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本文刊于1月16日新华网。

2020年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2020年将有多方面因素助推我国经济稳中向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兼顾需求管理，各项政策将协同发力，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量和质的统一。

新华网：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应如何把握好平衡？

刘伟：对于此次提出在经济增长的量与经济发展的质之间的协调关系，实际上是个讨论很久的问题，而当前更加凸显，或者说人们对此的关注程度更高了。

量的增长，从其特点来说，带有总量、需求管理、短期增长调控的性质，因为其直接涉及的政策更多在于宏观经济总量方面，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必需的区域性发展政策、就业政策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而在这方面最主要的目标，是通过上述政策协同发力，在总量上的几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建立起协调、有效、内在、有机的联系，形成稳定合理的架构。比如说，确定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多个宏观经济指标相联系的。确定合理的增速上限时，要充分考虑到控制CPI政策目标的位置。这是因为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了经济增速与通货膨胀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速越高，通货膨胀率就越高。而在确实合理的增速下限时，须考虑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所能承受的失业率压力。

围绕一系列指标的协调要求，实际上也就内生、自动锁定了相应的宏观政策目标。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相应传导机制的调整，以及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等方面调整，就影响到总需求，令总需求的变化增长处于可控、稳定的状态中，使得经济既不过冷，也不过热，整体波动情况处在在合理范围之内。

质的提升，则是针对深层次、结构性、中长期问题，实际上是将一系列短期调控过程累积起来，以“钉钉子精神”形成连续发力，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下去，我们已经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巩固已取得的成效，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同于需求管理影响的是市场消费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更多的是生产者，即通过制度改革从微观层面影响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从中观层面影响产业，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从宏观层面影响国民经济供给体系，增强多层次多样化供给能力，畅通国民经济的整体循环水平。

由此可见，克服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需要宏观政策合力支持，但更重要的是需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我理解量与质二者的统一，实际上就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的结合，短期增长和中长期经济发展之间的结合，把这几个方面协调起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相辅相成、不可替代、不可割裂。

新华网：2020年会有哪些积极因素推动我国经济稳中向好？

刘伟：首先，对于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态势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2019年的经济增速下降幅度有可能达到最近十年的年平均数，而我们当前还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要看到经济运行趋势性、阶段性的情势存在，但不必太惊慌。从短期或者说从需求侧来看，我们觉得有一些因素在2020年会起到积极作用：

一是库存量。经过近年来强调落实去库存工作，2020年企业（补库存）的需求有望增大；

二是杠杆率。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去杠杆力度，意味着适度加杠杆的能力趋强，这也将促进投资需求；

三是地方债。为防范化解风险，各级政府强化地方债管理，而在度过地方债偿债高峰期后，压力有所缓解，将为2020年地方政府进一步拉动投资增大空间；

四是消费空间。我国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内需消费市场，在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各领域的消费潜力巨大；

五是“四新”即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虽然略有放缓，但效率稳步提高，利润率提升。从数据看，一些新兴产业盈利水平的提高幅度都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国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带来新动能，也为其进一步扩大吸纳投资提供了新机会；

六是房地产。房地产已经到达一个底部运行的区间。在今后新一轮增长中，考虑到一些地区差别，特别是一些刚性需求，市场进入到更加健康发展的阶段完全是可预期的。

而从中长期来看，我觉得主要是制度红利，也就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这种制度创新的红利，将进一步发挥出我们的制度优势，带来的作用会更大。

新华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具有哪些深意？

刘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重在进一步提高政策效果。此次会议要求的“大力提质增效”，意在着力提高财政政策的兜底功能，突出财政政策的结构效应。货币政策的效果往往更多体现在总量上，结构性发力不是不能，但相对来说难度较大。而财政政策是可以加强针对性、提高有效性的，须做好重点领域保障。至于财政政策的力度，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中的。

我们一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次加了“灵活适度”，实际上就是要保证经济增长和流动性充裕程度之间的匹配，依据情况变化，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我个人认为，其实从配合经济增长来说，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有两个可供考量的角度：一是从总量上考量广义货币M2是不是要继续盯住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是否存在有所松动的可能性。我国过去一直讲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但面临变化也就是如果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区间，有需求、供给、周期性、趋势性等多方面因素推动，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长率，这时的政策就需要把实际增长率往回拉。要遏制趋势，就需要更为灵活的政策。

二是从结构上要考虑到实体经济与市场变化，是不是要在不同主体之间采取一些非对称性的措施呢？比如说非对称的信贷政策。对称性的信贷政策，指的是对企业与银行的利率是一致的。如果发现PPI在下降，意味着工业制造业的厂商利润、盈利能力、偿债能力都有所下降，承受压力也在增大。一些非对称的政策安排，能够为实体经济增加一些利润空间，帮助其提高自身积累能力。

新华网：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有哪些着力点？

刘伟：关键在于把制度在具体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落实好，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稳定民营企业的预期，保障民营企业的权利，确实使得民营经济的投资环境持续改善，投资信心持续提升。这其中有三个导向很重要：

一是市场化。即通过市场规则来促进市场秩序规范，为民营企业营造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是法治化。对于市场竞争主体的权利，法律上要保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竞争主体的竞争权利、自主权利要是得不到国家层面法治保护，就谈不上稳定的预期和积极的投资行为。同时要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三是国际化。企业必须在多方面提升自身竞争能力，封闭发展一定没有出路。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凝聚智慧的“中国方案”，也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多“走出去”的机遇。而且伴随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我国民营资本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国际上的被尊重程度也与日俱增。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导向，在投资、信贷、财政等政策配套支持下，加之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完善，将营造出更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