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刊于2014年9月22日国际金融报。

 

　　工作日午后的北京长安街写字楼泛着金光，来到采访约见地点时，已近下午5时。在那里，《国际金融报》记者见到了尚在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的伦敦市前副市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John Ross）。虽然隔着玻璃窗，记者却可以感受到他高亢而激昂的语调，似乎像是在发表演讲，当他看到记者时，便立刻脚步咚咚咚地走出门外，打招呼说稍等片刻。正如在《唐顿庄园》中的英国绅士那般，礼貌之外又添了几分谨慎和认真。

 

　　似乎还未从刚才的“激昂”中缓过来，面对记者，罗思义开门见山地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访谈便从各界最关心的中国经济展开。

 

　　在罗思义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飞速发展，依靠的是高资本积累模式。而现阶段的中国要想继续保持高增长模式，依然要加大资本投资，也就是说要从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预算三方面入手，提高国家储蓄总值，从而保证较高的资本投入到经济运行中。

 

　　五年后成最大经济体

 

　　当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靠创新来驱动时，他认为经济发展靠的是高资本的积累，当其他人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特色”时，他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普遍的经济规律。中国将在5年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成就毫无疑问乃世界之最、中国对世界的减贫贡献率达100%，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乐观评价，很多人认为这位英国公知在帮中国“说好话”。

 

　　罗思义告诉记者，他和中国经济的缘分已经有35年之久。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就对中国的经济形态感兴趣，当时他主修的是国际经济专业，关注国际经济发展动态，自然就对1979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1年，他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经济改革在中国大获成功，俄罗斯却失败了》的文章，而这篇文章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解了中国会成功，而且必定会成功，才真正对中国经济感兴趣”。

 

　　2000年，罗思义被邀请担任伦敦经济和商务政策顾问，这个职位相当于中国城市的副市长。在此之前，罗思义一直在做自己感兴趣的投资咨询工作。罗思义表示，他最大的兴趣在于通过研究数据，对经济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就像当时预测俄罗斯经济会面临失败，中国经济会成功一样，数据分析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直喜欢用数据说话的罗思义幽默地对记者说，“1975年我用于思考中国的时间仅为1%，1979年经历过改革开放则变为2%，1984年则变为15%，而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对比研究后，我思考中国的时间在1991年占到33%至35%。现在来到中国做研究，思考中国的时间则占到了一半。”对中国经济的浓厚兴趣驱动着罗思义和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2008年副市长任期结束后，出于对中国经济的情有独钟，他来到了中国，先是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现在则是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的研究员。

 

　　罗思义对记者表示，“作为西方的经济学家，我对中国经济非常了解，也非常了解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我相信两方面的知识相加会大于三。我想和中国经济学家合作，如果把两方面的知识结合会产生更好的结果，那些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我喜欢学习，也喜欢在这里工作，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之一。”

 

　　生活水平增速最快

 

　　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验证了1991年罗思义所做的经济判断，同时俄罗斯现在面临的经济困境也应验了。不同以往的是，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罗思义却依然信心满满地作出判断，“中国将在5年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当记者谈及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时，罗思义却相当严肃地表示，“不！我是现实派，我认为乐观和悲观都是不好的，只有现实是好的。”

 

　　根据罗思义的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最简单的指标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无论是教育、交通、就医等各方面中国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而且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罗思义非常激动地表示，“这是荒谬的！中国不仅消费增长速度世界最快，同时其人均预期寿命还显著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这些事实证明，中国已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平增速最快的国家。”

 

　　罗思义喜欢用数据和各种经济学指标说话。当问及为何说明中国经济如此成功时，罗思义拿出了他做研究的两个指标，一是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二是人均预期寿命。

 

　　“关于中国最不正确的说法之一就是，中国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增长缓慢。”事实上，中国消费增长速度与任何国家相比都是最快的，无论是在居民消费方面，还是包括如教育和医疗等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政府消费方面，中国的消费增速几乎是美国的3倍。

 

　　此外，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和其人均预期寿命长度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6位，但预期寿命排名世界第75位，也就是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就其经济发展水平预期的寿命。

 

　　在西方的经济学家中，大约有33%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是成功的，这不是大多数，但也不是很小的比例。看好中国经济的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表示，自2007年以来，如果计算商品零售数据的话，中国的消费者对全球消费的贡献已经超过美国消费者。

 

　　“那么2/3的人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呢？”罗思义表示，是因为他们用错了经济理论。在中国，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创新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他们没有看到投入才是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增长要素中，资本投入远比全要素生产率更为重要，而且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情况越是如此。

 

　　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提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两项投入，资本和劳动力。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例如知识、技术等创新引起的增长，这种增长通常被称作全要素生产率。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分析经济增长原因的重要工具。然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尔·乔根森、Gollop和Fraumeni 3位经济学家通过对美国45种行业的调查发现，其中有36种行业，仅中间投入一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超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投入成为经济增长要素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工具似乎变得“过时”了。

 

　　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率是微乎其微的，成熟经济体中这个比率仅有11%，与57%比重的资本投资的贡献相比，全要素生产率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因此，任何主要依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投资不足成难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也加入了全球化的步伐，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由于在技术创新上处于先天的弱势，一直被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

 

　　自去年年初伊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雾霾天气，长时间大范围雾霾天气已影响17个省（区、市），受影响人口达6亿，北京地区尤为严重。有观点称，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一味追求GDP而罔顾保护环境，依赖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已经把“中国模式判了死刑”。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在环境污染面前失去了说服力。

 

　　对此，罗思义表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果将现在北京的雾霾与1952年伦敦事件做对比，伦敦的污染程度将会更甚。

 

　　19世纪，英国进入工业急速发展期，伦敦工厂所产生废气形成极浓的灰黄色烟雾，造成多达1.2万人因为空气污染而丧生。此后，英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在城市外围进行大面积绿化。伦敦解决最危险的污染问题花了10年时间，彻底解决烟雾的污染用了20年。

 

　　“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制定了很好的环境治理决策，污染问题在十年内就可以得到解决，比如现在北京的雾霾。”

 

　　除了环境问题外，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房地产低迷的现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房地产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25%，对GDP直接的贡献率在12%-13%之间。房地产投资下滑会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经济还可能会出现硬着陆，从而波及到贸易、制造业，甚至银行业。

 

　　有观点称，中国现在的房地产泡沫很像2008年的美国。对此，罗思义表示，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虽然中国的房价和美国的房地产危机很像，但中国房地产行业现在的问题根本没有美国那样严重。

 

　　“我观察中国政府政策长达35年，中国政府制定的决策也有失误之处，但是要一直保证政策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准确地判断经济，它太复杂了。就像GDP的增长没有人会预测是7.2%或是7.5%，但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到底是5%还是7%。”罗思义表示。

 

　　经济下行压力下，我国也开始启动诸多改革措施。与市场接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成为这次改革的重心。在国企分类改革的思路下，混合所有制成为国企改革的大趋势。而罗思义表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主意。”

 

　　罗思义解释，由于改革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都是国企，国企大多具有垄断的性质，但也有更多的兼容性，相对于私企来说具有更多的资源优势，如果国企过多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将私企赚的钱放到公共部分，将会把市场价格提高，那样将导致很坏的结果。

 

　　而谈及金融改革，罗思义表示，银行只是提供借贷业务，不提供生产，也就不会产生资本积累。虽然私有银行的发展让中小企业更容易借到钱，但私营银行主要是投机行为，如果他们变得强大，将会对国家的金融体系产生坏的影响。在国外，私人银行是相当危险的，这也就是说私人的银行必须保持小的规模，但如果是小规模，就不会很重要了。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调整阶段，罗思义分析称，中国经济增速变缓的原因是因为投资变少，以前固定资产投资占25%，现在只占17%。“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国家储蓄总值，也就是可用于投资的资本总量”。

 

　　国家储蓄总值包括3种类型，一是居民储蓄，二是公司储蓄，也就是公司盈利，三是政府储蓄，其实指的是财政预算，财政预算是负值。如果将三者综合起来，你就能得出国家总体储蓄水平，从而保证较多的储蓄可以用作资本投入。

 

　　应向富人征税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夏季达沃思论坛上提出的创新、改革、开放、环保、城镇化5个关键词汇引发舆论关注。从国际化经验来看，无论是治理环境污染，还是推进城市化的进行，都意味着更高的政府支出。

 

　　按照罗思义的研究，提高国家总体储蓄水平，就能够保证更多的资金用于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变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来源于税收的政府投资变少，二是来源于公司盈利的个人或企业投资减少，征税太多，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预算，所以国家总体储蓄减少，投资自然就会变少。

 

　　不足为奇的是，欧州国家的政府支出占其经济比重已远高于中国。2011年，欧盟政府支出占其GDP的49.4%。而如里根那样曾用长篇大论强烈反对州政府支出的美国总统，其任期内比重也从23.5%增加至25.0%。而中国的政府支出所占比重却相对较少。

 

　　中国是一个高税率的国家，为政府支出扩张融资必然也会意味着税率的大幅增长。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作为政府税收来源的企业，已经担负着过高的税率，盈利空间狭窄，而在将居民个人收入作为税收来源的部分，又面临着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问题。

 

　　那么怎样提高国家总体储蓄水平来保证政府支出以及更多的储蓄可用于投资呢？罗思义表示，首先公司应该要快速地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大的盈利空间，虽然这个过程会比较难。中国在十年时间就有了华为、海尔、小米等世界品牌，我们应该保持信心。其次，在短期内，政府需要投资更多，政府应该向富人增加征税，这样政府的预算在GDP所占的比例就会减少，企业的盈利空间就会增大。

 

　　向富人征税，已经成为各国缓解贫富差距阵痛的药方。然而这种“劫富济贫”的措施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奥巴马的“富人税”在国会中碰壁难产后，日本政府又向富人“拿起了刀”，此外，英国、法国也向富人征税来缓解财政压力。

 

　　业内人士称，中国10%的社会上层其财富份额占到总量的70%，那么在贫富差距严重的中国，征收富人税到底可行吗？罗思义表示，这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这样去做。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对富人征税非常低，在国外有遗产税，在中国对于财产没有所有权，因而有很大的实施空间。

 

　　美国经济将衰落

 

　　放眼世界经济，欧洲的经济增长近乎停滞，美国经济也增速放缓。在罗思义看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战略强调创新，这一战略在过去十年也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但由于忽视人力和非人力资本投资，将导致其经济增速继续下滑。

 

　　面对经济停滞，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罗思义表示，欧洲央行误把问题的“果”，即银行贷款额过少，当成了问题的“因”，想要摆脱困境，就应该从因果链的另一端开始做起，即增加投资，最终对私营企业造成影响。

 

　　美国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货币贬值、资本外逃、股价下跌等不良反应。业内人士称，美国QE退出，将会使得人民币出现贬值，继而冲击国内楼市。然而罗思义却坚定地说，美国经济将会出现衰落，对中国经济不会产生影响。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保持了长期增长率，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远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成功得多。在2007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中国经济增长78%，美国经济则仅增长8%。

 

　　据了解，罗思义撰写的一本关于中美经济研究的书《崛起的中国，衰落的美国》即将出版，全书将分为三部分展开：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崛起？为什么美国经济会衰落？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保持较高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保证用来支付投入的储备保持在较高水平。”罗思义解释说经济的增长，需要有很多的储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东亚经济的繁荣，其具体特征并不是投资导向模式，而是政府所能调动积累起的巨大投资数额。

 

　　与此相对的是，如果错误地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会采取政策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积极地增加要素积累（高储蓄率、扩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等）。事实证明，近些年来美国不重视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发展，造成的后果就是，由于TFP对经济增长贡献太小，以至于无法支撑经济增长。“如果美国不重视资本投入和劳动力发展，结果将会更糟”。（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