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19日新浪网。

　　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中国需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采取客观评判标准是判断经济学是否符合国际基准的最重要方式。比如，衡量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外的影响力，就得得看他们的作品是否经常被翻译或者发表在具有更为广泛受众的国际媒体上，而非仅供业内专业人士阅读的学术期刊上。但我得说清楚，不能据此评判中国经济学家的优劣，因为我深知，中国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在西方根本得不到发声的机会。撇开习近平或邓小平等主要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在西方获广泛发表不谈，虽然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个别文章在西方偶有发表，但只有三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作品经常获西方媒体发表：林毅夫经济发展理论的著作有很多被翻译成英文或在西方发表；胡鞍钢也有许多著作在西方发表，尤其是他的以“绿色增长”为主题的作品在西方很受欢迎；余永定则因为屡屡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 发表金融类文章而广为人知。这三位经济学家所写的不同领域的作品都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准，由此引起了国际经济界的热议。但他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家。客观证据表明，西方对中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笔者认为，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家引起国际兴趣的原因是，现代最伟大的经济天才是邓小平，以及那些随他一起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人。这帮助中国取得了世界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速。相反，苏联遵循的90%的西方经济学家支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导致俄罗斯遭受了工业革命以来和平史上最大的经济灾难。但当笔者在邓小平110周年诞辰之际，为纪念他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将这位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时，中国一些人却对我这种说法感到惊讶。这仅仅是一种事实陈述，我并非说邓小平的最大成就就是经济学家。相反，他的最大成就是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的说法只不过反映了事实而已。中国一些人对邓小平和那些随他一起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反映中国存在认知落后于现实的问题，即中国一些人无法及时认识到中国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

　　本文节选自拙 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之第二十五章《中国梦，不是梦》，我在该章分析了源自于邓小平的中国经济思想已领先西方，以及中国缘何缺乏自信这个臭名昭著的问题的原因。事实上，邓小平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为中国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领先地位，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信

　　但这些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仅构成了中国广泛的社会政治心理的一部分，因为将要实现国家复兴的中国与所有那些希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人是相冲突的。因此，国家复兴与国家自杀间的冲突不仅牵涉外部，而且也遍及范围广泛的中国社会。反过来，这跟另一个更“抽象”但在中国俗称为“自信”的重要问题有关——虽然真正的问题更为复杂。事实上，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概念，与这个问题的核心直接紧密相连。

　　用更笼统的话来说，要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就有必要看看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亚洲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广泛比较亚洲各国后作出的直白评价。马凯硕还认为，这种趋势在中国之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为明显。但遗憾的是，这对中国国内也有所影响。因此，他得出更广泛的结论：

　　当我们年轻时，我们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当我们长大后，我们意识到西方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真经。

　　马凯硕指出，就经济而言，与旧观念截然相反的实际情况是，真正的趋势正转向中国，而非西方。林毅夫对此原因作了正确的分析：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20 世纪30 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20 世纪30 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成为了最大经济体。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如果说到2030 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简言之，就是这种东移到中国的转变实际已经发生了。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关于数学模型或者技术细节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经济学是有关正确理解何谓最重要的经济力量的学科，因此，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结构是重中之重。我在本书前文曾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建是实际结合了世界变化趋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与那些启动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人，是促使世界经济思想中心转移到中国的推手。

　　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说明新现实和过时的观念之间存在历史代沟。鉴于中国已创造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增长成就，同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定期授予一批中国经济学家——世界可能会为总是授予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感到无聊！与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相比，西方学者根本是微不足道。

　　其他国家应借鉴中国经验

　　这样的问题也直接关系中国的成就对世界的意义。中国所实施的政策是为实现其国家复兴服务的，而非为其他国家的利益服务。中国从未要求其他国家效仿其经济道路，而是不断强调每个国家应该寻找适合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刻理解、并且遵守最普遍形式上的经济力量。尽管其他国家无法全盘照搬，但我们应该明白，这个过程是具有普适性的。其他国家可以通过中国的经验发展自身经济。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如此，正如林毅夫指出：

　　一些人也许会认为，有13 亿人口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其表现是不可复制的。我不赞同这看法。只要能够善用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并提升国内企业，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有持续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同时大幅减少贫困的类似机会。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发达经济体。事实上中国对古典经济学的理解远比大多数在西方受教育的学者正确。在中国之外，这一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注意到。因此，尽管任何国家全盘照搬中国都会犯错误，中国经济影响力依旧会逐渐波及其他国家。（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