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9月3-4日在《G20: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第二届智库论坛》演讲内容的扩充版，刊于2014年9月2日观察者网。

 

      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世界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大国，国内生活水平也急剧提升。不仅如此，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也令人瞩目，远远胜过其他的主要经济体。从2007年第二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在这六年中，中国经济增长78%，而美国仅有8%。根据世界银行的界定标准，仅仅一代人，中国就从“低收入”经济体几乎完全转型至“高收入”经济体。

 

      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常被称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但历时30年的西方经济研究也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其实根植于普世的经济发展进程之中。进一步说，当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力量集聚在一起，共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特色”时，这些推动中国发展的力量，其实是贯穿世界经济发展运行之中的。

 

      西方对经济增长成因的计量分析研究进展，对研究中国有一定的关联。中国的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的经济腾飞是“不同寻常的”，不符合一般的经济理论。他们还认为，中国必须从依赖高投资高出口的增长发展模式转向依赖高生产率，或者说是依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经济增长模式。然而，这种经济学方法和概念事实上已经过时了30年，早被联合国、美国和经合组织弃用了。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指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通常分析时都略去土地不计）的投入量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通常是指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

 

      现代经济学认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包括中国，显著地受高投资和全球化的驱动，后者特指国际范围内的劳动力分工。这篇文章主要的目标便是，概述西方最新的经济学模型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文章首先会简要地介绍中国经济成就的特征，因为这些成就开拓了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含义；之后将分析西方经济研究是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

 

      这里特别要推荐一本书，新加坡经济学家姜明武所著的《经济增长动力:对亚洲经济政策的比较分析》（The Dynamics of Economic：Growth:Policy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in Asia），这本书不仅研究全球经济增长，也是同类书籍中研究中国和亚洲经济增长最为全面和深刻的书。

 

      估算经济增速要考虑人口规模

 

      自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成就。如下总结几个重要参数：

 

      下图所示的是处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初期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根本没有哪个经济体能与中国1978年经济开始持续快速发展时的人口相比，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2%，相当于美国或日本人口的7倍，经济“腾飞”时期的苏联人口的近3倍。

 

      中国单年经济增长率也绝对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国家。以国际可比价格，即购买力平价（(PPPs）计算，中国之外单年最高的实际GDP增长纪录是由美国在1999年创下的，当时其产出增长总额为5670亿美元。

 

      单年最高的产出增长记录则是由常被认为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实现，其产出增长总额为2120亿美元。但中国2010年产出增长总额高达11260亿美元。

 

      也即是说，中国单年GDP总额是美国的2倍多，日本的5倍。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事实上，由于使用了误导性的分类和国家排名方式，中国的变化规模一向被低估了，因为这种方式未将人口因素考虑在内。

 

      把人口不到4万，人均GDP高于中国的摩纳哥与人口分别为12亿和近2.4亿，人均GDP均低于中国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放置于同等位置与中国比较是有悖逻辑的。这只会弄混而不是弄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因此，要严谨计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必须要将人口因素考虑在内。

 

      根据世界人口计算，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不到1%的世界人口居住在人均GDP低于中国的国家——以当时美元汇率计价，74%的人居住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但到2012年时，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29%的人居住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51%的世界人口居住在人均GDP低于中国的国家（如图所示）。

 

      因此，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已处于世界的中上水平，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居住在比中国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果不做比较，就不会知道人类史上曾有如此大比例的世界人口生活得到改善。

 

      除了长期增长率外，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也远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成功得多。在2007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中国经济增长78%，美国经济则仅增长8% ——美国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国家。因此，中国不仅在长期增长率方面高于其他经济体，而且在短期应对危机时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经济规律和特殊国情矛盾吗？

 

      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速史无前例，它对经济学理论的启示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并不是没有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成功。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与普适的经济理论的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到底是全盘特殊，还是建立在全球都起作用的经济力量之上？如果无一例外都是特殊的，就没有什么经验可供他国借鉴的了。

 

      一方面，中国坚持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中国有一套这样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比如“有中国特色”的政体，“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以及“中国梦”。正如邓小平强调的，“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

 

      林毅夫也在讨论经济政策的实践时强调：我们运用外国理论时一定要谨慎，因为先决条件不同，结果都会迥然不同。

 

      这种强调特殊性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不仅每个国家不同，而且每个国家自身在每个时间点也是不同的——特殊性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时间序列上的。不仅德国与中国不同，1949年的中国与2014年的中国也不同。正如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对特殊性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关系，邓小平有清晰的论述，他不仅谈到中国与众不同的特点，谈到“中国特色”，也说“我们努力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中国的整体特殊性和“普遍的”经济发展过程相互矛盾吗？如果矛盾，想用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便显得毫无意义，因为中国是完全特殊的，完全不受经济规律制约的。

 

      事实上，中国的独特性与其所受制的普遍经济规律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任何实际的经济分析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根植于现实。每个经济体的基本结构性要素（消费，投资，储蓄，第一产业，制造业，服务业，贸易，货币，等等）都具有普遍性，但这些普遍要素如何结合并相互作用，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来说，无论在时间还是地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国家可以照搬他国的模式。如果一国实施了另一国的政策，因为本国国情客观存在因而必然要铸成大错——两国彼此国情不同，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一国可以从别国学习，获得经验教训，就像中国所做的那样，它研究别国经济的构成，并分析这些构成要素又是如何在他国具体的形势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

 

      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精确地描述过这二者的关系，中国的政策是全盘特殊的，但它们同时也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运作。

 

      西方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现为了理解经济增长的普遍要素，以及它们在中国如何有机组合，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以下几点显得尤为必要：（一）、研究这些普遍原理和他们的运作规律；（二）、分析这些普遍原理要素在中国是如何组合起来的。

 

      然而，想要最为精准地分析这些“普适的”全球适用的要素，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近年来最新的有关经济增长的成因以及计量方法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近30年来，有关经济增长的成因计量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些进展现在已经正式被联合国、美国和经合组织采纳，下面简单总结一下这些进展：

 

      关于经济增长的成因和计量研究，理论上被称作“增长核算”，起初是由罗伯特·索罗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索罗提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两项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他的理论框架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其他要素可以继续加入。他的观点在当时振聋发聩，但也犯了两个错误，后来有经济学家对此做出了修正，这两处问题与经济增长成因分析直接相关，也与分析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腾飞有着重要的联系。

 

      首先，索罗并未将“中间产品”纳入他的研究中，而中间产品在量化研究中是尤其重要的。实际研究表明中间产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资本、劳动力、产量增长得都要更快，中间产品的增长是国内国际中劳动力分工不断加强的重要指标。

 

      第二，索罗的模型未将投资质量的改善和劳动力的提升纳入考量之中，出现了一个错误的推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种错误在中国也常犯。后来这一错误被纠正，更为准确的经济增长研究方法逐渐被美国、联合国和经合组织所采纳。

 

      以上修正不仅对于把握一般经济体十分重要，而且与考察中国状况密切相关。阐释中国经济增长中持续出现的许多错误，并非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所致，而是人们使用不准确的计量方法使然。在中国，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生产率，严格说来为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以下我会详细地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经济增长要素中，资本投入远比全要素生产率更为重要，而且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情况越是如此。

 

      以西方最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精准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完全遵循了一个可以理解的模式。也再一次肯定了邓小平的论断，即：中国走出了一条融合“中国特色”，又遵循一般经济规律的独特发展道路。

 

      中间产品投入对产出的贡献

 

      索罗忽略的中间产品这一要素，在随后的经验研究中被高度重视。研究表明，中间产品的增长，即日益细化的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中扩张最为迅速的因素。比如，通过考察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Dale W.Jorgenson（戴尔•乔根森），Gollop和Fraumeni三位经济学家发现：“中间投入是目前对产出贡献最大的增长要素。我们调查了45种行业，其中有36种行业，单单中间投入一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超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Jorgenson对美国经济进行细致的观察，他得出结论说：“比较中间投入和其他增长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发现中间投入是目前增长要素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中间投入的贡献率超过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以及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以上结论，下表罗列了索罗最初的增长核算范畴，即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另设一栏展示了中间投入的增长。如图所示，1977至2000年间，中间投入增长率的中值是美国GDP增长率的115%，大大高出其他投入。

 

      其他经济体也发现了与美国相同的结果，特别是中国。来看其他发展迅速的亚洲经济体：

 

      三位韩国经济学家Hak K. Pyo, Keun-Hee Rhee和 Bongchan Ha发现，考虑到原材料的中间投入，“韩国经济中，不同要素对于产出增长贡献率依次为：原材料、资本、劳动力、全要素增长率、能源。”

 

      台湾经济学家梁啟源，通过考察1981至1999年间中国台湾省26个部门的发展状况，在将中间原材料的投入纳入核算后发现，“原材料投入是1981至1999年间所有部门中对产出增长贡献最大的要素”。

 

      大陆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和孙琳琳，把1981至2000年细分为1984-1988、1988-1994和1994-2000三个阶段后发现，“中间投入增长是绝大部分工业领域中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

 

      劳动分工和中国的开放政策

 

      从全球性、普适性的经济角度明白了劳动分工的重要性，也就容易理解中国“开放”政策的意义所在。劳动分工并不纯粹存在于国内。全球化的核心趋势，诸如GDP中逐步增长的贸易份额，日渐扩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以及某些特定行业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都是逾益扩张的国际劳动分工有力的证据。

 

      这些事实是中国开放战略取得成果的原因。特别是，事实上的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中至为重要的量化因素，它直接决定发展战略的成败。

 

      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中最具分量的要素，分工的结果将助推全球化，使“进口替代”战略难以执行，进口替代战略一直是后发国家尝试建立自足型经济的主导形式。

 

      以上事实，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中出口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花更大力气促进出口，相反，中国应该努力通过贸易平衡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像大力发展出口一样扩大进口。因为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劳动分工的规模要比在自足型的国内经济更大。只有大规模导向的出口与同样强势的进口并重，才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劳动分工中获得的优势。基于此，坚持出口推动经济的意义不可小视，这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效率和生产率。

 

      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即越是外向型的经济体，越是能够取得显著、真实的GDP增长。这些都验证了出口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中国摒弃“进口替代”战略是其经济政策的首要特点。

 

      中国“开放”政策的成效显而易见，无需赘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要高于美国。鉴于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可以与日本来进行比较。

 

      如图所示，2012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7%，而日本和美国分别为15%和14%。由此可见，中国出口在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在贸易上比美、日都更为开放，使得中国在高速增长方面比美、日更具竞争优势。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也比许多其他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发达经济体更像投资拉动型经济

 

      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资本投入是继劳动分工后第二大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这与研究中国和普适的经济增长紧密相关。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国内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出现了很多混淆。人们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增长中最具份量的要素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不是资本投入，而这已被现代经济学研究证明是错误的。

 

      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因素，它显著超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发现不仅适用于中国，同样也适用于所有高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亚洲是全球唯一一个只靠一代人的努力就从贫穷飞跃至富裕的地区。因此，研究 “亚洲奇迹”的成因不仅对于中国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意义非凡。

 

      用最新经济学方法对亚洲崛起的研究，成果卓著，这对于中国经济腾飞的成因分析提供了帮助。从“开放”的特性中不难看出，继全球劳动分工之后，亚洲经济走向繁荣离不开投资的巨额积累这一重要原因。姜明武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目前研究亚洲经济增长最全面的书，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

 

      “就经济增长而言，资本积累是……发展中亚洲经济增长领先世界其他地区的基本动力”。在成功的亚洲国家中，无一例外。“密集的资本投资推动快速增长的模式……长期不变，并且根据规模、位置和发展水平，逐渐演绎出不同的经济类型。”

 

      中国的资本投资占经济增长54%，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也超越了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代的投资占比。在解释亚洲经济增长发展领先于先进经济体发展的原因中，超高资本投资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且其贡献率几乎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两倍。亚洲模式中，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远远高于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果与美国的Jorgenson等经济学家在美国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因此，高额资本积累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正是“亚洲奇迹”中的典型例子。它清晰地显示了，在中国，各生产要素的结合如此独特，并且不断创造着“中国特色”，但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驱动力又是具有全球普适意义的。就像姜明武所说：“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快速扩张，比如在1990年至201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中国就是如此。”

 

      与此同时，姜明武还给出具体的统计数据：“在1990-2010年间，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增长了14.9%，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球的份额也增长了29.1%……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增长了10.1%，其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球比重增长了24.7%。”

 

      是投资推动了中国及亚洲经济走向繁荣，明白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现代计量经济学告诉我们，世界经济范围内，投资是继劳动分工/中间产品之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姜明武还在他的著作中写到，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并不仅仅对亚洲重要，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很重要……这一增长源泉不仅对人均资本存量低的发展中国家重要，对人均资本存量高的发达国家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在G7经济体中，有形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来源，同时，对任何阶段的任何国家而言，资本投入的贡献都超越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东亚经济的繁荣， 其具体特征并不是投资导向模式，而是中国所能调动积累起的巨大投资数额。探究经济增长原因的权威学者戴尔·乔根森，曾推动美国、经合组织以及联合国，改变了其官方测量经济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方法，他在介绍姜明武的研究时写道：

 

     “亚洲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成果，它创建了一种建立在全球化，与资本长期累积之上的新经济增长模式，这里的资本包括了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

 

      对亚洲的研究也应正了之前的研究结果——当一个国家向先进经济体发展的同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增长。这的结论在以下的表格中会有所展示。以国家经济发展升序排列，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比例在非亚洲发展中国家为50%，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为55%，而在发达经济体则高达57%。因而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比发展中国家更像投资拉动型经济。即当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迈进时，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增加。

 

      中国和西方两种增长战略

 

      上述事实对中国以及一般经济体增长都有重要意义。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率是微乎其微的，成熟经济体中这个比率仅有11%，与57%比重的资本投资的贡献相比，全要素生产率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因此，任何主要依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经济增长计算方法的更新，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已经被世界最权威的统计机构采纳，并且确认了这一发现，即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贡献远大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中国，当你发现那些已经被官方颠覆的经济增长测算方法仍在大行其道，而且仍旧有人声明全要素生产率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让人震惊。

 

      这些当代经济测量方法和经济增长研究的进步，以及中国和亚洲经济的增长实践，清晰地展示了两种发展战略的区别，解释了为什么相对于中国和有活力的亚洲经济体，西方经济体增长缓慢的原因。两种战略之间的区别已经为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一种战略，事实证明，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资本和劳动力积累（要素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TFP已经被证实没有要素积累那么重要。这样的增长策略被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所采用。

 

      如这些事实所说，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合理的TFP的增长率，其根本是确保参与国际分工及生产要素的调动（资本与劳动力），处于特别高的投资水平之下。

 

      由于和生产要素的增长相一致，这一战略，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快的人类生活水平的增长，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让一个原先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享有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准，使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的边缘进入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

 

      另一种策略的构想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积累对增长的重要性不如TFP。这种策略普遍被发达经济体采用，并且伴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经济衰退。Jorgenson提到：“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策略强调创新，这种做法在过去十分恰当，但是忽视了人力和非资本领域的投资，导致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持续下降”.

 

      第二种战略的失败不可避免的，因为TFP的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不同战略的分析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政策：

 

      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之后，如果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是要素积累，那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促进要素快速增长，包括高储蓄率（金融资本投资），扩大劳动力参与率市场（因为这增加劳动力供给），提升教育水平（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而增加劳动力收入）等政策。维持合理的TFP增长率很有必要，但是定量来说，并不如促进要素积累那么重要。正如姜明武所总结的：“亚洲经济体发展模式的秘密不是依靠获得很高的TFP增长率，而是维持合理的TFP增长，因为密集地调动要素投入需要很长的周期。”

 

      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不是唯一存在于亚洲,也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如同Jorgenson、Siroh、Oliner和Sichel所发现的，对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来说，资本投入是最重要的来源。这种增长来源不仅对人均资本存量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对人均资本存量是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也很重要。即使是对G7国家来说，有形资产投资也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来源。在任何国家任何一个阶段，资本投入的贡献都超过了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事实上，在先进的经济体中，TFP增长偏低。经济越扩张，要素调动尤其是投资的调动就越重要。

 

      与此相对，如果错误地认为TFP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会采取政策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积极地增加要素积累（高储蓄率、扩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等）。

 

      事实证明，近些年来发达国家不重视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发展，造成的后果就是，由于TFP对经济增长贡献太小，以至于无法支撑经济增长。

 

      这种不可避免的后果，Jorgenson也提到过，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成功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证明了中国政策组合的优越，同基于TFP增长（创新、创业）战略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Jorgenson指出：“经济评论员们，尤其是亚洲之外的经济评论员，一直不愿认可产生于亚洲的经济增长新模式,因为这意味着承认西方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败。”（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