此，下文将仅就此进行概述，以及就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做出结论。两种结果均将显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具有优越性，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理论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

 

根据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是发展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市场越大，劳动分工细化程度越高。正如斯密将《国富论》第三章的标题起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因为最大的市场是全球市场，斯密是全球化的明确支持者。众所周知，他曾猛烈抨击贸易保护主义。

 

 

视频截图 阿尔法小分队科教组

 

马克思完全支持斯密的分析，这为他自己的理论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他先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部分篇幅里，引用斯密的劳动分工这一说法，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基于此，值得详尽地引用马克思的分析，因为这有助于表明，马克思的观点源自斯密的分析。确切地说，如下所示，马克思的劳动分工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这一观点，源自斯密的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设想：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的土地）。

 

在早期阶段：

 

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了。26

 

马克思接着分析道，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在每个领域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新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务农生活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的入侵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而这个地盘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也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27

 

这一过程反过来促成资本主义和现代机器生产的兴起——首先是纺织工业发展起来，它最终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核心产业，使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

 

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

 

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在乡村中附带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除了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继续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被用来供应整个国内市场，通常还供应国外市场。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能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特性，它抵制行会的束缚。因此，织布业多半在没有行会组织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

 

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28

 

根据劳动分工呈上升趋势的分析，马克思得出了著名结论——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这一结论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得到了重申：

 

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与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9

 

马克思的这些构想是以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并促成他后期的作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问世。

 

这些构想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并不反对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相反他的理论是源于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而成。马克思根据斯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斯密从未实现过，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斯密的分析并不是对立的。相反，可以说，马克思是斯密的继承者。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从未真正读过斯密的《国富论》！

 

基于这样的基础，马克思强烈支持全球化，就如斯密一样。例如，马克思曾猛烈抨击过十九世纪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实证研究证明，经济贸易的开放性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正如第三部分将要分析到的，两者之间这种极强的相关性，体现了国内劳动分工与中间产品/流动资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表明，马克思/斯密对国际劳动分工起到重要作用的分析，得到了当前众多实证研究的充分印证。此外，正如上文所述，1929年后苏联经济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国际贸易参与度极低，这意味着苏联自绝于广泛地参与国际劳动分工。这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的是，支持全球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这是改革开放名称的由来。从十九大报告内容看，中国将进一步支持全球化。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对全球化的解读非常明确，他说：“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30 他的这一立足于改革开放框架的说法，显然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与1929年后苏联所推行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根据马克思/斯密的分析，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是最重要的过程，它蕴含的意义必然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比如，十九大报告内容强调，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基于此。

 

这特别在习近平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基础之一里得到了体现。这一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成，对全球事务做出了非常理性的分析。习近平在2017年1月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发表了相关主旨演讲，其所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其中甚至包括对华态度强硬人士。

 

白宫前任首席战略专家史蒂夫·班农是反华先锋，他曾表示，“对习近平主席的达沃斯主旨演讲和特朗普总统的就职演说进行对比阅读是件有意义的事情。”31 《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近来指出:“特朗普总统决定出席今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前一年的论坛上备受瞩目，习主席在论坛上把中国塑造成自由贸易的旗手，强调`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这一观点深受听众欢迎。”32 此外，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还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共同撰写文章，试图提出一个能够取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正如上文所述，与自称为“经济民族主义者”的班农与奉行边际主义理念的麦克马斯特/科恩不同，习近平明确支持全球化。但支持全球化的外交政策直接与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有关。正如马克思/斯密的分析所示，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的优势在于，生产者能够在生产活动中通过沟通交流，实现比单独工作更大的产出。习主席也曾用 “一加一大于二”来形象地描述分工的优势33。 这种理念必然重创国际关系是“零和游戏”的理念。经济现实已经证明，国际关系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双边乃至多边的共赢。

 

当然，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弭矛盾，而是通过国际分工，让各个国家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实现繁荣发展的目标。大家只有互相依靠，才能实现繁荣，而这个过程，就是共同建设国际社会，也就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样性和平等性

 

这样的现实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劳动分工之所以能产生许许多多的好处，是因为参与分工的国家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如果彼此没有差别，分工的好处会大打折扣。当今世界的劳动分工必然是国际化的，仅凭一己之力实现发展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哪怕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也做不到。正如习主席所说：“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34

 

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另一个有力支撑。文明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助推器，而不是阻碍，所以不必担心。习近平曾在讲话中引用《三国志》名句“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来阐述自己对文明差异的看法：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源泉。文明只有特色和地域之别，文明的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不同文明之间应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动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35

 

中国外交政策一贯旗帜鲜明地支持文明多样性，中国从不强求一致，不会强求不同文化的一致性，自视优越，强加于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总而言之，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是在马克思与斯密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成，其深刻反映了国际劳动分工的互补优势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础，将推动各国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文明的多样性和维护国家平等原则。

 

要想充分理解习近平的思想理论，可以把他的观点和国际上的其他重要观点进行对比。在习近平达沃斯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之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在《华尔街日报》上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的行动和观点应该是获得过白宫认可的。他们在文章中声称，“世界不是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是各个国家、非政府行为体和企业参与并相互竞争以夺取利益的角斗场”，同时还强调“`美国优先’政策意味着美国将重拾世界领导权”。36 这是一种极度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理念，“烂国”（sh*thole countries）这种极为荒诞词汇的出现37便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世界并非一个全球共同体”这样的观点是直接立足于边际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边际主义经济学理念中，经济社会的最重要因素并非斯密/马克思所推崇的劳动分工/社会劳动化，经济社会只是由个体单位组成。麦克马斯特和科恩的出发点是再次声明，以及试图在国际领域捍卫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正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宣布道：“没有社会这种东西。 有的是个体的男人和女人。”38 因此，边际主义经济学理念及其结论，与斯密/马克思的理念是根本对立的。

 

这清楚地表明，习近平思想理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均源自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基于此，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甚至可以说，在西方各国领袖中，还没有人提出过与之对等的理论观点。因为习近平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宏观的经济基础到具体的国与国之间关系无所不包，能够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长远指导，并契合相关各国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是孤立割裂的，大到宏观战略，小到具体方法，都具有高度的连贯性和统一性。

 

注释：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4页。

 

13. 见马克思1875年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第85页。

 

14. 见马克思1875年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第86页。

 

15. 见马克思1875年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第86-87页。

 

16. 见马克思1875年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第87页。

 

17. 见邓小平1985年8月28日讲话《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

 

18. 见邓小平1985年8月28日讲话《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19. 邓小平1987年8月29日讲话《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20. 见邓小平1978年3月28日讲话《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21. 见马克思1867年所著的《资本论》第1卷第750页。

 

22. 见邓小平1984年6月30日讲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3. 见马克思1867年所著的《资本论》第1卷第750页。

 

24. 见马克思1867年所著的《资本论》第1卷第751页。

 

25. 见马克思1844年所著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11-228页。

 

26. 见马克思与恩格斯1845年合著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34页。

 

27. 见马克思与恩格斯1845年合著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34页。

 

28. 见马克思与恩格斯1845年合著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7-70页。

 

29. 见马克思与恩格斯1845年合著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4页。

 

30. 见习近平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本世纪初以来，在联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上互联网等，还将在2030年实现零贫困。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噎废食。”

 

31. 见罗伯特 · 科斯塔2018年1月20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班农称特朗普的讲话充满杰克逊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